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正是这样的人。他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但在电影里扮演的是除暴安良的弱势群体的英雄，于是被人民选为总统。但他就任不久就原形毕露，在2001年被控“盗国”等贪污罪行，被“人民力量”撵下台。2013年5月14日的选举中，他居然卷土重来，获选为首都马尼拉市市长，掌管160万人民的命运！
2013年5月20日，美联社、彭博新闻社发表一篇政治特稿，指“在菲律宾，家族垄断国家政治”。特稿引述研究王朝政治的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经济学者孟多扎（Ronald Mendoza）的话说，“我们说我们有民主，但其实人民没有多少选择……实际政权已被（几个家族）垄断了”。菲律宾下议院每10个议员中，有7人属于政治王朝的成员；在上议院的王朝成员则高达80%。孟多扎和其他政治分析家认为，菲律宾的王朝政治现象缘于人民普遍贫穷，官员普遍贪腐及传统的官官相护文化。
这些所谓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治国与问政能力可想而知，实现良治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办得到的事了。新加坡的政治不容许任何品格有瑕疵的人成为国会选举候选人，就是为了阻止不称职者染指攸关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政治权柄。即便对候选人的资格如此严格把关，还是发生了包括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内的因违反新加坡政治文化的言行举止而被检举的事件。
在中国，基层民主选举也出现不民主的现象。2012年2月4日，前总理温家宝在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任副总理）的陪同下，到广州江高镇水沥村与一些村民座谈，了解村民对于换届选举与农村建设的意见。一名村民在座谈会上直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在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还有“拳头比较硬”的人对村民选举有影响，不能把真正优秀的村民选进（领导）班子。
温家宝听后表示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委会村民直选，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来破坏和干扰选举的行为，要依法、依纪处理。最基本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李光耀不认为西方式民主能在每一块土壤上茁壮成长，“在一个没有自主政府的历史或传统的国家，自由选举不是迈向民主社会的最佳起步。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选举只是让人民发泄对现有政府的贪腐和无能的不满，把反对党选进国会，无论那是怎么样的反对党。巴勒斯坦地区的哈玛斯正是因此而获选执政的。比较好的做法是：先致力于教育、解放妇女和创造经济机会。接着专注于执法、强化法庭的独立性，建立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这样，自由选举才能带来较好的民主秩序”。
（二）先发展经济后民主
李光耀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有健全的经济发展，人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后，才可能有民主。他说：“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未为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本身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稳定与纪律。什么是好政府？这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
1.对抗性两党制的弊病
此外，李光耀也指出，经常更换政府的国家政局不稳定，“西方人说必须有多党制才算是民主。你必须有A党进，B党出，B党进，C党出，这样才对国家有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样不可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政府更换像进出旋转门一样频繁的国家，对立派政党和支持者都忙于政治抗争，往往造成政局不稳定，令长期投资者裹足不前，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2011年8月，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选出全球拥有“最恶劣议会”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台湾和比利时都上榜。该杂志认为，世界“无能议会”的共通点，就是“荒谬的党派主义”，并认为其实美国国会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当年的债信被降到AA+，国会的错要占一半以上。
《外交政策》提起中国台湾“全武行”的“立法院”里的打架闹剧不仅“司空见惯”，甚至已经“国际驰名”了。它认为，中国台湾“立法院”比起议政活动，其实“肉搏战”更出名。此外，在党和党之间，与其说是政治伙伴，倒不如说是冤家，所以很难找到合作事例。
至于日本，《外交政策》评它的国会是“无能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日本国会是精英行政官的隶属机构，它所要做的事情仅通过表决赞成官员事先决定好的法案；从2011年‘3·11’强震发生后，以及福岛核电厂事故处理过程即表露无遗。”
比利时议会也被《外交政策》选为最恶劣的议会之一，因为在2010年6月13日大选结束后，该国一直未能成立新政府，无政府状态已经维持了14个月。这是因为各自使用不同语言的弗莱芒区（荷兰语）和瓦隆区（法语），为了各自地区的利益未能达成统一。民主选举并未产生有效的政府治理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觉得“单靠选举并不能产生民主制度”“多党制并非民主制度之必需”。
2.西方民主观念非放诸四海皆准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不认同对民主采取单一尺码（One size fits all）。他认为，新加坡其实在实践国会选举民主，在保留民主的精神与精华时，也考虑新加坡的国情、法规、独立的司法制度、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负责任的传媒以及尊重人权。这些都是民主的首要元素。他认为，民主不应该过早地强加给未具备条件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的民主观是一脉相承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说，亚洲国家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与媒体模式，“盲目地引进他国的制度，东施效颦地植入本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将是得不偿失”。他认为：“亚洲的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几个国家经历了政权的替换——从强人领导与集权制度变成较多元的政治景观……西方观察员有时视之为民主化与进步，但这仅是一种看法。其实，现实情况往往跟西方形式（Forms）与模式（Models）有很大的差别。”
他指出，亚洲国家仍然在摸索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各国所采取的制度必然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亚洲国家必须寻找适合本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制度。这制度能够产生有效和诚实的政府，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工作和繁荣。“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不会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它不会焦虑地等待西方人分发的（中国民主进展的）成绩表。由于中国的社会正在改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政治上它将逐步演变，但中国将沿着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前进。”
3.李光耀：中国不会尝试一人一票制度
在2013年8月初出版的《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里，李光耀也表达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以及它今后20年的面貌，你得先明白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他们的社会结构。5000年来，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央政府强势，国家才安全。懦弱的中央意味着混乱和动乱。一个强势的中央带领国家走向繁荣与和平。每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悠久的历史经验积淀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改变。这是共产党执政前就已经形成的心态。它已经存在数千年了。
“西方有些人要中国成为像西方传统的民主，但那是不会发生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无论是总统或国会，并且每隔数年就换个政府——国家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可是他们先入为主的世界观。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传统。它是一个幅员辽阔、有13亿人民的大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历史。它将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国家。
“正当各种改变席卷中国大地，中国的政治也必然会演变。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你如何改善拣选领导人的方法，总会有一代的人会说：‘你看，这已经不合时宜了，让我们改变它。’没有人敢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但即使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也不会导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而是一批领导人取代另一批领导人，因为在文化上与历史上，中国人相信一个强势的中央将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
“一人一票制度从来不曾在中国实行过，也从来不曾给中国带来繁荣。因此，中国人不会尝试这样的政治制度……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乐观，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日提高……我不认为他们会破坏现状。至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急着要往上提升。当他们达到目的并稳住了脚跟，就可能会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并对国家的管理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被西方政界捧为“自由民主女神”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在2012年10月 3日结束访美之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她赞扬东欧、南非和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民主过渡模式，但她强调，缅甸必须发展本身的模式，而不会是美国式民主。同一天，她在美国洛杉矶会议中心对数千名支持者讲话时指出：“这不可能是美国式民主，因为缅甸不是美国。每个国家必须发展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能由上而下实行。我总是反对军人政权向来所鼓吹的所谓‘有纪律的民主’。”关于缅甸将来采用哪种民主模式的问题，她答道：“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学习许许多多的经验，不光是向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蒙古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学习。”
2013年5月初中国香港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一半中国香港人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比民主更重要。该电话调查访问了1032名18岁或以上的港人。研究显示，男性、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在职受访者，一般认为“民主比社会秩序重要”，但只有较高学历的港人同意“言论自由比社会秩序更重要”。调查是让受访者从四个项目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项，结果最多人选维持社会秩序（31.8%），其次是民生（26.1%），排第三的是捍卫言论自由（25.8%），最后是民主（14.1%）。
由于李光耀不时公开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质疑，也抗拒以它作为各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标杆，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就曾指摘新加坡不是个民主国家。但李光耀反驳说：“西方人说我们是独裁主义者。我说新加坡人民在大选中投票，投票是秘密的；我们获胜，而且是执政41年后仍获得66.6%的支持率（2006年）。西方自由主义者也许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认为我们的选举是不民主的。毕竟这是新加坡人民的决定。”
针对有些西方媒体指摘他是个“专制领导人”（Autocratic leader），李光耀的回答是：“专制是指你所施行的政策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我的政策在每四五年的大选中都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从来没低过60%。因此，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专制的领导人。”
以2011年5月7日全国大选为例，执政的行动党获得历来最低的得票率（60.14%），反对党则取得39.86%的突破。执政党的几名部长，包括外交部部长杨荣文，被反对党击败。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和2013年1月26日榜鹅东选区补选，反对党工人党都以高得票率的多数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因此，连反对党都承认选举是民主的、秘密的，也是公正的和透明的。
其实，向全世界推销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本身深陷激烈对抗性的两党制泥沼而不能自拔。奥巴马总统公开指责，美国朝野政党恶斗不但分裂美国社会，也严重伤害了经济复苏进程。比如，2011年8月5日晚，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信贷评级从最高级别的AAA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这是美国首度丧失其最高信贷评级，动摇全球债券市场。奥巴马总统将此事件归咎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只顾对抗而不顾大局的结果。
他说两党在国会里的对抗已经使美国经济深受其害。他在每周全国广播中说：“最近，华盛顿两党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无法就借贷上限达致共识，谈判陷入僵局，破坏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信贷的信心，阻碍经济发展。美国没什么问题，但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加以纠正。”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评论里指出，“美国是个否决政体，不是民主政体”（America is a vetocracy，not a democracy）：“如果你熟悉美国历史，过去的政府曾经通过依法办事，提倡奖励冒险和预防目无法纪行为等种种条规，教育劳动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和拨款鼓励科学研究上起著关键作用，你就明白，目前的否决政体有多危险。……我们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恶毒，制造严重社会分裂。”
四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论良治
在李光耀看来，政府的良治就是领导人要严肃和认真地负起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人们的生活，并让人民对未来有信心：“最关键的考验是：我们行动党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他之所必需——美好的生活、安全的环境、良好的保健制度、良好的居住环境、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且为他的儿女创造一个未来。这就是良好的政府管理。”“政治领导制定正确的政策，推动国家发展，创造有序和稳定的环境，让学习成为提升生活条件的途径，奖赏勤劳工作者而不是偷鸡摸狗者，那么你就会生活得好，整个国家也会繁荣。依我看，这就是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