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他在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典礼后告诉记者，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给某些人民造成不满，但他劝告新加坡人要看大局。“无论如何，政策都是为新加坡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问问自己：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政府做了多少正确的事才有今天的新加坡？”
李光耀是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国家政策的演变。他主张，政策与时俱进：“电脑、互联网、iPhone和iPad等新科技改变了世界，我们的政策也必须改变，以适应和接纳新科技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认为，新加坡良治的核心政策应该保留：“新一代新加坡人受过更好教育、有更丰富的国际视野，对治理国家的方式自然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法。但是，千万别忘记我们的历史经验。那些促成新加坡成功的根本要素是千古不变的。比如：良治、廉政、任人唯贤和务实等。过去的经验也协助新加坡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立国所依赖的价值观。”
行动党及其政府很清楚新加坡的成功历程和今后必须面对的“新常态”的政治生态。李显龙总理分析说，越来越多元化的国人有不同的兴趣与观点，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也希望拉近与政府的距离。他认为，新加坡政府既不能像瑞士和芬兰等单一型国家般低调，依赖原有的制度执政；也不能如比利时或日本等国家走马灯似的更换政府或首相。新加坡必须有意识地找出向前进的正确路径，避免重蹈许多国家的覆辙。
2012年11月24日，李显龙以秘书长身份在行动党的一个研讨会上呼吁，仔细思考党在未来二三十年应扮演的角色，但也不忘提醒党员在大选中胜出的重要性。执政党必须代表政治的“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但它不该只单纯消极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而应承担引导并凝聚民意取向的责任。但党的终极考验更在于赢得大选，兑现竞选时的政策诺言，对选民有所交代。
李显龙说：“我们的责任是引导人民合理地看待个人的需求和新加坡的整体情况，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只是‘好好先生’，一味附和别人的意见，我想我们将是失败的领导人。因此行动党的角色是领导新加坡和人民，说服他们支持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但最终我们必须在大选中获胜，否则无法兑现政绩。政府不可以毫无作为，而是适时根据最好的判断采取最合适的行动。不过，我们也要审时度势，作好重新检讨和校准方向的准备。决策时，我们必须做出适当的抉择和取舍，执政就是这么一回事。”
2012年12月3日，李显龙总理在行动党党员大会上致辞时，再度强调治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动摇。他告诉党员们：行动党作为执政党，须要负起领导新加坡的责任。党必须设定明确的方向，并且拿捏最佳的平衡标准，继续带领新加坡前进。“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在调整的过程中矫枉过正，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摇摆不定，结果落得上下颠倒。我们也不应该舍弃那些一直对我们很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接下来党必须带领国人建构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并贯彻任人唯贤的制度，让每个国民都有机会成功，从而打造一个既团结又包容的社会。”
其实，早在2008年，李显龙总理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就曾说过：“我们以前不完全是家长式的做法，现在也不完全是一味讨好的做法，不是人云亦云。无论谁当领导，都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和主意。如果你没有主意，你不应该当领导。如果说只要大家同意我就做，这肯定会出问题。因为你当领导，除了听取民意，你还有责任分析、了解、解释问题，设法说服人民，争取共识，使国家可以不断往前走。”
政府一再重申，在放宽政治空间的同时，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它将继续以坚定立场治国，以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因政治对抗而陷入瘫痪，造成社会分裂，使投资者裹足不前，人民因而遭殃。
六 李光耀：国家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年轻一代的决定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2013年8月初面世的新书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里，针对新加坡政治的“新常态”表达看法。他说，新加坡政治像2011年5月大选这样的成绩，迟早会出现。人民行动党取得60.1%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输掉6个议席——这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糟糕的成绩。行动党在大选时几乎囊括所有议席的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会怎么样？这得看行动党如何应对新局势，和选民做了怎么样的决定。
他说：“我无法预测未来的变数。但有一件事我很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朝两党制方向前进，我们将注定平庸。如果我们对自己说，‘没关系，就让新加坡成为一座普通的城市吧，何必尝试做得比其他城市或国家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变成一个暗淡的小红点。我们倘若走上这条路，我将为新加坡感到十分惋惜……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最好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当选是充满风险的事。选战有可能招来对手的挖苦与羞辱，甚至恶毒的谩骂。要是你有才干、事业有成，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参选，赌上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你多半会选择避开战场，过你的安逸生活”……
“新加坡百年后还会存在吗？我不是很肯定。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百年后还会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更早一代的新加坡人，建设这个国家时是从零做起，我们做得很好。当我领导这个国家时，我尽我所能巩固新加坡的成就。吴作栋也是如此。现在，在李显龙和他的团队领导下，新加坡将来10～15年将会很好。但在那之后，国家发展的方向，就取决于年轻一代国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不管他们最终做出哪些决定，我笃定新加坡一旦有个愚笨的政府，国家就会完蛋。这个国家将沉沦，化为乌有。问：行动党会在这（出现两党制）之前失去执政党地位吗？答：我不肯定行动党三、四或五届大选会仍能继续执政。”
七 新加坡人民高度信任政府
国际顾问公司埃德尔曼诚信指数（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10～11月之间接受调查的1000名新加坡人中，73%的人表示他们信任新加坡政府；国际的平均标准是43%。该机构主席兼亚太区总裁布莱恩（David Brain）分析：“新加坡人民对政府‘做该做的事’的决心保持持续的高度信任，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表现的观感。虽然有些新加坡人有时对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满意，但总体说，他们相信政府能够在困难时期带领人民克服危机。”
另一个国际机构克特昌（Ketchum）于2011年底透过网络进行调查，了解受访者对本国政治、商业和宗教界领袖的评价。3759名受访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等12个国家。调查报告指出：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表现都未能达到人民的期望，尤其是欧美民众对本国政治领导人更是大失所望。
从新加坡受访者的反应看来，他们最重视的四大领导才能包括：领导人是否能冷静应对危机（68%），以身作则（66%），以公开透明方式与民沟通（65%），以及是否能清楚勾画出长期愿景（63%）。报告说，新加坡人民对政治领导人的满意度相当的高，认为他们在处理国际或国内事务时都展现有效领导素质。
埃德尔曼顾问公司于2013年5月发表各国人民对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包括政府的信任度调查，新加坡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排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中国。事实上，新加坡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72%，居世界各国政府之首；人民信任作为公共机构的新加坡政府有能力做正确的事。
该调查也显示，发达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的信任度逐年下降。比如，欧洲国家的人民不相信他们的政府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最显著的是美国。2011年盖洛普（Gallop）调查发现，低于10%的美国人信任国会，使它成为最不可信任的公共机构。
1990～2004年担任第二任总理的吴作栋在哈佛大学谈国内外挑战时表示，新加坡内部越来越难达成共识。他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气候已越来越开放和具竞争性。新加坡人现在受过更好教育、见识更广，也善于使用互联网。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也诉求他们的不同利益都获得照顾。他们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政府深具挑战性的工作在于，须通过更大的政治多元性及国民参与度来凝聚共识，与此同时保留作出果断反应的敏捷身段，进而迅速应对挑战和机遇……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必须克服的新时代挑战。”
八 结论
新加坡是实践国会民主的国家，尽管它不全盘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连反对党都不曾质疑新加坡定期的国会选举是公正、公平和秘密的。中国学者张泽佳在《解读新加坡的民主》里说：“新加坡具有西方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虽说是一党独大，但一党独大终究不同于我们国人所熟悉的一党专政。一党独大，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党之外还有其他的反对党，只不过这些反对党因种种原因未成气候，无法对人民行动党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反对党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党，它们可以宣布自己的政纲，不会因为在竞选中或者在宣布竞选之前被秘密关押拘禁。而人民行动党，虽说在新加坡建国到现在未曾失去执政的地位，但党的执政依旧需要通过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公开大选由选民选举产生。”
署名“西瓜生鱼片”者于2010年5月3日在“莲池论坛”上发表的《新加坡的民主模式与美国有何不同？》颇有见地。他说：“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例如美国。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其为帝王般的权力。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它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他还说：“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笔者很赞同上述两人对新加坡政治与政府的观点。新加坡政府治理之道都是以国家长远利益和全民福祉为主要考虑。也因为如此，笔者相信，它将继续获得新加坡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为这个小岛国创造更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