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兄乘鹤而去，是2023年的一月初旬，消息传来，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最近数月前，我曾有意无意之间，想起绍铭老兄，而且多次要杜南发兄向海外文学界打听绍铭兄近况如何？我之所以提起南发兄，因为是他将绍铭兄介绍给我认识。那时候的我，是手不离酒，刚好绍铭兄也好杯中物，故此交谈甚欢，却也是夜深难返。
那一次，绍铭兄是得到《南洋商报》的邀请，来新加坡参加盛况空前的华文文学学术会议。绍铭兄是滔滔不绝，语出惊人地发表了不少难得一听的言论。受邀出席那一次的华文文学研讨会的，尚有三毛、王润华教授等文人学者。
我还记得，虽然绍铭兄的发言非常严肃，学术性强，但偶尔也穿插了一些通俗的表述，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深深吸引了不少文学爱好者。在那次会议的最后一晚上，我偷偷趁大家没有注意之时，会议一结束，就与南发打了一个招呼，一起把绍铭兄拉上车，到外面喝酒去了，并且顺道经过芽笼一带红灯区，让他也一睹新加坡特别的风土人情。绍铭兄是来自穷苦家庭，见到穷人的苦生活，颇是叹息了一番。当我带他回到宾馆，他半开玩笑说，他看到的新加坡，比和他一起来出席会议的朋友们真实得多，也深入很多。
一年之后，我的女儿去美国密尔沃基城的威斯康星大学读书，绍铭兄正好在威大执教。因此，女儿得到了他与夫人的照顾。后来包括我的朋友的女儿，绍铭兄嫂也热情地照顾，给予十足关心。因此，我们都非常感谢他的热心。而我每次到密尔沃基，他总是替我选择建在湖心的宾馆住宿。我们坐在湖的最深之处，举杯畅聊，有无限的爽快。
其实，绍铭兄也是一位名厨。有一次我们见面，正好碰上感恩节，结果他亲自下厨，他的厨艺一流。晚餐后，他还把洗碗、收拾的工作全包了，真让我不好意思。
绍铭兄为人的热情，使人感激。倘若朋友对他热情，他也总是记在心里。
绍铭大嫂和小儿子曾经到东京度假，那时候，我住在东京的日本式住宅，因此三请四请才把他们接到寒舍同住。我认为他们应该感受日本的真实味道，因此我们一起住、食都是全日式的。同时，我们也到东京近郊的镰仓大佛和富士五湖走了一圈，晚上又在家里吃日式火锅，感受日本人一般家庭的生活方式。绍铭大嫂也是相当热诚，特地从美国带来两大樽美酒与我们共享，往事历历，令人难忘。
有一次，我对绍铭兄说，两次来美国，都能有幸与他交流请教，得益不少，以后我就退休在美国，可以常和他在一起，是人间乐事。他对此大摇头，并说他受岭南大学之聘请，将到香港执教，恐怕以后大家见面的地方换到香港了，而不是美国！
一年之后，绍铭兄就移居到香港了！而我以后到美国，无限寂寞，再也找不到“老师”。
绍铭到香港岭南大学之后，我也多次与他见面。我们见面的地方，也是相当固定，没有改变，就是香港九龙的凯悦酒店。在香港，认识他的人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特别尊重这位岭南大学文学系的长老刘绍铭教授。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刘老你在香港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了！”绍铭兄谦虚地回答说：“不可以像在新加坡那样到处乱跑了！”绍铭兄满腹学问，但一点没有架子，待人接物，既谦逊又风趣，和他一起，任何时候都如沐春风。
绍铭兄不愧是德高望重的长者。除了学富五车之外，他在各处受人尊敬。我每次与他在香港凯悦酒店的餐馆一起吃饭，总是有不少香港读书人，走上前来问候他，有些人甚至不顾我们正在用餐，还是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向他求教。而他非常大度，一点也不生气，非常有礼貌地回应求教者的问题。
再后来，绍铭兄搬去了新建的岭南大学。我因工作关系，也不常到香港出差。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偶尔只能以电话联系。
最后，再提一件小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提到他为什么许多文章用英文写出来，而不是中文。他非常坦诚地说：用英文写作，可以争取更多国外学者阅读和了解中华文学，比用中文来写，意义更大。更何况，用中文写的文章太多，而且稍微深刻一点，“老外”是难理解其中之意的奥妙之处。所以，他自己觉得用英文写作，意义更大，在国外的读者群更广，也更有益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绍铭兄的过人之处，应该是生活和学术的“无国界”。他在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工作，他的学问和思想也不受国界的限制，真正做到了融汇中西。现在得知他离开了这个他非常热爱的世界，我非常后悔近些年没有去拜访他，更多向他请教，心里既伤感，也遗憾；所记得的便是在湖心深处，把酒言欢，永难平息的浪花朵朵。
（作者为本地学者、美术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