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观察，让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对文明地、温和地治理国家。他对英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重视、 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程序正义的恪守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可。
李光耀 在继承英国法制时，作了一些适应新加坡亚洲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
2. 肃贪倡廉。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自治和1965年建国初期，贪污现象猖獗，渗透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和世界上各个国家一样，只要有机可乘，腐败分子就无孔不入。新加坡同样面临腐败的挑战。海关人员向走私车辆收取贿赂；政府采购部门的人，则从投标者那里拿好处；负责进出口贸易的人员拿到好处后，就会很快地签发许可证等等。
1952年，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期间，就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减少腐败机会为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
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这个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 减少腐败的机会，并使得腐败发现起来更容易，然后用严厉、及时的惩罚来阻吓犯罪。同时，扩大了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力。调查对象不仅仅是各级官员，还有警察、法官等等执法人员。调查人员可以采取搜查、逮捕等等措施。
3. 不徇私情。1971年，反贪污调查局查办了一起集体受贿案，涉及250交警，卡车车主每月要向交警行贿5-10元，不然交警就会刁难司机。对受贿的警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1985年，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主任），在1981年-1982年期间，受贿80万元新币，协助开发商取得土地。案发后，他求见李光耀，遭到李光耀的拒绝。后来郑章远选择了自杀。李光耀说，我不能帮助他，我如果帮助他，新加坡就完了。
李光耀 既谙西方文化的内涵，也不忘中国文化之精神，在治理国家中一直注重东西文化的互相融合。他在统治新加坡时期，推行了一种具有法家精神，又兼具儒家内核的国家政策。就是这一种内法外儒的治国政策，软硬兼施 “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打击，”做到了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
新加坡政府的廉洁还在于它经过几十年的国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质，已经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人们把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看成社会公敌。加上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人们都自觉地依法律规则办事， 而不会首先想到去打通关系。所以，靠行贿办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全球著名的“国际透明组织”和总部设在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的调查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洁政府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3. 日本管理 从严治国
新加坡不但是英国的殖民地，曾经也是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人占领把新加坡时，改名为“昭南市”。所以日本人对新加坡的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在新加坡，有日本文化的公园——“星晨园”；有大量的日本企业投资创办的企业；有遍布新加坡 ，专门经营日本小商品的商店——“两元店”等等。
（图源：DAISO官网）
“治天下”者，不但要有“菩萨心肠”，更需要“霹雳手段”。一方面，新加坡人把李光耀总称为“国父”“超级奶爸”，一方面又有人说他是“独裁者”“强权政治”。而李光耀的“强权政治”，正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民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带来了日本的崛起 。
在日治时期，日本的管理带到了新加坡。 1942年，日本人进攻东南亚，并且很快打败了英军占领了新加坡。新加坡人开始根本不相信日本人能够战胜英国人，英国白人“高人一等”的”高大上“形象，在新加坡人的心目中瞬间倒塌。在日本人治理期间，李光耀没有奋起反抗，在“特殊”的环境下，他为了生存下去， 不得已为日本人“打工”。在这期间，他并不认为日本人的统治手段毫无可取之处，反而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使他学到许多东西。
当时，新加坡在日治时期，尽管人们生活非常困难，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但是社会治安却非常好。因为对小偷等等危害社会治安的惩罚极严。抓到小偷就严刑拷打、坐牢，甚至枪毙。由于人们惧怕法律的惩罚，都不敢犯罪，所以犯罪率低的惊人。因为小偷极少，一度时间内，甚至能够做到“夜不闭户”。这让李光耀对严刑峻法的威力深信不疑。
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李光耀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恶，也看到了皮鞭和铁腕对于管理社会的有效性。
新加坡和平纪念碑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东西都多。关于谁说了算，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的枪炮、日本军刀和日军暴行解决的。” 网传，二战时候，日军曾经一度占领新加坡，对新加坡进行大屠杀，先后一共有十五万华人被日军杀害。
但是，在李光耀回忆录中却写道：“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没有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者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他们的军纪起到了作用。”（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p89）
李光耀说：“新加坡需要铁腕！我花一辈子才建立起这一切，只要我还在，就不允许任何人来毁掉它！想跟我对着干的人，得戴上指节铜环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伤我，比我能伤你还多，那就试试看。治理华裔社会，你别无方法。”
其实， 日本多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极大， 中日是”同文同种“。日本的从严管理，也是中国“祖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就是从严治国的。儒家和法家，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日本的严格执法，也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家”思想。 “三结合”的“实用主义”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对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十分赞同。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 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难以成为终极目标。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
从“文化”来说，新加坡不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二合一”，也是“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三结合”。封建主义是皇权第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权就有一切。资本主义是金钱至上，经济挂帅，有钱就有一切。社会主义是公有经济、计划经济。 李光耀的“强权政治”是学日本和封建社会的； 李光耀的“国有经济”是学社会主义的，如淡马锡国有控股集团。
李光耀的“ 法治思想 ”是学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的。 连李光耀的敌人--马共，李光耀也向他们学习，如马共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马共的廉洁奉公、奉献精神等等。 李光耀说，不要研究那些对新加坡没有用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要研究对新加坡有用的东西。所以有人又说新加坡什么主义都不是，新加坡实行的是“实用主义”。
李光耀曾经对邓小平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反之，中国所拥有的是留守中原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笔者认为：中国不需要舍近求远，向新加坡学习，也不需要向日本学习，只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保留好、学好、发扬光大就行了。
作者简介
田柏强 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现旅居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