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面临的人口问题有多严重？李光耀：没法解决，我早已放弃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密度过高的话后果将相当严重。
看看隔壁印度就知道了——印度国内目前有接近8%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城市极度拥挤，火车上爬满了人，卫生条件极差，垃圾堆积如山，一半人都是在室外上厕所。
更糟糕的是，印度的识字率全世界垫底，13亿人里约2.8亿是文盲。
同样，一个国家人口出生率过低的弊端也相当严重，比如：劳动力不足，制造业发展缓慢，老龄化加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等等。比如，新加坡就存在这些问题。
截止到2020年，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跌至8.5‰，且仍处在不断下滑的趋势。
新加坡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
2011年，88岁的李光耀在一次访问中谈到了新加坡的人口问题，他称：新加坡可以尝试每年引进2万移民到2万5千的移民。突然他又话锋一转，问起访问他的女博士的婚姻问题：
“多大了？”“结婚了没？”“在读博士吗？”“什么时候毕业？”“有男朋友吗？”
得知提问的女博士29岁才毕业时，李光耀热心地提醒她最好在35岁前生孩子，否则容易生出笨孩子，还幽默地打趣道：“我建议别浪费时间了，这事儿比你的博士学位重要。”
一国总理亲自下场催婚，属实喜闻乐见，可见新加坡人口问题之深，连李光耀之女李佳玲都终身未婚，令李光耀相当无奈。
李光耀在逝世前还说：“新加坡人口问题，我解决不了。”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为何就是解决不了人口问题？
新加坡人口困境的由来
其实新加坡不是一直以来都面临人口短缺，最早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过剩。
新加坡的现代历史与英国的殖民有着很大的关系。1819年英国首次登陆新加坡的时候，岛上一片荒凉，人口仅150人。但新加坡的地理区位太重要了，该岛坐落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界之处，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并且距离英属东印度公司很近。
于是，英国决定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东南亚的自由商港，不断加大对新加坡的建设。到19世纪末，新加坡已经成了“东方的直布罗陀”，设立了管理机构、贸易码头、军事基地等。
随着英国对新加坡的不断经营，越来越多移民者在新加坡聚集，移民者主要以华人为主，还有印度人、欧洲人，所以截至目前，新加坡仍有着77%的普通话普及率。
进入20世纪之后，新加坡人口的增长势头相当迅猛，并且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土出生的人口开始超过移民者。
1959年，在新加坡人民的抗争之下，新加坡取得了自治邦的地位，这一年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39.5‰。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提议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北婆罗洲联合起来搞一个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予以了支持。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结果刚一搭伙过日子没几天，新加坡就开始不舒服了，李光耀对联邦的诸多政策都持不同的意见，难以调和。
仅两年后，即1965年，新加坡就从马来西亚中独立了出来，成立了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是由新加坡岛外加周边63个岛屿组成的，总共加起来不过700多平方公里。这一年新加坡共188.7万人，人口增长率为29.5‰，每平方公里3062人。
看起来每平方公里3062人好像没什么，但是咱们拿印度比较一下就知道这个数字多夸张了。
去年印度人口超越了14亿人，逼近我国。但印度的面积还不到我国的1/3，仅298万平方公里。尽管如此，印度的人口密度也不过每平方公里464人。
跟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拥挤的社会环境让新加坡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失业率扶摇直上，当时就有专家推断人口增速每上涨1%，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减少1%。
加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后，原先的共同市场不复存在，市场规模出现了大幅度缩水，同时迁往新加坡的移民仍在继续增多，挤压着新加坡人的就业市场。
新加坡政府也意识到了人口增长的严峻，做出了人口政策的改变：严格一夫一妻制与结婚时间限制、放宽堕胎政策、鼓励自愿绝育、产后自愿做绝育的手术费全免、前两胎收低助产费，后面生的孩子收费要比前面高很多；两个孩子以内的家庭收税少，孩子多的家庭收税也多。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新加坡控制人口取得了很大成效，人口增长率不断减少少，年龄结构也更加合理，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资源问题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人口得以控制也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生育率低迷——难以消除的顽疾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加坡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加速。
这个逻辑是不难理解的：
经济发展了，医疗卫生条件、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发展，人均寿命也越来越长。而由于人口控制政策的施行，下一代年轻人的数量在减少，因此在90年代之后，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愈发明显。
2000年的时候，其老龄化程度达到了16%（版本不一），满足了国际对于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老龄化社会对于新加坡政府的公积金开支、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是个巨大的挑战，而新一代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愈发沉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同时市场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于是，李光耀不得不把人口政策再次调整，朝着鼓励生育的方向发展。
80年代末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宣布此前的保健储蓄账户（一种新加坡独有的医疗储蓄模式），可以支付第三胎的分娩费，而这个费用此前只给前两胎。
进入新世纪后，人口政策跟30年多前完全反著来，宣布生两胎的退税10000新加坡元，而第三四胎的可以退20000新加坡元，这个数字后来有所增加，大体趋势是生的越多退税越多。
2013年时还宣布给前两胎补偿6000新加坡元的津贴，后两胎则补偿8000新加坡元津贴。
对于老年人，新加坡政府还通过宣传尊敬老人的社会氛围，鼓励老人再就业，加大医疗保障计划等方式，缓和老龄化问题。
那新加坡的人口问题是否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呢？
答案是有所改善，但收效甚微。
国际上有个关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叫作总和生育率，指的是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英文简称是“TFR”，TFR值越高说明生育得快，人口世代更替越快，TFR越低说明生育得慢，人口增长慢。TFR2.1为正常，小于1.5是“很低生育率”。
新加坡的TFR曾在1988年鼓励生育之后升到1.96，但这样的生育率上涨只是昙花一现，1998-1999跌落至1.4左右，2003年之后长期在1.2左右。
也就是说，新加坡的生育率处在“很低生育率”阶段。
2020-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政府不惜出资对每个新生儿3000新加坡元的补贴，号召民众造娃。但结果呢？2020年，新加坡的TFR跌至1.1，为历史最低。
到底是为何让新加坡的“计划生育”的时候就那么容易，而提生育率反而成为新加坡政府30年来难以根治的顽疾了呢？这就要我们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思考了。
内卷时代的悲哀
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有说是李光耀说的）曾经公开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新加坡不是福利国家，新加坡不养闲人。”
新加坡2021年的人均GDP达到了72795美元，位列亚洲第一，世界前十，但这个数字是无数新加坡人用他们的血泪换出来的。
由于人均GDP很高，所以新加坡的生活水平也相当之高，每年英国《经济学人》都会搞一个世界生活成本排行与亚太生活成本排行，在这份榜单里，新加坡基本稳居世界前三，而在亚太地区，新加坡则几乎断崖式领先全亚洲。
由于生活成本的昂贵，所以新加坡国民可能是全世界最内卷的国民之一。
新加坡法律规定工作时间是每周不得超过44个小时，工作五天半的时间，在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工作时长超过46.3小时，高居世界第一。并且新加坡人总是心甘情愿加班，据2016年的一次随机统计，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的只有7%。
新加坡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养老金制度，称之为“CPF”，简单说就是国家采取强制性储蓄的方式让给老年人存储蓄金，越努力工作，老年生活越开心。
2021年6月，65岁以上居民就业率高达31.7%，比去年2020年同期增长了3.2%。
再聊聊新加坡的教育，新加坡被称为“世界上最适合儿童成长的国家”，每年新加坡政府出巨资投入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整套的多元化教育体系，学生从小学就开始打分分流，互相竞争，是典型的西式精英教育模式。
但也正因如此，新加坡学生的学费极高，假如申请去新加坡读小学，常常一年就得花人民币5、6万。
新加坡像是一座打了鸡血的国家，这座城市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保持着昂扬的势头，在这个全世界最昂贵的地方，每个人都在为站稳脚跟而拼了命地内卷，跟高昂的生活成本相比，每年新加坡政府给的那些“生娃补助”如同九牛一毛。
生活在新加坡，能照顾好自己已经相当费力，又如何能照顾好下一代呢？更何况，哪有时间谈恋爱呢？
新加坡女性
除了上述提到的新加坡社会压力导致的社会问题之外，笔者在这里提一个颇有争议性的观点，那就是新加坡女性受教育程度过高，导致了新加坡生育率低。
这一点曾被李光耀在公众场合谈及，随即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1980年到2018年，新加坡年龄在25岁以上的女青年的受教育平均时间3.1年增加到了10.6年。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独立女性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提升学历，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
同时，新加坡过快的生活节奏也对女性的孕育观念进行着冲击，许多企业会刻意避开对未生育女性的雇佣，女性生育甚至会影响职业生涯。
2017年，新加坡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约31.8岁，这在任何国家都属于是晚育了。
小结
新加坡的生育率困境是由新加坡的国情决定的，过于追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年轻人的生活压力陡增，目前新加坡试图加大对移民的力度，来解决人口困境，显然是治标不治本。
移民的涌入确实会帮助新加坡缓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力匮乏。但新加坡过快的生活节奏不会改变，人民的生活压力也没丝毫减轻，年轻人依旧不愿意生孩子，给多少钱都没用。
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时代的悲哀，是值得世界各国深刻学习反思的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