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普通法系统的精髓可以被归纳为“遵循先例”原则（doctrine of judicial precedent or stare decisis）。根据此项原则，法官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通过应用法律原则，增进法律系统的完善。因而在同一法院组织架构内，法官仅仅被要求应用较高级法院作出判定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 or the operative reason for the decision）。因此，新加坡上诉法院断案的判决理由严格约束新加坡高等法院、地方法庭和推事法庭。另一方面，英国与其他英联邦国家司法管辖下的法庭判决则并不能严格约束新加坡的法庭。高级法院在判决中作出的附带意见(obiter dicta)，若并不直接影响案件结果，则有可能不被下级法院遵守。
英国普通法对新加坡法律发展的重要影响，一般更为明显的体现在传统法律 范围（如合同、侵权和不当得利），较之其他制定法范围（如刑法、公司法和证据法）更甚。对于后者，其他的司法制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强烈地影响了一部分这类制定法的立法路径和内容。
无论如何，昔日新加坡法庭倾向于支持英国法庭判决的趋势已经让位于与英国法庭分道扬镳的趋势（即使是在传统的普通法领域）。本地关于新加坡普通法发展的法理学说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同。
新加坡的普通法制度与一些吸收了大陆法传统的亚洲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泰国），或是那些混合了大陆法和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如菲律宾），有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大陆法系统对先前的司法判决倚重的分量较少，并且不坚持遵循先例的原则，不同于以上第3.2段中描述的普通法制度。其次，普通法法庭，如新加坡，在诉讼中通常采纳在当事人之间进行抗辩制审讯模式。而大陆法法官则倾向于在决定案件结果的过程中扮演一种更为主动的角色来搜集证据。第三，普通法法官能归纳、创制出大量的法律原则，而大陆法法官则更依赖于覆蓋广大范围、更为笼统和明晰的法典。
尽管如此，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分歧比起过去来说已经减少了。比如，普通法体系已经着手实施制定法项目来填补普通法中可预期的空白。有见及此，新加坡最近颁布了多项制定法来管理许多特定的法律领域（如《2001年合同法（第三人权利）法令》(Cap 53B, 2002 Rev Ed)，《2004年公平竞争法》(No 46 of 2004)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公平交易）法令》(Cap 52A, 2004 Rev Ed)。
从历史上来说，在英国，法院也采用了衡平法（或公平原则的法律机制）来改善一个严格的普通法系统先天具有的缺陷和不足。
依照《新加坡民法法令》 (Cap 43, 1999 Rev Ed) ，新加坡法院拥有同时运用普通法与衡平法的权力。这样做，带来的实际效益就是起诉方在同一法庭的同一案件诉讼过程中既可以寻求普通法救济（损害赔偿），也可以寻求衡平法救济（包括禁令和特别履行）。衡平法在合同法特殊原则——包括不正当威迫（doctrine of undue influence ）原则和不得食言原则（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的发展上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如果没有司法先例的定期出版, 让法官和律师获得参照，新加坡的普通法就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广泛。自1992年起，《新加坡法律判例汇编》就构成了新加坡法院判决对外公开的主要出版物。在此之前，从1932年起，《马来亚法律期刊》负责公布本地主要案件的判决。在一些重要领域里，本地的法律书籍和期刊文章同样为新加坡急速增长的普通法作出了贡献。
除了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外，新加坡还有回教法庭运用回教法处理特别的个人法律事务。针对遵从回教法缔结婚姻的回教徒或一般当事人，新加坡《施行回教法法令》（AMLA ）(Cap 3, 1999 Rev Ed)规定相关事项：结婚、离婚、宣告婚姻无效及分居，交由回教法庭管辖（尽管对于财产的维持、保管和分拆，高等法院与回教法庭会有重叠的管辖权）。更重要的是，对于遗产和继承问题，《施行回教法法令》明确表示可以接受指定的伊斯兰教文本作为回教法的证据。
宪法
《宪法》（1999 Rev Ed）是这片土地上效力最高的法律。它强制规定，任何与宪法冲突的法律都会被宣告为无效。
只有超过全体国会选举议员中的2/3的人数投票通过，宪法的条款才可以被修改。对于特别宪法修正案涉及寻求更改民选总统的自主权力范围和有关公民基本自由的条款的，除了国会投票，还要求在一次性的全国公民投票中获得至少2/3以上的选票同意。
《宪法》突出地加强了某些基本权利，如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的平等权利。这些个人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出于公共秩序的维持，道德良俗和国家安全的理由，它们也会被加以限制。除了对少数族群和少数宗教群体的一般性保护之外，新加坡本土的马来人原住民，他们的特别地位受到宪法明确保障。
宪法还包含了明确的条款，描述了国家的各个机构所有具有的权力与功能，包括立法（参看第五部分），行政（参看第六部分）和司法（参看第七部分）三方面。
立法
新加坡国会的主要功能是发布管理国家事务的法律。
制定法律的过程从草案开始，通常会由政府司法官员草拟。私人、非议员提出的草案在新加坡很少见。在国会为重要草案辩论期间，政府部长们有时会为了替草案辩护而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并且回答后座议员提出的有针对性的质询。在某些情况下，国会议员可能会决定把草案提交给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他们来议定草案并提交一份报告给国会。如果报告是倾向于赞成草案的，或者草案的拟定修正案获得国会批准，草案就会被国会接纳并且通过。
新加坡宪法授权建立了少数民族权益总统理事会。除了一部分不受其效力约束的议案以外，它的任务是审查议案，看其中的措施会否对来自任何种族或宗教社团的人不利，同时也没有为其他来自这样的社团的人带来对等的好处，而不论它是直接的歧视某些人或间接的给予别的社群好处。如果理事会的审查报告是有利于议案通过的，或是国会中超过2/3的大多数已准备好推翻理事会可能给出的反对草案报告，草案就会在总统同意下继续审批程序。在这种关系重大的情形下，草案就会被正式颁布为“法律”。
从组成上看，新加坡国会由选举议员与非选举议员组成。
选举议员是在每4到5年举行的普选里胜利的候选人中竞选出来的。目前，国会由占主导地位的人民行动党和规模略小的反对党政党代表掌管。在混合选区制之下，他们既有从单选区中选出来的单个国会议员，也有从集体选区代表制中选出的议员组合。1988年建立的集体选区代表制，每一组合由4到6个成员组成，其中必须至少有一位成员是来自一个特定的少数族群。集体选区代表制的潜在目的是为了加强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和睦。
另一方面，非选举议员则不享有对宪法修正案、财政议案的投票权利，也不享有对政府不信任议案的否决权。非选举议员由两种类别：非选区国会议员（Non-Constituency Members of Parliament）和官委国会议员（Nomina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非选区议员的任命，是为了在国会里提供其他可倾听的声音。他们是在普选的落败者中获得最高百分比投票支持的参选者。相反地，官委国会议员是那些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众的非政客，为了能在国会里提供各种各样不带党派偏见的意见而提名他们为议员。
行政
行政机构的首脑是民选总统。竞选主管政府办公室的资格要求相当严格，除了正直、品行良好和其他要求之外，总统竞选人必须在指定的宪政机构、司法单位、大型公司里曾经担任高级职务不少于三年时间；又或是在具有相等规模或规范程度的组织、部门里担任相近或足以看齐的职位，以期这份职务能给予候选人胜任政府工作的经验和能力。新加坡设立总统选举委员会（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ommittee）来保证这些候选人资格要求能被遵守。
民选总统的任务是护卫国家的对外约定权利和持有对关键的内政服务官员任命的表决权。
内阁在首相的掌舵之下，对国会集体负责。首相由总统任命。在总统的判断范围内，他很有可能要求国会议员的大多数作出信任任命的表示。
行政分支与司法分支的权力并没有完全的分立。在组成上，政府内阁是从国会议员中选取的。国会议长更是从国会议员中任命，协助政府各部部长。此外，政府部长和相关的政府机构也负责颁布附属立法，补充国会通过的母法。
在法律事务上，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在民事和刑事事务上为政府提供意见，代表政府出庭。总检察处内也设有特别分支，处理立法起草、法律改革和国际事务。
司法
新加坡法律系统的高效和强有力为她迎来了数项表彰和良好的国际声誉（参看政治经济风险投资机构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法律系统排名）。在大法官杨邦孝的主持之下，严格的案件管理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已极大地减少了在不久之前的过去还使最高法院和初级法院苦恼不已的积压案件。
新加坡的法官既是案件适用法律，又是案件事实的仲裁者。陪审团制度在新加坡被严格限制使用，并于1970年彻底废除。最高法院（由永久上诉庭和高等法院组成）和初级法院都拥有聆审权力。
本地地位最高的法庭是永久上诉庭。它能够聆审从高等法院和初级法院发出的民事、刑事上诉。
高等法院法官享有固定任期保障。司法委员则是在短期合同基础上获得聘任的。即便如此，他们两者都享有同样的司法权力和豁免权。他们的司法权力由对民事、刑事事项的普遍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组成。最近任命了几名特别处理仲裁事项的法官，为高等法院添加了两个现存的特别法庭：海商法庭和知识产权法庭。
在最高法院架构内也建立起了一个特别宪法法庭，聆审由总统提交的、与宪法条款的效力有关的问题。
初级法庭（由地方法庭、推事法庭、少年法庭、验尸庭和小额索偿法庭组成）也在新加坡的司法层级体系中建立，处理人们的法律诉求。随着商业交易和有关法律的复杂化，初级法院内部最近建立起商业民事和刑事法庭来处理更为复杂的案件。
地方法庭与推事法庭在某些事项上拥有同等权力，如以债务、请求或损害赔偿为由的合同或侵权索偿，和追回财产的执行。尽管如此，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限额在推事法庭和地方法庭分别各自为＄60，000和＄250,000元。在刑事判罪上，两庭也有不同。推事法庭所能施加的监禁刑期以两年为限，而地方法庭则是七年。
另一方面，小额索偿法庭承担以一个更快捷、花费更少而又没有那么形式化的审讯系统处理小额索偿要求。其标的限额仅为＄20，000元（由纠纷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
除了以上的法庭，家事法庭处理离婚、财产维持、财产保管和收养事宜。
司法机关在有效运用各法庭信息的科学技术上迈出了主要的一大步。这样的举动至少部分地增强了它的效率。例如建立起高科技法庭，使律师与法官信息共享，也使证人能够通过视像录影提供证据。电子入禀系统（The Electronic Filing System ，EFS）是一个由司法机关、新加坡电信网络服务公司（Singapore Network Services）和新加坡法律学会推动的联合计划。它能够使法庭档案的填写、提取和其他服务，以及案件信息跟踪都通过电子方式完成。这个计划最近也经过了更进一步的细致改进，提升对终端使用者的服务水准。信息技术革新也在许多刑事审判程序中得以有效运用。
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新加坡的法律职业是个“二合一”——新加坡的律师既可以是诉讼律师，也可以同时作为法律顾问。无论如何, 他们都向最高法院负责。新加坡的律师可以成为新加坡法律服务机构的一名司法官员，或者担任公司的常任法律顾问，又或是在本地或国际律师事务所中实际操作法律。在本地设立的单位中，律师可以处理出庭诉讼、公司事务、财产转让和知识产权业务。在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中工作的律师，他们的业务范围一般都被限制在复杂的公司事务、金融与银行交易的范围内。法律职业，如法庭一样，近年来也经历了不同功能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我们可以发现有更多的律师涉入更为深奥的领域，诸如生物科技和证券资产。
良好的法律教育是新加坡律师的诞生并继续成长的通路。要获得新加坡律师协会的承认，受试者首先必须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或是英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任一得到批准的大学中获取一个法律学位，才能符合“合资格人士”的条件。这些获准许大学的法学毕业生也必须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学习新加坡法律的硕士课程。第二道重要的门槛就是通过由法律教育委员会出题的毕业生法律课程考试。最后，在完成上述两项要求以后，这些法学毕业生还会被要求跟随一位诉讼兼事务律师，作为他的学徒，完成时间长度为六个月或特别指定长度的实习。在上述条件都满足以后，他就能获得新加坡律师协会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