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范磊，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主要从事新加坡国别、比较政治、城市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摘 要：中国与新加坡几十年的双边互动创造了大国与小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典范，两国在交往中既注重务实的工具性功能合作又隐含着价值层面的谨慎权衡。在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发展中，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选择体现了这种双重面向的基本逻辑，并随着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演变而作出相应调整。当前新加坡领导层正处在新旧更迭的过渡期，能否延续从李光耀时代至今的外交智慧与传统将是对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重要考验。不论如何发展，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合作与平衡、互构与共生仍将是未来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国际社会以及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新加坡；中新关系；李光耀；小国外交
中国与新加坡不论是在国家体量还是全球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对称性，但两国在双边层面创造了大国与小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典范。建交３０多年来，中新两国不仅深化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的良好合作，而且在安全、防务、金融、司法等领域也实现了新的拓展。经济上，中国已经连续７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也连续７年成为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安全防务上，两国军事交流已经拓展到联合军演等高阶领域。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显示，从李光耀至今的不同时期，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与外交理念一方面凸显了务实的工具性功能合作趋向，另一方面又隐含着价值领域的偏好、谨慎和权衡，这是小国外交的理性逻辑和双重面向。不过，对于小国而言，大国关系无疑是影响其外交政策选择的关键变量，如果中美关系稳定向好，新加坡将有更多的外交空间，而如果中美关系紧张下滑，新加坡必然会面临选边站的困境。面对中美两大国关系的新常态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与全球局势，新加坡的外交逻辑正在经历新的考验。
新加坡对华关系的理性逻辑
“韦伯从现代文明的紧张与对立出发，将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体来说，工具理性是“对客体在外在语境中的表现以及对他人举止的预期；并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而价值理性则是“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对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阐释，其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无关乎结果如何”。换言之，工具理性注重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强调对工具手段、功能目标的理性追求，并“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实现政治目标”；价值理性则关注行为动机和行为本身的合理性，强调“应如何”的价值取向和“必如此”的精神信念。
一国的对外交往出于国家体量、利益诉求以及意识形态等多向度考量，在价值和工具层面的理性偏好也会各有不同，甚至会因时因地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最终，在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成了相互依存、包容共生的关系。在诸如意识形态、安全、法律或者其他面临价值选择的领域，价值理性往往会占据主动，并强调通过规范、认同等变量来推动不同行为体之间协调与共生；而在经济、贸易、金融等涉及资源分配、经济绩效的领域则会注重功利性目的，强调运用工具手段来完成对利益目标的理性追求，此时工具理性便会占上风。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在以工具理性思维的领域，功能合作的可操作性较强，推动合作的难度往往要低得多，而在价值理性领域则出于对伦理、信仰或者更复杂层次价值的考虑，合作的意愿变得不再直接，合作门槛也会大大提高。
舆论常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来形容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这便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元划分的假定，不过往往也会被认为是既成事实。新加坡的外交是否真如舆论所称的这样可以被简单认定呢？相关数据显示，早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美国就在该国制造业领域有大量投资。目前，在新加坡外来直接投资中，美国投资占比超过２０％，居首位，超过所有亚洲国家的投资总和。在过去三年中美国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数量超过４５００家，增长了近２０％。新加坡在美国也拥有超过７３０亿美元的投资，位居亚洲各国对美投资第二位，而且是美国商业房地产市场上最大的亚洲投资者。２０１９年，美国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资达２８８０亿美元，较２０１８年增长了１３．１％；同年，新加坡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额为２１１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１５．３％。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９年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流量４８．２６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９年末，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存量５２６．３７亿美元。单就直接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在新加坡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些数据表明，新加坡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比国内媒体想像的要深得多。厘清这一事实，对于观察新加坡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光耀曾指出：“我们应该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去做外国人的走卒或玩物。”作为充满脆弱性的小国，新加坡不论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立外交，还是坚持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还是两边下注实行对冲战略的大国平衡外交或者注重国际法和国际仲裁与调解，其外交逻辑都是理性的，这一理性既有工具性又带有明显的价值偏好，充满了一个小国追求生存、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的理性追求。以中新关系为例，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中新建交前，新加坡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但是在政治承认与建交、意识形态认同、区域安全合作等其他不同领域却保持距离，甚至还出现过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和攻讦。这种“政冷经热”的局面便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织叠加的结果。在当前复杂的时代大变局中，新加坡多次发声呼吁中美之间不要对抗，依然是出于这种考虑。毕竟，中美和平相处是大多数小国的最优选择，如果中美发生冲突对抗，所有相关的小国都很难全身而退。如李光耀所言，“大象打架”不仅会毁灭蚂蚁，也会殃及草坪。所以，小国都希望借助工具层面的功能合作来拉近价值层面的理性偏好，进而围绕价值层面的理性偏好来强化工具层面的功能合作，以期通过双重的理性导向逻辑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中新关系历史演进中新加坡的理性选择
虽然迟至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中国与新加坡才正式建交，但在此前的４０余年中，双方在经贸甚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相关数据显示，１９５９年新加坡就已经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６９９９万美元），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还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地。１９５６年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为团长的新加坡工商业贸易考察团一行５４人应邀访问新中国，期间还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出于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需要，李光耀、杜进才等政府高层曾多次提出访华，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但这些本可能会改变中新关系历史的访问皆因故未能成行。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８日，新加坡独立不到十天，即委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的高德根到香港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会晤，通报新加坡独立的消息。
但是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独立后本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战略调整，新加坡开始逐渐向华盛顿靠拢，李光耀也分别在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连续四年访问美国。加上６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新关系由最初的良性接触很快跌入低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在联大投票时，新加坡投的是赞成票）、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问题。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初，北京举行亚非桌球友谊赛，新加坡受邀参加，意味着两国的官方接触再次启动，并促成了次年中国桌球队对新加坡的访问。
１９７４年９月，时任中国副外长的乔冠华在纽约与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会面时主动邀请其访华。１９７５年３月，拉惹勒南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拉惹勒南一行，足见中方对发展与新加坡关系的诚意。就国际大环境而言，当时中新建交已经不存在原则性障碍，但拉惹勒南结合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现实情况向中方阐明了其邻国对新加坡身份的疑虑，所以明确提出新加坡将在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才能与中国建交。随后几个月，周恩来借泰国总理巴莫和伊朗总理胡韦达访华的机会委托两位给李光耀传话邀请他访华。１９７６年５月，李光耀实现了他一生３３次访华行程的首次出访，这已经是周恩来去世四个月以后的事了，未能与周恩来会面是李光耀外交履历中引以为憾的事情。而毛泽东临时决定接见李光耀，也让李光耀感到中方对发展中新关系的重视。回国后，李光耀即放宽了新加坡公民到中国旅游和访问的限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一次被李光耀称作“难忘的会面”的访问，双方在多项地区与双边议题领域达成共识。也正是此次访问，让邓小平坚定了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并在后来的多个场合强调借鉴新加坡发展经验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指出：“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中国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邓小平的此次访问让李光耀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诚意，增强了他对中国的信任感。当时，新加坡公民访问中国的人数不断增加，中新之间的贸易额也实现了巨大的增长，７０年代末新加坡已经仅次于香港，成为中国外贸所依赖的第二大转口贸易港。
１９８０年访华之时，李光耀重申了将会在中国与印尼复交之后才会与中国建交的态度，得到了中方认可。李光耀在此次访问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给予了高度赞赏，他认为“中国四个现代化成功对整个亚洲及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都有好处……中国繁荣了，各国就多了一个好的贸易伙伴”。邓小平访新以后的几年间，两国还就进一步提升经贸关系达成一系列协议。其中１９８０年６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设立商务代表处的协议》，旨在进一步落实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在北京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并推动两国于１９８１年互设具有使馆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务代表处。
随后的十年间，中新两国在全球与地区议题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等多个领域展开了积极的互动和沟通，两国的高层互访也开始增加，李光耀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两度访华，使其在建交前的访华次数达到了四次。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则在１９８４年被聘为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和旅游业顾问，凸显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新加坡模式的肯定。１９９０年８月８日，中国与印尼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从而彻底解除了新加坡在中新两国建交问题上的心结。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和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以后，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双边关系不断深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国和新加坡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新关系再上新台阶。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日，中国与新加坡迎来建交３０周年。因为疫情原因，两国的双边交往及庆祝活动未能全面展开，但是两国领导人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频繁互动与沟通则向外界展示了彼此对中新双边关系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在祝贺中新建交３０周年的贺电中指出，中新“两国合作超越双边范畴，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发挥示范效应。中方愿与新方共同努力，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在贺电中表示：“新中关系３０年来蓬勃发展，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人文纽带日益密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互施援手，共同促进经济复苏、维护贸易畅通和供应链稳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合作领域。”目前，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以建交３０年为契机，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均表示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进入４．０时代，工具与价值层面的双重考量在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实现了共存共生。
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动力与支柱：工具理性的视角
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几十年中，新加坡始终坚持务实而灵活的外交理念，尽可能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建交３０年来，双方关系整体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良性互动的态势，且能在涉及国家利益、地区与全球热点等重大问题上保持沟通并相互尊重。经贸往来是功能合作方面最具操作性的领域，也是受价值理性影响最小的领域。所以，两国建交前这种双边经贸互动就一直在运行，且对两国关系发挥了黏合剂与催化剂的作用。建交后，新加坡在经贸领域的多个层面都采取了与中国主动对接拓展深度合作的政策。但是在社会、文化、政治、安全等领域的互动则有着明显的价值倾向性，经历了最初的猜忌、攻讦到后来逐步走向协调合作，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互信。
经贸合作是中新两国关系发展最具活力的领域，也是两国关系的支柱。在东盟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都有为两国所看重的合作内容。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以开放型经济为主的新加坡受到了较大冲击。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新加坡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全国演说中指出，开放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全球各国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机会，新加坡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互联互通的全球化和开放的市场。但是，新冠疫情已经对国际体系与全球秩序造成了威胁，新加坡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应对疫情危机，逐步恢复跨境交流与往来。这一演说道出了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向何处去的担忧和思考，也凸显了新加坡对开放型多边主义的依赖，而东盟是新加坡最看重的多边合作平台。从近两次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表现来看，新加坡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在双边的国家层面，两国之间的经贸与金融等合作发展迅速。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中国连续７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７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新增外资来源国。２０１９年双边贸易额为９００亿美元，增长４．５％。其中，中方出口额为５４８亿美元，增长１１．６％；进口额为３５２亿美元，增长４．５％。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新加坡累计在华投资总额达１０６２．９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也有了较大增长。目前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投资环境指数排名第一，是当前中国企业和资金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和桥梁。数据显示，“新加坡占‘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８５％，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有近三分之一流经新加坡。”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两国在相关领域合作的潜力，也呈现了工具理性层面加强功能合作的活力。在金融领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中新两国的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两国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新加坡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从最初的观望到后来积极表态，再到如今积极参与推动，也印证了新加坡明确的功能合作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