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范磊，國際政治專業博士，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山東政法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主要從事新加坡國別、比較政治、城市國際化等領域的研究。
摘 要：中國與新加坡幾十年的雙邊互動創造了大國與小國關係良性發展的典範，兩國在交往中既注重務實的工具性功能合作又隱含著價值層面的謹慎權衡。在與中美兩大國的關係發展中，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選擇體現了這種雙重面向的基本邏輯，並隨著中美兩國戰略博弈的演變而作出相應調整。當前新加坡領導層正處在新舊更迭的過渡期，能否延續從李光耀時代至今的外交智慧與傳統將是對第四代領導團隊的重要考驗。不論如何發展，工具層面和價值層面的合作與平衡、互構與共生仍將是未來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點，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國際社會以及大國博弈的大背景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關鍵詞：新加坡；中新關係；李光耀；小國外交
中國與新加坡不論是在國家體量還是全球影響力等各個方面都有著巨大的不對稱性，但兩國在雙邊層面創造了大國與小國關係良性發展的典範。建交３０多年來，中新兩國不僅深化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領域的良好合作，而且在安全、防務、金融、司法等領域也實現了新的拓展。經濟上，中國已經連續７年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也連續７年成為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國；安全防務上，兩國軍事交流已經拓展到聯合軍演等高階領域。中新兩國關係的發展歷程顯示，從李光耀至今的不同時期，新加坡的對華政策與外交理念一方面凸顯了務實的工具性功能合作趨向，另一方面又隱含著價值領域的偏好、謹慎和權衡，這是小國外交的理性邏輯和雙重面向。不過，對於小國而言，大國關係無疑是影響其外交政策選擇的關鍵變量，如果中美關係穩定向好，新加坡將有更多的外交空間，而如果中美關係緊張下滑，新加坡必然會面臨選邊站的困境。面對中美兩大國關係的新常態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地區與全球局勢，新加坡的外交邏輯正在經歷新的考驗。
新加坡對華關係的理性邏輯
「韋伯從現代文明的緊張與對立出發，將理性區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具體來說，工具理性是「對客體在外在語境中的表現以及對他人舉止的預期；並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標」，而價值理性則是「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對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無論該價值是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還是其他的闡釋，其注重的是這種行為本身，而無關乎結果如何」。換言之，工具理性注重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強調對工具手段、功能目標的理性追求，並「以儘可能小的代價最大程度地實現政治目標」；價值理性則關注行為動機和行為本身的合理性，強調「應如何」的價值取向和「必如此」的精神信念。
一國的對外交往出於國家體量、利益訴求以及意識形態等多向度考量，在價值和工具層面的理性偏好也會各有不同，甚至會因時因地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最終，在國際關係與外交領域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形成了相互依存、包容共生的關係。在諸如意識形態、安全、法律或者其他面臨價值選擇的領域，價值理性往往會占據主動，並強調通過規範、認同等變量來推動不同行為體之間協調與共生；而在經濟、貿易、金融等涉及資源分配、經濟績效的領域則會注重功利性目的，強調運用工具手段來完成對利益目標的理性追求，此時工具理性便會占上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在以工具理性思維的領域，功能合作的可操作性較強，推動合作的難度往往要低得多，而在價值理性領域則出於對倫理、信仰或者更複雜層次價值的考慮，合作的意願變得不再直接，合作門檻也會大大提高。
輿論常用「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來形容新加坡在中美關係中的定位，這便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二元劃分的假定，不過往往也會被認為是既成事實。新加坡的外交是否真如輿論所稱的這樣可以被簡單認定呢？相關數據顯示，早在新加坡建國初期，美國就在該國製造業領域有大量投資。目前，在新加坡外來直接投資中，美國投資占比超過２０％，居首位，超過所有亞洲國家的投資總和。在過去三年中美國在新加坡註冊的公司數量超過４５００家，增長了近２０％。新加坡在美國也擁有超過７３０億美元的投資，位居亞洲各國對美投資第二位，而且是美國商業房地產市場上最大的亞洲投資者。２０１９年，美國在新加坡的直接投資達２８８０億美元，較２０１８年增長了１３．１％；同年，新加坡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額為２１１億美元，較上一年增長了１５．３％。據中國商務部統計，２０１９年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流量４８．２６億美元；截至２０１９年末，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存量５２６．３７億美元。單就直接投資領域來看，中國在新加坡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些數據表明，新加坡對美國的經濟依賴程度比國內媒體想像的要深得多。釐清這一事實，對於觀察新加坡與中美兩大國的關係定位有著重要的意義。
李光耀曾指出：「我們應該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去做外國人的走卒或玩物。」作為充滿脆弱性的小國，新加坡不論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立外交，還是堅持利益至上的務實外交，還是兩邊下注實行對沖戰略的大國平衡外交或者注重國際法和國際仲裁與調解，其外交邏輯都是理性的，這一理性既有工具性又帶有明顯的價值偏好，充滿了一個小國追求生存、維護國家利益、提升國際形象和地位的理性追求。以中新關係為例，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至中新建交前，新加坡一直保持著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但是在政治承認與建交、意識形態認同、區域安全合作等其他不同領域卻保持距離，甚至還出現過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和攻訐。這種「政冷經熱」的局面便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交織疊加的結果。在當前複雜的時代大變局中，新加坡多次發聲呼籲中美之間不要對抗，依然是出於這種考慮。畢竟，中美和平相處是大多數小國的最優選擇，如果中美發生衝突對抗，所有相關的小國都很難全身而退。如李光耀所言，「大象打架」不僅會毀滅螞蟻，也會殃及草坪。所以，小國都希望藉助工具層面的功能合作來拉近價值層面的理性偏好，進而圍繞價值層面的理性偏好來強化工具層面的功能合作，以期通過雙重的理性導向邏輯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中新關係歷史演進中新加坡的理性選擇
雖然遲至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中國與新加坡才正式建交，但在此前的４０餘年中，雙方在經貿甚至政治領域的互動卻始終沒有停止過。相關數據顯示，１９５９年新加坡就已經是中國的第十大貿易夥伴（６９９９萬美元），２０世紀６０年代還成為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大外匯來源地。１９５６年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為團長的新加坡工商業貿易考察團一行５４人應邀訪問新中國，期間還受邀參加國慶觀禮，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出於東南亞反殖民運動的需要，李光耀、杜進才等政府高層曾多次提出訪華，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但這些本可能會改變中新關係歷史的訪問皆因故未能成行。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８日，新加坡獨立不到十天，即委派時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的高德根到香港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會晤，通報新加坡獨立的消息。
但是隨著地區局勢的變化以及獨立後本國在經濟與安全領域的戰略調整，新加坡開始逐漸向華盛頓靠攏，李光耀也分別在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０年連續四年訪問美國。加上６０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外交受到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中新關係由最初的良性接觸很快跌入低谷。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在聯大投票時，新加坡投的是贊成票）、中美關係的解凍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讓新加坡開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定位問題。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初，北京舉行亞非桌球友誼賽，新加坡受邀參加，意味著兩國的官方接觸再次啟動，並促成了次年中國桌球隊對新加坡的訪問。
１９７４年９月，時任中國副外長的喬冠華在紐約與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會面時主動邀請其訪華。１９７５年３月，拉惹勒南訪華，周恩來抱病接見了拉惹勒南一行，足見中方對發展與新加坡關係的誠意。就國際大環境而言，當時中新建交已經不存在原則性障礙，但拉惹勒南結合新加坡華人占多數的現實情況向中方闡明了其鄰國對新加坡身份的疑慮，所以明確提出新加坡將在印尼與中國復交之後才能與中國建交。隨後幾個月，周恩來借泰國總理巴莫和伊朗總理胡韋達訪華的機會委託兩位給李光耀傳話邀請他訪華。１９７６年５月，李光耀實現了他一生３３次訪華行程的首次出訪，這已經是周恩來去世四個月以後的事了，未能與周恩來會面是李光耀外交履歷中引以為憾的事情。而毛澤東臨時決定接見李光耀，也讓李光耀感到中方對發展中新關係的重視。回國後，李光耀即放寬了新加坡公民到中國旅遊和訪問的限制。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這是一次被李光耀稱作「難忘的會面」的訪問，雙方在多項地區與雙邊議題領域達成共識。也正是此次訪問，讓鄧小平堅定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並在後來的多個場合強調借鑑新加坡發展經驗的重要意義。習近平主席在回顧這段往事時指出：「新加坡的實踐為中國破解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難題提供了寶貴借鑑，中國發展也為新加坡帶來了巨大發展機遇。」鄧小平的此次訪問讓李光耀看到了中國政府的誠意，增強了他對中國的信任感。當時，新加坡公民訪問中國的人數不斷增加，中新之間的貿易額也實現了巨大的增長，７０年代末新加坡已經僅次於香港，成為中國外貿所依賴的第二大轉口貿易港。
１９８０年訪華之時，李光耀重申了將會在中國與印尼復交之後才會與中國建交的態度，得到了中方認可。李光耀在此次訪問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戰略給予了高度讚賞，他認為「中國四個現代化成功對整個亞洲及地處東南亞的新加坡都有好處……中國繁榮了，各國就多了一個好的貿易夥伴」。鄧小平訪新以後的幾年間，兩國還就進一步提升經貿關係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１９８０年６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於設立商務代表處的協議》，旨在進一步落實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在北京簽署的雙邊貿易協定，並推動兩國於１９８１年互設具有使館功能和外交地位的商務代表處。
隨後的十年間，中新兩國在全球與地區議題以及雙邊經貿關係發展等多個領域展開了積極的互動和溝通，兩國的高層互訪也開始增加，李光耀分別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兩度訪華，使其在建交前的訪華次數達到了四次。新加坡前副總理吳慶瑞則在１９８４年被聘為中國沿海開發經濟顧問和旅遊業顧問，凸顯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新加坡模式的肯定。１９９０年８月８日，中國與印尼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從而徹底解除了新加坡在中新兩國建交問題上的心結。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和新加坡外長黃根成在紐約簽署建交公報，兩國正式建交。建交以後，兩國高層交往頻繁，雙邊關係不斷深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新加坡，雙方一致同意將中國和新加坡關係確定為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推動中新關係再上新台階。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日，中國與新加坡迎來建交３０周年。因為疫情原因，兩國的雙邊交往及慶祝活動未能全面展開，但是兩國領導人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的頻繁互動與溝通則向外界展示了彼此對中新雙邊關係的重視。習近平主席在祝賀中新建交３０周年的賀電中指出，中新「兩國合作超越雙邊範疇，在地區和國際層面發揮示範效應。中方願與新方共同努力，繼續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線，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兩國關係取得更大發展，為地區和世界穩定繁榮作出積極貢獻」。新加坡總統哈莉瑪在賀電中表示：「新中關係３０年來蓬勃發展，務實合作持續推進，人文紐帶日益密切。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兩國互施援手，共同促進經濟復甦、維護貿易暢通和供應鏈穩定，還開闢了許多新的合作領域。」目前，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相互依賴程度在不斷加深，以建交３０年為契機，雙方已經達成共識，均表示將共同推動兩國關係發展進入４．０時代，工具與價值層面的雙重考量在兩國關係發展的進程中實現了共存共生。
新加坡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動力與支柱：工具理性的視角
在與中國打交道的幾十年中，新加坡始終堅持務實而靈活的外交理念，儘可能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建交３０年來，雙方關係整體呈現出多領域、多層次良性互動的態勢，且能在涉及國家利益、地區與全球熱點等重大問題上保持溝通並相互尊重。經貿往來是功能合作方面最具操作性的領域，也是受價值理性影響最小的領域。所以，兩國建交前這種雙邊經貿互動就一直在運行，且對兩國關係發揮了黏合劑與催化劑的作用。建交後，新加坡在經貿領域的多個層面都採取了與中國主動對接拓展深度合作的政策。但是在社會、文化、政治、安全等領域的互動則有著明顯的價值傾向性，經歷了最初的猜忌、攻訐到後來逐步走向協調合作，並形成了一定程度互信。
經貿合作是中新兩國關係發展最具活力的領域，也是兩國關係的支柱。在東協區域層面、國家層面和次國家層面都有為兩國所看重的合作內容。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暴發以後，以開放型經濟為主的新加坡受到了較大衝擊。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新加坡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在全國演說中指出，開放的國際體系和全球秩序為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全球各國提供了和平發展的機會，新加坡的發展就是得益於互聯互通的全球化和開放的市場。但是，新冠疫情已經對國際體系與全球秩序造成了威脅，新加坡呼籲各國加強合作應對疫情危機，逐步恢復跨境交流與往來。這一演說道出了作為小國的新加坡對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向何處去的擔憂和思考，也凸顯了新加坡對開放型多邊主義的依賴，而東協是新加坡最看重的多邊合作平台。從近兩次新加坡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期間的表現來看，新加坡在推動中國與東協關係的發展方面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在雙邊的國家層面，兩國之間的經貿與金融等合作發展迅速。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中國連續７年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新加坡連續７年成為中國第一大新增外資來源國。２０１９年雙邊貿易額為９００億美元，增長４．５％。其中，中方出口額為５４８億美元，增長１１．６％；進口額為３５２億美元，增長４．５％。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新加坡累計在華投資總額達１０６２．９億美元。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國在新加坡的投資也有了較大增長。目前新加坡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投資環境指數排名第一，是當前中國企業和資金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和橋樑。數據顯示，「新加坡占『一帶一路』國家對華投資總額的８５％，而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有近三分之一流經新加坡。」這些數據充分顯示了兩國在相關領域合作的潛力，也呈現了工具理性層面加強功能合作的活力。在金融領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中新兩國的外匯市場正式推出人民幣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續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為兩國在金融領域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從最初的觀望到後來積極表態，再到如今積極參與推動，也印證了新加坡明確的功能合作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