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哪些人被杀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肃清活动开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著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有多少华人惨遭杀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各地展开了庆祝抗日胜利的活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
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欢天喜地。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仗势欺人的士兵失去威风。当年替日本人工作的人都被周围的人唾骂为“汉奸”，甚至遭到仇杀。日本军营遭焚，商店遭洗劫一空，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最终，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半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虽然英军的回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战无不胜的了。
二战结束
虽然华人社区要求殖民政府在当众处死这两个军官，但是英政府只让6个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军官在1947年6月27日被处死。虽然当地和华人极之不满，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了和解。但是前总理李光耀作出回应，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
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华人开始了一个罢买日货的活动，但是他们经济上只可以维持7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后，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在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而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方道歉。
悼念死难同胞
1962年，中华总商会负起社会义务，设立募捐委员会，将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遭日军屠杀的人民遗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自1967年开始，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总商会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除悼念日侵时期死难者外，此项活动更为提高国民－尤其是年轻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灌输全民防卫观念的重要性。每年，新加坡全岛公共警报系统在沦陷日，中午12时05分鸣响，其目的在于提醒军民团结，共同保卫新加坡。
对新加坡日治时期的历史有兴趣的话，请搜索新加坡电视剧《和平的代价》视频。这部连续剧真实的反映出当年的境况，岁月无声，人间有情，历史决不容忘怀 ，陈嘉庚和林谋盛烈士等历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辈的抗战经历和苦难使新加坡后人深为感动！
屠杀人数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