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还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对跨国公司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在处置一笔投资收益时，相比在有资本利得税的国家（如美国15%、中国20%、韩国30%、丹麦42%），这些公司的实际所得差异巨大。
在符合一些条件的情况下，新加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汇回股利时可以免征股利税，这让很多跨国公司乐意将新加坡公司作为中介，把股利留存在新加坡，避免直接分红回母国总公司缴纳股利税。
新加坡还和5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避免跨国公司们的双重被征税问题，降低企业成本。
企业需要人才，新加坡除了具备有吸引力的企业税收环境，个人所得税方面，也很有吸引力，新加坡个税实行累计税率制，最高档为22%，显著低于美国税改后的37%，英国、德国、中国等很多国家选定的最高档45%。
根据我们的简单测算，对于一个已婚并育有一子的年收入为96万元的中年人，考虑到养育子女免税额、供养父母免税额等，其一年大约需要缴税83700元，这一数字大约是在上海工作的同收入人群的一半。
新加坡还在2008年取消了遗产税，这对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吸引跨国公司建设总部经济，还需要有对跨国企业友好的营商环境，这往往包括与英美接轨的可靠法治环境、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生活环境（教育、医疗、住房等）。
在202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新西兰；
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2020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中，新加坡综合得分同样高居第二，仅次于香港。
资本自由流动是总部经济的必要条件。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国际资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跨国企业的利润汇出无限制也无税费。
法律体系方面，1826年英政府授权东印度公司对新加坡的主权后，新加坡就开始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建国后在沿袭英国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做过一些调整，比如1995年取消了陪审团制度。
虽然西方一些媒体对新加坡的法律体系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对《内部安全法》的使用。但总体而言，新加坡的法律体系高度与欧美接轨，得到了跨国公司们的信任。
在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20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水平排名中，新加坡也高居全球第12位。
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方面，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平均价格约为每平米1.55万新币，虽然位列全球各城市的房价高位，但仅为中国香港的一半左右，永久居民还可购买新加坡组屋。
此外，新加坡教育水平领先，国际学校名额充足。总体而言，相比竞争者香港，新加坡因更好的宜居程度对高端人才也颇具吸引力。
这些广泛的、极具吸引力的税务激励、资本自由流动和其他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并且激励跨国公司将新加坡作为全球或亚洲的运营或投资中心、集团内部资金调配的中心，即所谓的总部经济。甚至也会激发一些跨国公司进行转移定价把利润更多的留在新加坡以适用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率。
这种税率洼地战略的核心目的是把原本分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商业活动吸引过来，一方面扩大了税基，所以在低税率的情况下依然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另一方面，聚集而来的企业、商业活动带来了投资、就业和相关服务等。
整体计算下来，低税收带来的产业转移效应可能远大于税收收益本身。
比如开曼群岛是彻底的税收洼地，完全没有直接税，即没有任何公司税、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但开曼群岛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接近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利用类似的税收洼地战略的国家和地区不只是新加坡，爱尔兰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只有12.5%，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型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谈判获得更低的税率，据披露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业务一度可以享受低至2%的所得税率。
税收洼地效应吸引了很多跨国巨头在爱尔兰设立海外或欧洲总部，如苹果、谷歌、微软和facebook等；
也使爱尔兰成为了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和欧盟最大的跨境人寿保险提供地。
爱尔兰凭此优势在欧盟中取得了亮眼的经济表现，过去10年爱尔兰的GDP复合增速为6.5%，远高于欧盟的0.8%。
除新加坡和爱尔兰之外，摩纳哥、瑞士、香港等国家（地区）也使用了类似的策略。其中有些国家更侧重于通过个人所得税洼地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的方式，和新加坡、爱尔兰的模型有所差异。开曼群岛、百慕大、英属维京群岛（BVI）是更极端的模型。
但这种策略的参与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地区），大国则无法在整个国家运用同样的策略（除非建立特区），因为超低税收必然带来整个国家收支的不平衡。
05 李光耀与超级理性主义
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当然脱不开干系，他的政治远见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认可与推崇。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他为“21世纪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是帮助引发亚洲经济奇迹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盛赞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国父”，是新加坡整套政治、经济、社会运行制度的设计师。他的个性、世界观、认知体系都深刻的给新加坡的社会制度、发展历史打下了烙印。
而他的施政纲领和对具体事务的决策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可能是他所具有的远超常人的理性：万事基于现实，不教条，不被意识形态而束缚，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李光耀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拒绝被固定思维捆绑。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
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作为剑桥大学法学专业的荣誉毕业生，李光耀显然不是那类因为无知而藐视理论的狂徒，事实上从他的各种经济、民生政策能看出他对于经济学等理论体系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但对于各类理论，他始终基于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批判、审视的应用。
“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我向来不会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现实情况才是我的指导原则。”
这是一种“超级理性主义”，在中国有类似的表达。
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从理念上讲，新加坡的奇迹般发展和中国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李光耀主政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美苏主导的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有着“理性判断现实情况”的武装，他做决策不会被意识形态所束缚。
“我一向尽量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确的事。”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生存，并不是因为它总是坚持己见。如果它死守教条或意识形态，就会与现实脱节。”
“解决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并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们就用。假如他脑子里还有很多点子，那就说服他到我们这一边来。”
他对人性、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公平等的看法都清晰的体现出他直面现实情况，基于事实以理性的方法来寻求解决方案的特点。
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此犀利而直言不讳，以至于有些观点看上去有些残酷或“政治不正确”。
比如他说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他认为人生有其与生俱来的随机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只能追求机会平等，但无法追求结果平等。
“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如果在美国，一个政治家做出如此表述，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正基于这种认知，他提倡因材施教，引入分流教育，使新加坡有一个成本收益角度很好的教育体系。
也因为此，他认为应该由精英来治理国家。
“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下沉，沦为一座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在好些国家，资质平平的领导人能依靠背后实力强大的团队蒙混过关……新加坡不能不让最优秀和能干的人来执政。”
因为对人性的理解，李光耀坚持在政府、国企的人才激励上采用市场化的方式。
“我们现在怎么防止官员受贿？就是付他们市场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师、医生和官员都可以获得相当于私营部门同等级雇员八成的薪酬……
所以，在整个东南亚，我们的部长和官员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穷的。不过在新加坡，如果你贪污受贿，就会毁了将来，毁了一生。”
他敏锐的察觉到很多基于理想主义规划的政府最终可能导向虚伪和腐败。
“千万不要尝试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金钱政治只会换来一批无能的国会议员，还有一连串的虚伪和造假，最后演变成欺诈和腐败。”
也因为对人性的洞察，李光耀对福利制度很警惕。
“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理想和人类的实际行为是互相抵触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务，但是同时要求人们负担一些费用，以确保它不致被滥用又能控制成本。”
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制度设计中，他都非常注重要让老百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以控制成本。
“政府会从旁给予一些帮助，但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
“政府会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户头。你若想把这笔钱花了，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退休后身无分文，你得自己承担这个可怕的后果。”
李光耀对政治制度也是理性而务实的看法，他承认西方的先进性，但不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一人一票是一种最为困难的治国方式，人民有时是反复无常的，他们可能会因一时冲动为了改变而改变”。
他认为西方民主只有在社会人口构成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才适用，而对发展中国家，他“并不相信民主必然会带来发展，民主过于泛滥会让社会变得毫无纪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发展。”
“除了少数的例外，民主制度并没有为新兴发展国家带来良政善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没有推动发展，是因为政府没有实现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
他对好政府的评价反应了他一以贯之的务实风格：“好的政府应该是诚实有效率的——能够保护人民，让人人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自我提升和过上好日子”，评价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在于“它能否为社会内的大部分人创造改善生活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李光耀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在政策上必须奉行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在社会平均主义思潮的冲击和西方福利主义盛行的年代，李光耀指出绝对的平均和过分的福利分配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将会失败”。
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是他所倡导的，
“我们发展了一种竞争制度，使得每一个工人、经理人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能够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的小规模经济，也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
“不过我们不是完全平等的社会。在完全平等社会，没有人会尽全力，社会将会蒙受损失。”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并不是只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也非常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民众的幸福感。
在医疗、交通、住房等领域，新加坡都采取了高端市场完全市场化，中低端市场政府通过补贴等方式满足国民需求，但在满足需求的同时，非常注重成本的控制和民众共担责任。
“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但自由市场经济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进行分配。
通过税收制度，我们进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论贫富，上教学质量一样的学校）；
如果你去医院或诊所，你能得到同样的基本医疗服务，但是付不同价格；我们也有面向全民的娱乐设施。”
总之，李光耀超级理性务实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深刻的影响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
新加坡的廉洁、高效、严谨、以小搏大、以东方传统无缝对接西方体系都是这种超级理性主义的成功表达。
我们在后续系列文章中会分别从医疗、养老、教育、交通等各领域分别详细展开讨论这种超级的理性主义是如何深刻的影响了新加坡的制度和发展。
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新加坡模式”是在长江商学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新加坡经济、商业中独特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总结经验，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本系列研究由刘劲教授主导，其中观点和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资助机构观点。
文中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