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還不徵收資本利得稅，這對跨國公司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在處置一筆投資收益時，相比在有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如美國15%、中國20%、韓國30%、丹麥42%），這些公司的實際所得差異巨大。
在符合一些條件的情況下，新加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匯回股利時可以免徵股利稅，這讓很多跨國公司樂意將新加坡公司作為中介，把股利留存在新加坡，避免直接分紅回母國總公司繳納股利稅。
新加坡還和50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避免雙重徵稅協定(DTA)，避免跨國公司們的雙重被徵稅問題，降低企業成本。
企業需要人才，新加坡除了具備有吸引力的企業稅收環境，個人所得稅方面，也很有吸引力，新加坡個稅實行累計稅率制，最高檔為22%，顯著低於美國稅改後的37%，英國、德國、中國等很多國家選定的最高檔45%。
根據我們的簡單測算，對於一個已婚並育有一子的年收入為96萬元的中年人，考慮到養育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等，其一年大約需要繳稅83700元，這一數字大約是在上海工作的同收入人群的一半。
新加坡還在2008年取消了遺產稅，這對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吸引跨國公司建設總部經濟，還需要有對跨國企業友好的營商環境，這往往包括與英美接軌的可靠法治環境、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生活環境（教育、醫療、住房等）。
在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紐西蘭；
而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02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排名中，新加坡綜合得分同樣高居第二，僅次於香港。
資本自由流動是總部經濟的必要條件。新加坡沒有外匯管制，國際資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跨國企業的利潤匯出無限制也無稅費。
法律體系方面，1826年英政府授權東印度公司對新加坡的主權後，新加坡就開始使用英國的法律體系；建國後在沿襲英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做過一些調整，比如1995年取消了陪審團制度。
雖然西方一些媒體對新加坡的法律體系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比如對《內部安全法》的使用。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的法律體系高度與歐美接軌，得到了跨國公司們的信任。
在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20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水平排名中，新加坡也高居全球第12位。
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方面，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平均價格約為每平米1.55萬新幣，雖然位列全球各城市的房價高位，但僅為中國香港的一半左右，永久居民還可購買新加坡組屋。
此外，新加坡教育水平領先，國際學校名額充足。總體而言，相比競爭者香港，新加坡因更好的宜居程度對高端人才也頗具吸引力。
這些廣泛的、極具吸引力的稅務激勵、資本自由流動和其他優越的營商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並且激勵跨國公司將新加坡作為全球或亞洲的運營或投資中心、集團內部資金調配的中心，即所謂的總部經濟。甚至也會激發一些跨國公司進行轉移定價把利潤更多的留在新加坡以適用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率。
這種稅率窪地戰略的核心目的是把原本分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商業活動吸引過來，一方面擴大了稅基，所以在低稅率的情況下依然可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另一方面，聚集而來的企業、商業活動帶來了投資、就業和相關服務等。
整體計算下來，低稅收帶來的產業轉移效應可能遠大於稅收收益本身。
比如蓋曼群島是徹底的稅收窪地，完全沒有直接稅，即沒有任何公司稅、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與贈與稅等，但蓋曼群島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GDP接近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利用類似的稅收窪地戰略的國家和地區不只是新加坡，愛爾蘭是另一個典型案例。
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只有12.5%，遠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型跨國企業還可以通過談判獲得更低的稅率，據披露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的業務一度可以享受低至2%的所得稅率。
稅收窪地效應吸引了很多跨國巨頭在愛爾蘭設立海外或歐洲總部，如蘋果、谷歌、微軟和facebook等；
也使愛爾蘭成為了全球飛機租賃中心和歐盟最大的跨境人壽保險提供地。
愛爾蘭憑此優勢在歐盟中取得了亮眼的經濟表現，過去10年愛爾蘭的GDP復合增速為6.5%，遠高於歐盟的0.8%。
除新加坡和愛爾蘭之外，摩納哥、瑞士、香港等國家（地區）也使用了類似的策略。其中有些國家更側重於通過個人所得稅窪地吸引高凈值人士移民的方式，和新加坡、愛爾蘭的模型有所差異。蓋曼群島、百慕達、英屬維京群島（BVI）是更極端的模型。
但這種策略的參與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地區），大國則無法在整個國家運用同樣的策略（除非建立特區），因為超低稅收必然帶來整個國家收支的不平衡。
05 李光耀與超級理性主義
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當然脫不開干係，他的政治遠見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認可與推崇。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評價他為「21世紀最傳奇的人物之一，是幫助引發亞洲經濟奇蹟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更盛讚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為一位思想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國父」，是新加坡整套政治、經濟、社會運行制度的設計師。他的個性、世界觀、認知體系都深刻的給新加坡的社會制度、發展歷史打下了烙印。
而他的施政綱領和對具體事務的決策背後，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可能是他所具有的遠超常人的理性：萬事基於現實，不教條，不被意識形態而束縛，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
李光耀深刻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拒絕被固定思維捆綁。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孩子……
我們可能讀到過什麼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作為劍橋大學法學專業的榮譽畢業生，李光耀顯然不是那類因為無知而藐視理論的狂徒，事實上從他的各種經濟、民生政策能看出他對於經濟學等理論體系有著很深刻的理解；但對於各類理論，他始終基於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批判、審視的應用。
「我未接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
「我向來不會為理論所困，理性判斷現實情況才是我的指導原則。」
這是一種「超級理性主義」，在中國有類似的表達。
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從理念上講，新加坡的奇蹟般發展和中國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成就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李光耀主政的相當長的時間內，美蘇主導的全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是非常激烈的，但有著「理性判斷現實情況」的武裝，他做決策不會被意識形態所束縛。
「我一向儘量做正確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確的事。」
「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生存，並不是因為它總是堅持己見。如果它死守教條或意識形態，就會與現實脫節。」
「解決方案是誰提出來的並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們就用。假如他腦子裡還有很多點子，那就說服他到我們這一邊來。」
他對人性、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公平等的看法都清晰的體現出他直面現實情況，基於事實以理性的方法來尋求解決方案的特點。
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此犀利而直言不諱，以至於有些觀點看上去有些殘酷或「政治不正確」。
比如他說 「我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說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為。」
他認為人生有其與生俱來的隨機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只能追求機會平等，但無法追求結果平等。
「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想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但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從來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存在兩個在毅力、動力、敬業程度、內在稟賦等方面一模一樣的人」。
如果在美國，一個政治家做出如此表述，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正基於這種認知，他提倡因材施教，引入分流教育，使新加坡有一個成本收益角度很好的教育體系。
也因為此，他認為應該由精英來治理國家。
「如果新加坡讓平庸的人來治理，這個國家必定下沉，淪為一座再平庸不過的城市。」
「在好些國家，資質平平的領導人能依靠背後實力強大的團隊矇混過關……新加坡不能不讓最優秀和能幹的人來執政。」
因為對人性的理解，李光耀堅持在政府、國企的人才激勵上採用市場化的方式。
「我們現在怎麼防止官員受賄？就是付他們市場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師、醫生和官員都可以獲得相當於私營部門同等級雇員八成的薪酬……
所以，在整個東南亞，我們的部長和官員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窮的。不過在新加坡，如果你貪污受賄，就會毀了將來，毀了一生。」
他敏銳的察覺到很多基於理想主義規劃的政府最終可能導向虛偽和腐敗。
「千萬不要嘗試建立一個廉價的政府，金錢政治只會換來一批無能的國會議員，還有一連串的虛偽和造假，最後演變成欺詐和腐敗。」
也因為對人性的洞察，李光耀對福利制度很警惕。
「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理想和人類的實際行為是互相牴觸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務，但是同時要求人們負擔一些費用，以確保它不致被濫用又能控制成本。」
在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制度設計中，他都非常注重要讓老百姓擔負起相應的責任以控制成本。
「政府會從旁給予一些幫助，但每個人必須負起各自生活的責任。」
「政府會協助你買房子，並填補你的中央公積金戶頭。你若想把這筆錢花了，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退休後身無分文，你得自己承擔這個可怕的後果。」
李光耀對政治制度也是理性而務實的看法，他承認西方的先進性，但不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因為「一人一票是一種最為困難的治國方式，人民有時是反覆無常的，他們可能會因一時衝動為了改變而改變」。
他認為西方民主只有在社會人口構成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才適用，而對發展中國家，他「並不相信民主必然會帶來發展，民主過於泛濫會讓社會變得毫無紀律和秩序，以致不利於發展。」
「除了少數的例外，民主制度並沒有為新興發展國家帶來良政善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沒有推動發展，是因為政府沒有實現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
他對好政府的評價反應了他一以貫之的務實風格：「好的政府應該是誠實有效率的——能夠保護人民，讓人人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裡自我提升和過上好日子」，評價政治體制優劣的標準，在於「它能否為社會內的大部分人創造改善生活的條件」。
在經濟發展理念上，李光耀認為，「要使經濟得到發展，在政策上必須奉行實用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
在社會平均主義思潮的衝擊和西方福利主義盛行的年代，李光耀指出絕對的平均和過分的福利分配將「抑制競爭和力爭上遊的主動性，這樣的社會將會失敗」。
市場經濟和競爭機制是他所倡導的，
「我們發展了一種競爭制度，使得每一個工人、經理人員、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能夠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們從來沒有試圖通過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場的力量，我們的小規模經濟，也使我們從來不敢嘗試採取保護措施，去抗拒外來的競爭。」
「不過我們不是完全平等的社會。在完全平等社會，沒有人會盡全力，社會將會蒙受損失。」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並不是只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率，也非常注重社會的公平和民眾的幸福感。
在醫療、交通、住房等領域，新加坡都採取了高端市場完全市場化，中低端市場政府通過補貼等方式滿足國民需求，但在滿足需求的同時，非常注重成本的控制和民眾共擔責任。
「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但自由市場經濟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進行分配。
通過稅收制度，我們進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論貧富，上教學質量一樣的學校）；
如果你去醫院或診所，你能得到同樣的基本醫療服務，但是付不同價格；我們也有面向全民的娛樂設施。」
總之，李光耀超級理性務實的思考和行為方式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設計。
新加坡的廉潔、高效、嚴謹、以小搏大、以東方傳統無縫對接西方體系都是這種超級理性主義的成功表達。
我們在後續系列文章中會分別從醫療、養老、教育、交通等各領域分別詳細展開討論這種超級的理性主義是如何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的制度和發展。
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新加坡模式」是在長江商學院與新加坡管理大學東協研究中心的資助下完成的對新加坡經濟、商業中獨特管理模式的系統性研究，旨在總結經驗，為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鑑。
本系列研究由劉勁教授主導，其中觀點和內容僅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資助機構觀點。
文中圖片來自圖蟲創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