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5年建國到現在，新加坡從一個極端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已開發國家，躍升幅度之大世所罕見。
作為一個人口才500萬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在國際政治、經濟、輿論中的影響力超過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國家。
新加坡的驚人成就離不開李光耀和他主導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里有哪些東西是我們可以借鑑的，哪些則不然？請看長江商學院劉勁教授帶來的系列研究。
作者 | 劉勁 段磊 張鳳婷
來源 | 財新網
文章2021年5月20日原發於財新網。此為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之一。
劉 勁
長江商學院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01 藉助獨特地理優勢大力發展港口業務
建國之初，這個幅員狹小、資源匱乏的小島能否獨立生存下去都受到質疑，李光耀也曾坦言新加坡獨立的無奈以及國家生存的艱難：
「新加坡的獨立是強加在它的頭上的……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根本無法生存下去。」
而今天的新加坡經濟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國家治理方面也被認為有獨到之處。我們應該怎麼解讀新加坡的成功？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優勢是新加坡發展的先天硬體基礎。
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之間，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主要通路，從歐洲、中東、南亞到亞洲東部或澳洲的船隻都需從此經過。
馬六甲海峽長達1000公里，海峽兩側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三個國家，但新加坡無疑更為幸運，新加坡所在的海峽東側，深水航道更多、碼頭岸線更長，更適合建港口，而西岸（印度尼西亞一側）大多數是沼澤和淺灘，大船不易靠岸。
與同側的馬來西亞相比，新加坡獨占馬六甲海峽南端出口，且建港條件更佳：
新加坡港的碼頭岸線長度超過21000米，而馬來西亞的巴生港只有約9000米；
新加坡港也有具有更好的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條件。
藉助這一獨特的地理優勢和天然稟賦，新加坡得以有機會大力發展港口業務；但新加坡人並沒有滿足於此，而是憑藉新加坡優秀的制度設計和高效的管理，把新加坡港口的天然優勢發揮到極致。
在2020年的「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中，新加坡港以97.2分高居榜首，遠超第二名的倫敦（83.3分）和第三名的上海（81.2分）；
而新加坡港的競爭者巴生港（馬來西亞）僅得到50.5分。
這種領先顯然不只是港口天然條件帶來的，還體現了新加坡對港口的建設水平、航運的服務水平（航運經紀服務、海事法律服務、金融服務等）和綜合營商環境水平（經濟自由度、關稅稅率、營商便利性等）等方面的巨大優勢。
以港口建設和服務為例，新加坡的貨櫃泊位67個，碼頭起重機205個，均是巴生港的一倍以上，貨物設計容量更是巴生港的2.3倍；
而且設備先進，如新加坡的巴西班讓碼頭配備了世界上最先進的貨櫃裝卸橋，可容納世界上最大的貨櫃船，同時遠程操控系統使每個操作人員可同時控制6台起重機。
服務方面，物流效率極高，港口承諾貨櫃船舶不壓港，而且裝卸時間一般不超過10個小時；反觀巴生港，則時有貨櫃裝卸系統耗時、港口基礎設施落後導致貨物壓港的新聞。
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發布的全球物流績效指數報告，新加坡高居第4，而馬來西亞則位列41位。
再以營商便利性為例，在世界銀行發布的經營便利指數（2020）中，新加坡高居第二，其中市場准入、執行合同和稅收條款三方面分別排第4、第1和第7位；
馬來西亞總排名第15位，在這三項排名中則僅列第126位、第35位和第80位。
02 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
雖然有如此優質的港口和相關服務，但新加坡面積僅72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0萬，僅依靠國內的需求來進口或憑藉國內的資源和生產能力來出口顯然都是非常有限的。
而新加坡的貨物和服務進口達到其GDP的1.5倍；貨物和服務出口則高達GDP的1.7倍，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港有規模龐大的轉口貿易。
以2019年為例，新加坡的轉口貿易額占其出口總額的52.8%。
轉口貿易產生的背景是不同國家、地區間的關稅稅率往往不同，如果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稅稅率較高（如25%），而它們和第三國之間的關稅稅率較低（如分別為5%和7%），則通過第三國的貿易公司進行轉手交易往往可以適用更低的關稅。
新加坡把自身定位為自由貿易港，只對極少數的商品徵收進口稅，例如菸草和酒類，綜合而言，新加坡的所有產品加權平均適用關稅僅為0.24%（2018年）；
新加坡對出口商品一律免稅，並且對於出口額達到一定限額的公司，還可申請減免出口收益的所得稅稅金。
此外，新加坡擁有亞洲最廣泛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網絡，除了與中國、美國、印度等多達13個國家、地區簽署雙邊自貿協議，還參加了多個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
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S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
基於這些自貿協定，貿易公司和投資者可以享受包括關稅減讓、進入特定領域的優先途徑和更快進入市場等多重優惠。
憑藉自由貿易港定位和廣結自貿協定，新加坡成為了亞洲最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其轉口貿易的前三大目的地分別為中國香港（占比16.6%，2018年）、中國大陸（13.6%）和近鄰馬來西亞（10.7%），美國位居第五（6.1%）。
發達的港口和貿易又進一步帶動了其他產業的發展，如航運、石化產業、製造業、物流和金融服務等。
最直接受益的是航運、物流及相關的服務，優質港口和轉口貿易吸引了超過5000家海事機構在新加坡開展業務，並逐漸衍生出發達的業務生態。
如船舶加油、船舶經紀、船舶融資、海事保險，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石化產業方面，二戰後東亞經濟崛起，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每年都要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口大量的石油，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又帶來了更多的石油轉運需求，使馬六甲海峽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石油運輸海上要塞，僅次於荷姆茲海峽。
新加坡從石油轉運的樞紐起步，在轉口貿易的關稅優勢刺激下和政府產業政策的引導下進軍石油化工產業，現在新加坡已成為世界三大煉油中心之一、第五大成品油出口國，石化產業成為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雖然國土面積小，但新加坡沒有放棄製造業，從最初利用港口優勢，進口原材料在港口加工後再出口的簡單加工製造業，到現在重點發展的有技術密集屬性的機械製造和生物醫藥，製造業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貢獻巨大，2019年製造業GDP占比高達19.8%。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金融業務的起步和發展離不開貿易中心的加持，貿易活動需要大量的授信、結算、保險、租賃交易等金融服務。
以此為基礎，新加坡憑藉自由港、法律環境和時區（上午可與香港、東京、雪梨交易，下午可與倫敦、蘇黎世、法蘭克福交易，晚上可與紐約交易）等優勢逐步發展成為以外匯交易和衍生品交易為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憑藉「要塞」式的地理位置成為貿易樞紐進而帶來經濟大發展的模式並非新加坡所獨享。實際上，如果擁有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在貿易全球化的時代藉機發展貿易、經濟，是非常符合邏輯且順其自然的路線。
另一個例子是杜拜，杜拜臨近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是連接中東地區重要石油產地波斯灣和阿曼灣的狹窄海上通道，亦是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的唯一水道，全球約1/3的原油運輸途經此地。
乘著原油貿易的東風，杜拜過去幾十年同樣進入了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快車道，1975年杜拜常住人口僅18萬人，目前超過300萬；
人均GDP約合3.9萬美元（2019年），如果放在全球超過200萬以上人口的國家中來排名的話，可以位列第23位。
整個阿聯的貨物貿易出口額位列全球第15位，而杜拜貢獻了其中約80%。
雖然杜拜和新加坡的社會制度、法律體系、政府運作方式非常不一樣，但憑藉著「要塞」式的地理位置同樣取得了不俗的經濟發展成就。
所以，在解釋新加坡的成功的時候，地理位置的「天賦」是不能迴避的；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擁有同樣甚至可能更好地理稟賦的杜拜的1.6倍（2019年），是跨國企業在亞洲的總部首選，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只用地理位置的「天賦」又是不能完全解釋其如此成就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的優勢，新加坡的成功肯定還有一些其他的獨特配方。
03 全球化定位
想像一下，新加坡的矚目經濟成就在300年前的世界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個時代沒有大量的全球貿易需求，「要塞」式的港口價值不大；
那時也沒有大量的跨國企業，沒有叫做蘋果或通用的公司需要選定一個小島來統籌周邊十幾個國家的數十億人口的市場；
這個小島上一大半的經濟發展是外國公司貢獻的；
小島上的一些關注著某樣東西價格變化的人上午在和遠方的香港、東京的外國人交易，下午和遠在歐洲的倫敦、法蘭克福對接，晚上還不忘和紐約交流……
新加坡的發展離不開在全球化時代它自身的全球化定位，新加坡從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獲益甚大，這種獲益不僅僅是如很多國家那樣都在全球分工的效率提升中獲益，也不僅僅是利用轉口貿易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獲益，新加坡還從全球經貿體系中找到了一個稅收「套利」的模式，給其帶來了很大的價值。
新加坡的經濟非常依託於全球化，以在新加坡的公司為例，外國控股公司占新加坡企業總量雖然只有18%，但雇員數量占到31%，對GDP的貢獻占比更是達到62%（2018年），可見大型跨國企業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
事實上新加坡在吸引跨國公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績：
香港吸引了不到1400家跨國企業設立亞太總部或其它形式的區域總部，東京、上海和北京在這方面的數字分別為531家、470家和149家；
新加坡則吸引了4200家左右的跨國公司設立區域總部（OECD，2016年）。
其中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有46%把亞太總部選定在新加坡，而在百大科技跨國公司中這一數字更是高達59%，這些公司中不乏微軟、谷歌、亞馬遜、蘋果、星巴克等巨頭。
不局限於區域總部的話，入駐新加坡的大大小小的外國公司多達26000餘家，其中10000家以上來自北美、歐洲和日本。
新加坡為什麼對跨國公司這麼有吸引力？
這是因為新加坡以全球化為定位設計了一套一個小島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獲益的機制，其中吸引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是其中關鍵環節。
04 稅收窪地戰略
吸引跨國公司的首先是新加坡多方位的稅收窪地優勢。
新加坡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7%，這比大部分的重要經濟體要低。
如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德國的綜合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9.9%（其中中央稅率15.8%，地方稅率14.1%）；
也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21.5%（2020年）。
在亞太地區比新加坡所得稅率低的主要經濟體只有香港的16.5%，但是新加坡有多種對企業的稅收折扣政策和新設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更拉低了實際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比如符合條件的區域或全球性貿易公司可以適用5%或10%的優惠企業稅率；
符合條件的金融企業，所得可享受5%、10%、12%或13.5%的優惠稅率；
符合條件的財務管理公司，可享受8%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很多公司的研發費用、智慧財產權收入可享受100%甚至更多的稅務抵扣和獎勵。
對於總部經濟，更是有著相當力度的所得稅優惠，對於把區域總部或全球總部設立在新加坡的公司，在特定時期內可享受免稅、5%或10%的優惠稅率，優惠幅度取決於新加坡總部在該公司的重要性，而重要性根據多重因素決定，包括職員數量、企業的開支和雇員的質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