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冥诞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 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 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为纪念“李光耀冥诞100周年”，本号将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没有新加坡共和国，就有了南洋大学。而有了新加坡共和国，却没有了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曾经是东南亚华人教育的一面旗帜 ，1955年，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南洋大学成立。1980年，新加坡早就成为独立的国家，南洋大学却被被关闭。
在英国殖民地时，英国人一直想在教学上用英文“一统天下”，但是英国人没有做到。而独立后的新加坡，在李光耀执政期间，却撤销了用华语教学的南洋大学， 做到了在教学上用英文“一统天下”。
对此，坊间对李光耀非议不少，认为撤销南洋大学是“错误的决定”！直至今天，许多华人，仍然希望能够恢复“南洋大学”老校名。
但是，许多人不了解，当时新加坡为什么要撤销南洋大学，而更不了解的是：李光耀也说过：恢复南洋大学旧名绝对不成问题！他同意恢复新加坡南洋大学校名。
当时关闭南洋大学是必要的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关闭南洋大学的三个理由：
一、语言问题 李光耀一直奉行的是“双语政策”，既强调英文，也强调华文。他认为，英文是强国之路，华文是立国之本。没有英文，新加坡的多元民族就像“一盘散沙”没有“粘结剂”；而且对西方国家没有纽带和桥梁。华文是立国之本，没有华文，新加坡就无法弘扬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新加坡绝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的。
1.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语，多元民族像一盘散沙，只有靠英语才能把大家连接在一起，并且只有英语，才能让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立足于国际社会。
所以新加坡政府确立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的政策。南洋大学开办以来，一直采用华语教学，这与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把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工作用语的政策相抵制。
2. 由于南洋大学的教师英文水平不高，也难以实现转变，所以该校也成为新加坡普及英语教育的最大阻力。
3. 一些华文中学、小学他们原来都用华语教学，都在看着南洋大学 ，牵一发而动全身， 南洋大学不改，普及英语教学就难以贯彻下去。
李光耀说：“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用语改为英语，但是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连南大毕业的议员都吁请我（指李光耀，下同。），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我也知道，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和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的人也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好几百学生的前途白白糟蹋，既然南洋大学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们只好把南洋大学连同师生一起并人新大校园，新大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融入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新加坡建国后，要普及英语把英语作为办公和教学用语，教育上用英语替代华语作为教学用语，南洋大学一直用华语教学，不能适用英语教学，所以要关闭。在关闭南洋大学后，才使新加坡教育语言全部采用英语的政策得到执行下去。
二、政治问题
正当南洋大学迅速发展时，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亦在迅速演变。南洋大学里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有亲“共”思想，学校的创办人陈六使等人也同情他们，这终于引发了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矛盾，196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后陈六使被驱逐出新加坡，显然已经上升到政治问题了。 1. 海外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亦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反共的年代。美国政府企图疏离中国，庇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林语堂在未到新加坡之前在纽约饯行会上发表过的谈话。美联社记者写了一篇相关的特稿，其中引用了林语堂一句话：“南洋大学将成为亚洲非共人士对抗共产主义斗争中之思想前哨。”此谈话后来被林语堂否认。
当时新马报章转载这段新闻，华社普遍哗然。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班艺术研究会所发表的声明：“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抵抗共产主义斗争’是纯粹的政治活动. . . .无论如何我们是绝对反对南大为政治活动场所。”
林语堂说：“如同某些海外华侨一样，陈六使的政治态度如同墙上草，显示他对于众所周知的我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漠然无知。”
南大还没有正式开课，己经卷入了是否成为政治活动场所的纠纷。
英国殖民政府偏重英文源流教育也有政治原因，他们把华文教育看成是沙文主义的土壤， 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滋生和散播有直接的关连。因此当华社提倡创立一间华文大学时，殖民地政府极力反对。他们害怕此一高等学府将会成为新马共产主义的温床。
当时的新马，仍然是国共的一个斗争的场所，新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极力争取海外华人。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议题上，对于新马华人来说，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权力斗争。开始时是亲“革命”与“保皇”两派，后来是亲国民党与亲共产党两派。在“久客南洋，志怀祖国”的陈嘉庚的感召下，总商会的地位日见重要。后来陈六使和李光前的领导使总商会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权威，商会里各派人士并存，而南大董事会其实就是总商会董事会的复制。“董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 ，这包括了黄奕欢和连瀛洲。
同时，董事会的成员之亦有倾向新中国的，如陈六使和李光前。 陈六使在战后已开始转向本土认同，他致力争取华人公民权和选举权，以新加坡人自居。陈六使对商业的兴趣甚于政治这一点上，应该可以成立。但是他较倾向于左派势力，也是没有疑问的。他与陈嘉庚不同的地方是，陈直接表明，而陈六使只是同情和偏向而已。
在新加坡国内，当时马来亚共产党活动频繁，马共一直不承认新加坡的“独立”，认为新加坡政府是“伪政权”，所以在新加坡没有单独设立共产党组织。马共的目的就是颠覆新加坡政府，实现真正的“独立”。他们对南洋大学的“反政府”力量自然十分重视，多次对南大学生进行渗透，想在南洋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发展组织。
2. “亲华”影响
南大创办人陈六使似乎是有亲新中国的倾向，尽管他不是共产党，但是在那个年代，任何有关华文文化传播的举止，都无可避免地被染上政治色彩。
1962年5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联谊周开幕，重申毕业生应该从政，争取政权。他说：“南大毕业生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几百块钱就心满意足。见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现象，就应该组织政党，争取做议员当总理。要知道做总理，就像是做舞厅里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当教授容易得多。”
1963年9月14日大选前，他对15名南大毕业生代表各党竞选感到欣喜；其中10名是社阵候选人，人民行动党和统一党候选人各有两名，另一人是无党派候选人。
陈六使当时对记者说：“南大的办学宗旨并不是使学生读完书后赚到一碗饭吃，而是要为国家作育英才，为社会服务。现在南大毕业生有1600名，五年后有 4000名，那时候，将有更多的南大毕业生参加竞选。我吁请支持南大的公众人士像支持南大一样，支持和拥护南大毕业生候选人。”
曾任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和埃及大使、文化部政务部长、外交部政务部长、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的李炯才近日受访时说：李光耀说过，陈六使的野心是要继承陈嘉庚。
李炯才进一步分析说：“陈嘉庚是杰出的华侨领袖，但是他一心向着中国，一心效忠中国，在新加坡他认为自己只是过客。而继承陈嘉庚出任华社领袖的陈六使则刚好相反。他有政治野心，有意参政，想做新加坡国家领导人，所以，他和人民行动党对抗，鼓动南大生做反对党，把南大生变成自己要夺取政权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势力。
3. 鼓励学生“从政”
陈六使非常支持南大生参加大选，公开说不要支持人民行动党 。这是任何执政党都不会容忍的，一个大学天天在培养自己的“反对党”！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被视为有对抗人民行动党之意。大选结果是人民行动党是继续执政。隔天（1963年9月22日）政府就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当一个大学的创办人被吊销公民权时，这所大学的命运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对陈六使来说，与其说其“亲共”，不如说其“反党”，反人民行动党。共产党太远，行动党很近，“亲共”是虚、“反党”才是实的，“反党”的目的，自然是想取而代之，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新加坡政府是一个讲法治的政府，自然不会以“反行动党”的名义来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但是以“亲共”的名义就名正言顺了。因此，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而关闭南洋大学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了。
1961年8月，陈六使在南大毕业同学会德明路新会所揭幕时说：“南大的校规是教职员和学生不能以任何政党色彩，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但是毕业生离校，不受南大约束，今后应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不要给人嘲笑华文教育人士不效忠本邦，如果你们能争取政权，将可洗去过去所受到的鄙视……”
他还说：“现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厅在选舞后，一夜即可成名。你们是经过大学苦心培养的真材实料，如投入这种政治舞台，可说易如反掌。我希望你们要参加政治，争取政权。”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我们尤其不满。为了表示蔑视政府，他委任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为南大（副）校 长……他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当时（1960年1月）我们还没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把这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所以当时不但关闭了大学，连创办人陈六使也被剥夺公民权，并且驱赶出新加坡。 4. 媒体参与
在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李光耀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也提出了华族语言和华族文化的课题。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说:“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他还说，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面对共产主义的颠覆威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也排华。
因此，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英集中起来培养”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招惹怀疑。
三、就业问题
南洋大学在1955年成立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政府，学校颁发的文凭，一直没有得到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认可，新加坡独立后，由于毕业生英文水平不高，也没有承认该校的文凭，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华校出身的毕业生就业机会很少，就连华族银行为了生存，也舍弃华语，改用英语。由于南大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一些学生有纷纷转进英文学校，越来越多的学生，报考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为了挽救难以招到学生的颓势，南大只得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出现了南大毕业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毕业证书，形成了恶性循环。针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说：“我为没有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