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冥誕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 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曾任新加坡總理（開國元首） 被譽為「新加坡國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為紀念「李光耀冥誕100周年」，本號將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沒有新加坡共和國，就有了南洋大學。而有了新加坡共和國，卻沒有了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曾經是東南亞華人教育的一面旗幟 ，1955年，當時新加坡還是英國的殖民地，南洋大學成立。1980年，新加坡早就成為獨立的國家，南洋大學卻被被關閉。
在英國殖民地時，英國人一直想在教學上用英文「一統天下」，但是英國人沒有做到。而獨立後的新加坡，在李光耀執政期間，卻撤銷了用華語教學的南洋大學， 做到了在教學上用英文「一統天下」。
對此，坊間對李光耀非議不少，認為撤銷南洋大學是「錯誤的決定」！直至今天，許多華人，仍然希望能夠恢復「南洋大學」老校名。
但是，許多人不了解，當時新加坡為什麼要撤銷南洋大學，而更不了解的是：李光耀也說過：恢復南洋大學舊名絕對不成問題！他同意恢復新加坡南洋大學校名。
當時關閉南洋大學是必要的
在《李光耀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關閉南洋大學的三個理由：
一、語言問題 李光耀一直奉行的是「雙語政策」，既強調英文，也強調華文。他認為，英文是強國之路，華文是立國之本。沒有英文，新加坡的多元民族就像「一盤散沙」沒有「粘結劑」；而且對西方國家沒有紐帶和橋樑。華文是立國之本，沒有華文，新加坡就無法弘揚華文化的優良傳統， 新加坡絕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的。
1.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裡，英語是唯一能讓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語，多元民族像一盤散沙，只有靠英語才能把大家連接在一起，並且只有英語，才能讓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並且立足於國際社會。
所以新加坡政府確立了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和教學語言的政策。南洋大學開辦以來，一直採用華語教學，這與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把英語作為教學用語、工作用語的政策相抵制。
2. 由於南洋大學的教師英文水平不高，也難以實現轉變，所以該校也成為新加坡普及英語教育的最大阻力。
3. 一些華文中學、小學他們原來都用華語教學，都在看著南洋大學 ，牽一髮而動全身， 南洋大學不改，普及英語教學就難以貫徹下去。
李光耀說：「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用語改為英語，但是事實證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講師無法適應，難以用英語教學。局勢發展到1978年已經惡劣不堪，連南大畢業的議員都籲請我（指李光耀，下同。），在他們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於最終垮掉之前插手干預。我也知道，要讓南大保持原狀繼續下去問題會更多，許多學生的事業和前途將因此葬送，到時候，講華語的人也會責備政府袖手旁觀，聽任南大消亡。
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每年好幾百學生的前途白白糟蹋，既然南洋大學無法把教學語言改為英語，我們只好把南洋大學連同師生一起並人新大校園，新大說英語的教師和學生人數眾多，南大師生融入這樣的環境，自然會被迫使用英語。」
新加坡建國後，要普及英語把英語作為辦公和教學用語，教育上用英語替代華語作為教學用語，南洋大學一直用華語教學，不能適用英語教學，所以要關閉。在關閉南洋大學後，才使新加坡教育語言全部採用英語的政策得到執行下去。
二、政治問題
正當南洋大學迅速發展時，本地區的政治發展亦在迅速演變。南洋大學裡的一些老師和學生，有親「共」思想，學校的創辦人陳六使等人也同情他們，這終於引發了學校與政府之間的矛盾，196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後陳六使被驅逐出新加坡，顯然已經上升到政治問題了。 1. 海外影響
上世紀50年代，亦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反共的年代。美國政府企圖疏離中國，庇護台灣的蔣介石政權。
林語堂在未到新加坡之前在紐約餞行會上發表過的談話。美聯社記者寫了一篇相關的特稿，其中引用了林語堂一句話：「南洋大學將成為亞洲非共人士對抗共產主義鬥爭中之思想前哨。」此談話後來被林語堂否認。
當時新馬報章轉載這段新聞，華社普遍譁然。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全星華文中學畢業班藝術研究會所發表的聲明：「誰都不能否認這種『抵抗共產主義鬥爭』是純粹的政治活動. . . .無論如何我們是絕對反對南大為政治活動場所。」
林語堂說：「如同某些海外華僑一樣，陳六使的政治態度如同牆上草，顯示他對於眾所周知的我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完全漠然無知。」
南大還沒有正式開課，己經捲入了是否成為政治活動場所的糾紛。
英國殖民政府偏重英文源流教育也有政治原因，他們把華文教育看成是沙文主義的土壤， 它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滋生和散播有直接的關連。因此當華社提倡創立一間華文大學時，殖民地政府極力反對。他們害怕此一高等學府將會成為新馬共產主義的溫床。
當時的新馬，仍然是國共的一個鬥爭的場所，新中國和台灣國民黨政府都極力爭取海外華人。在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議題上，對於新馬華人來說，仍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其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自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就出現了權力鬥爭。開始時是親「革命」與「保皇」兩派，後來是親國民黨與親共產黨兩派。在「久客南洋，志懷祖國」的陳嘉庚的感召下，總商會的地位日見重要。後來陳六使和李光前的領導使總商會成為新加坡華社的領導權威，商會裡各派人士並存，而南大董事會其實就是總商會董事會的複製。「董事會裡有一股很強的親國民黨勢力」 ，這包括了黃奕歡和連瀛洲。
同時，董事會的成員之亦有傾向新中國的，如陳六使和李光前。 陳六使在戰後已開始轉向本土認同，他致力爭取華人公民權和選舉權，以新加坡人自居。陳六使對商業的興趣甚於政治這一點上，應該可以成立。但是他較傾向於左派勢力，也是沒有疑問的。他與陳嘉庚不同的地方是，陳直接表明，而陳六使只是同情和偏向而已。
在新加坡國內，當時馬來亞共產黨活動頻繁，馬共一直不承認新加坡的「獨立」，認為新加坡政府是「偽政權」，所以在新加坡沒有單獨設立共產黨組織。馬共的目的就是顛覆新加坡政府，實現真正的「獨立」。他們對南洋大學的「反政府」力量自然十分重視，多次對南大學生進行滲透，想在南洋大學學生中發展成員、發展組織。
2. 「親華」影響
南大創辦人陳六使似乎是有親新中國的傾向，儘管他不是共產黨，但是在那個年代，任何有關華文文化傳播的舉止，都無可避免地被染上政治色彩。
1962年5月，陳六使在南大畢業同學會聯誼周開幕，重申畢業生應該從政，爭取政權。他說：「南大畢業生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薪金，拿了幾百塊錢就心滿意足。見到不平等不民主的現象，就應該組織政黨，爭取做議員當總理。要知道做總理，就像是做舞廳里的舞后，是很容易的，比當教授容易得多。」
1963年9月14日大選前，他對15名南大畢業生代表各黨競選感到欣喜；其中10名是社陣候選人，人民行動黨和統一黨候選人各有兩名，另一人是無黨派候選人。
陳六使當時對記者說：「南大的辦學宗旨並不是使學生讀完書後賺到一碗飯吃，而是要為國家作育英才，為社會服務。現在南大畢業生有1600名，五年後有 4000名，那時候，將有更多的南大畢業生參加競選。我籲請支持南大的公眾人士像支持南大一樣，支持和擁護南大畢業生候選人。」
曾任印度尼西亞、韓國、日本和埃及大使、文化部政務部長、外交部政務部長、總理公署高級政務部長的李炯才近日受訪時說：李光耀說過，陳六使的野心是要繼承陳嘉庚。
李炯才進一步分析說：「陳嘉庚是傑出的華僑領袖，但是他一心向著中國，一心效忠中國，在新加坡他認為自己只是過客。而繼承陳嘉庚出任華社領袖的陳六使則剛好相反。他有政治野心，有意參政，想做新加坡國家領導人，所以，他和人民行動黨對抗，鼓動南大生做反對黨，把南大生變成自己要奪取政權的工具，建立自己的勢力。
3. 鼓勵學生「從政」
陳六使非常支持南大生參加大選，公開說不要支持人民行動黨 。這是任何執政黨都不會容忍的，一個大學天天在培養自己的「反對黨」！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舉行大選，陳六使呼籲選民支持南大畢業的候選人，被視為有對抗人民行動黨之意。大選結果是人民行動黨是繼續執政。隔天（1963年9月22日）政府就宣布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當一個大學的創辦人被吊銷公民權時，這所大學的命運基本上已經確定了。對陳六使來說，與其說其「親共」，不如說其「反黨」，反人民行動黨。共產黨太遠，行動黨很近，「親共」是虛、「反黨」才是實的，「反黨」的目的，自然是想取而代之，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新加坡政府是一個講法治的政府，自然不會以「反行動黨」的名義來吊銷陳六使的公民權，但是以「親共」的名義就名正言順了。因此，受到共產黨的「影響」而關閉南洋大學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了。
1961年8月，陳六使在南大畢業同學會德明路新會所揭幕時說：「南大的校規是教職員和學生不能以任何政黨色彩，在校內進行政治活動，但是畢業生離校，不受南大約束，今後應積極參與當地政治活動，不要給人嘲笑華文教育人士不效忠本邦，如果你們能爭取政權，將可洗去過去所受到的鄙視……」
他還說：「現在的政治舞台如舞廳在選舞后，一夜即可成名。你們是經過大學苦心培養的真材實料，如投入這種政治舞台，可說易如反掌。我希望你們要參加政治，爭取政權。」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里曾說：「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對我們尤其不滿。為了表示蔑視政府，他委任親共的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為南大（副）校 長……他這麼做會更方便馬共利用南大作為滋生地，但當時（1960年1月）我們還沒條件加以干預，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我把這事記在心裡——時機到來，我會對付陳六使的。」 所以當時不但關閉了大學，連創辦人陳六使也被剝奪公民權，並且驅趕出新加坡。 4. 媒體參與
在1970年底，華文大報《南洋商報》轉向瘋狂親共和親華族語言與文化的立場，它譴責政府壓制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把李光耀描繪成「數典忘祖的二毛子」，利用華族語言和文化課題，挑起民眾的沙文主義情緒。南大畢業生是另一股反對勢力，他們也提出了華族語言和華族文化的課題。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說:「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英國和美國是控制本區域的主要勢力，正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學既是一所他們認為培養東南亞親中、親共的年輕人的大學，為中國提供了滲透東南亞的機會，他們能讓這所大學存在嗎？」他還說，東南亞新興國家的政府都面對共產主義的顛覆威脅，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獨立後也排華。
因此，南大作為一所「把東南亞各國華校的精英集中起來培養」的華族語文大學，一開始便招惹懷疑。
三、就業問題
南洋大學在1955年成立後，當時還是英國殖民政府，學校頒發的文憑，一直沒有得到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的認可，新加坡獨立後，由於畢業生英文水平不高，也沒有承認該校的文憑，學生畢業後難以找到工作，就業成為一個大問題。華校出身的畢業生就業機會很少，就連華族銀行為了生存，也捨棄華語，改用英語。由於南大畢業生難以找到工作，一些學生有紛紛轉進英文學校，越來越多的學生，報考以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大學，為了挽救難以招到學生的頹勢，南大隻得降低入學和及格標準，也進一步降低了它的學術聲譽和學生的市場價值，出現了南大畢業生在求職時，寧可出示中學畢業證書，而不出示南大的畢業證書，形成了惡性循環。針對這種情況，李光耀說：「我為沒有更早一點採取行動而難過，否則，數千名南大畢業生就不至於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經濟上屈居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