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百一十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深刻社会变革的序幕。
新加坡是辛亥革命在中国海外最重要的基地之一，新加坡华人华侨为辛亥革命出钱出力，甚至献出生命。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中就有新加坡华侨。
新加坡的中山公园内有一块石碑，碑上隽刻着几个字：“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题词者乃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九次抵达新加坡，其中四次住宿晚晴园。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在此策动中国历史的几次重要革命，晚晴园可说是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的重要历史现场之一。
（图源：晚晴园官网）
在新加坡，孙中山有支持者, 当然也有反对者。本文以新加坡的立场，研究孙中山在新加坡的行事，从而透视这场重大的中国近代史事件对当地社会的冲击。
为何选址新加坡？
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四年，1907年底，孙中山却把其海外革命基地从日本转移至南洋一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孙中山离开日本把海外革命基地南移，原因是复杂的。一说是日本政府受到清政府的压力，因此，1907年底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同盟会东京分会内部，也有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孙中山把革命基地南移，并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海外革命活动中心，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
从地理位置上说，新加坡是东西交通的汇点，在晚清的海外笔记中早已被誉为“南洋第一埠头”。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地区中，华人人数最多，财力最富的。作为革命党的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活动的总机关，新加坡无疑地是有极大的潜能。更何况历史上，新加坡与中国关系渊远流长，新加坡是中国在海外设置领事的第一个地方（1877年）。作为反清革命运动的总领袖，孙中山期望海外华人在经济上支援中国的军事起义，新加坡于是成了孙中山在海外的一个重要革命基地。
再者，明末反清运动失败后，不少反清义士避难新马一带。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李为经就是反清复明义士。新加坡劳明达街的社公庙也有73个“反清复明义士”的神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受梁亚发的《劝世良言》一书所影响。梁亚发是一名刻书匠，曾经在马六甲及新加坡两地工作。这一切说明新马地区早已有革命火种，孙中山的到来只是点燃火种而已——晚晴园见证了这段历史。
早期南来新马地区的移民多为闽粤人士。闽粤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边陲，其族人很早就与海洋发生关系，眼界开阔，思想较闭塞的内地开明得多，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十九世纪已经是海洋文明的时代，不少闽粤族人飘洋过海，以个人冒险的无畏精神，写下了在异地他乡建立家园，拼搏成功的悲壮历史。由于这些移民长期漂泊在外，他们所祈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故而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容易引起共鸣！
孙中山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反映了海外华人在近代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加坡虽是这场大历史事件中的小注释，但在改变中国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图南日报》与“星洲三杰” 1905年, 《图南日报》为了庆祝乙巳年的新年，印赠日历牌，上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题词。此外,还有“自由锺”及“独立旗”插图，旗上有“同胞国民万岁万岁万岁”字样 。
孙中山在檀香山看到这份日历牌后, 对其革命立场与反清的设计，十分欣悦，乃寄美金20元购买20张。孙中山还专函给在新加坡的尢列探问《图南日报》的详情，这样才了解到新加坡华人的革命活动。
必须指出，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来新加坡时，新加坡并没有任何革命党人。是年他被驱逐出境，也就很少注意这里的革命动向。一直等到他在檀香山看到《图南日报》后，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从此，孙中山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是张永福与陈楚楠, 他们两人既是富二代，也是新加坡辛亥人物的中坚份子, 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
张永福祖籍广东省饶平县樟溪镇青岗村杨梅坑，是个土生土长的海峡侨生。他的祖父早年南来，在柔佛州种植甘蜜胡椒。张永福的父亲张礼（一作张理）经营绸缎与布匹生意，兼任取佣代理，同时投资地产。到了张永福这代，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左起：张永福、孙中山、陈楚楠于二十世纪初摄于晚晴园。）
陈楚楠是张永福的商业伙伴，祖籍福建省厦门。陈楚楠的父亲陈泰更是赫赫有名的殷商，经营杂货木材出入口生意。还有张永福的外甥林义顺也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此三人被誉为“星洲三杰”。
正是由于家境殷实，有良好教育背景，容易接受新思潮。张永福本身会写旧体诗；陈楚楠也曾以“思明洲少年”的笔名在《天南新报》发表政论 ，鼓吹革新，后筹办宣传革命的报纸《图南日报》, 该报成了当时革命党人在新加坡的喉舌。
林义顺于辛亥革命前夕更把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处分发，助长了华南地区反清的革命运动，遂有中国近代史上的黄冈起义（黄冈位于闽粤交界处），这是新加坡华人影响晚清革命的一个实例。
这些有识之士认识孙中山后，更愿意接受孙中山的领导, 并以实际行动在经济上与精神上支持孙中山，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
张永福把他的私人豪宅晚晴园让出，供孙中山用作反清革命基地，足以说明一切。孙中山通过张永福与陈楚楠的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结认识了许多本地富商，如陈嘉庚、陈武烈等华社领袖人物，有利于革命的推动与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林义顺、陈嘉庚、陈武烈等人仍然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就是这个时期打下的基础。
因此，新加坡与孙中山有不解之缘，并使新加坡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作出贡献，胥赖《图南日报》的宣传, 可见传媒的力量。此后十数年，报纸传媒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孙中山在新加坡策划三次起义 晚晴园位于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旁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这是一座古老的双层式楼房，1902 年落成，经过数次重修，至今已有119年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晴园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晚晴园作为孙中山下榻之处呢？陈楚楠在1940年元旦追述〈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的演讲中说：“第一固然是因为张永福同志昆仲的物产，第二是因为这座屋子在那一个时候还算是很不错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地方很静肃，离市区颇远，我们在这里聚会，才不会惹人们的注意，引起误会”。
张永福以晚晴园招待孙中山，“并无收一文的屋租”，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期间的一切开销，都是由陈楚楠和张永福两人分担。
孙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园是在1906年2月16日。当时，中国同盟会已于数月前在东京成立（1905年8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住三四天后，就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东南亚华人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
此后三年，晚晴园不仅成了新加坡革命志士聚会的场所，也是整个东南亚华人革命党的总机关。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近代风云人物，在这里商谈国事，为推翻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权，呕尽心血；同盟会党章在这里制定（由胡汉民起草），这份党章成了日后东南亚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楷模，甚至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的。
孙中山在新加坡，除了以晚晴园为主要的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陈楚楠位于美芝路327号的板厂，和张永福的新长美布庄为通讯协商地。
1908年12月以后，孙中山改住在客纳街85号及丝丝街77号的旅店。客纳街85号遗址尚在，现为一家法国餐馆; 丝丝街旅店已于1930年代拆除。
1970 年4月，当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同学展开《兴利芭村史调查》的时候，当地父老说孙中山也曾到过义顺区。根据当地父老的口述资料，在明美树胶厂（Nee Soon & Sons Ltd Rubber Works，即通益公司树胶厂 Thong Aik Rubber Factory），后为炎洲贸易（私人）有限公司（Kota Trading Co Sdn Bhd）的熏房内，有一口 “中山井”（井的四周并没有注明是“中山井”），是当年孙中山用来冲凉的。“通益”是林义顺开设的，厂址在三巴旺十里处。至于中山井，如今已荡然无存! 父老们的口述资料，是否正确，目前没有文献佐证，只好存疑。
原址在亚米尼亚街51号, 现已搬迁至广东民路“同德书报社”牌匾，乃是孙中山题赠，这是新加坡珍贵的历史文物。同德书报社是在孙中山亲自鼓励下创立的,而其英文United Chinese Library 也是孙中山亲自命名的。这是孙中山以英文命名唯一的团体，在南洋似乎找不到第二家。
顾名思义，United Chinese Library 是一所中文图书馆。但与一般公共图书馆不同，同德书报社除提供书报给读者，其最大使命就是以革命书刊, 文教宣传激励群众运动, 吸收新党员推展革命。换言之，目标是革命，书报文教宣传是手段。这些手段之实施，对新马华族社会的文化、教育、风气；对华族的思想、行为、素质，产生直接与巨大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并为1930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运动，奠定历史的基石。
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乃借用书报社这概念，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宣传推翻满清的革命机关，与革命志士活动的联络中心。此外孙中山也藉演剧向低层侨民宣传革命思想。革命党人常在牛车水梨春园剧场演粤剧后，向观众发表演讲。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吸引了大批中国南方移民，主要以闽南人和潮州人居多。在华语（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里，方言帮派分化明显，不谙闽南、潮语的孙中山如何宣传革命思想？
张永福在《南洋与民国创立》一书透露了孙中山的语言倾向。张永福说：“平时讲话时，中山先生多用广东方言或国语（华语），对于英文，不轻于出口，演说时，亦不讲英语。他认为中文优于西方文字，方块字比较好记，而拼音文字，往往误拼字母”。
1928年9月，林义顺亲手抄录的《星洲同盟会录》，其中就有一份〈孙中山、汪兆铭、胡汉民各先生来新加坡演说时之译员姓名表〉，可见当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宣传革命思想，还是需要靠翻译的。 面对三股势力挑战 孙中山在新加坡至少面对三股势力的挑战：一是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一是康有为的维新派; 还有海峡殖民地政府。
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抵达新加坡，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十一年期间，清朝共派出六任的驻新总领事。目前我们所看到直接与孙中山在新加坡活动有关的淸宫秘档中，有一封由左秉领总领事发给外务部的电文，很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