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乍看之下，動物保護協會（SPCA）內空置的籠舍似乎是個好消息——它們的居民或許已找到永久的家。但更深層的現實卻是：更多動物被安置在設施其他區域，需要密集或持續的醫療照護。
這些機構多數日均滿載，為無處可去的動物提供24小時全天候照料。SPCA是新加坡動物救援系統的核心支柱之一，而政府則通過國家公園局（NParks）下屬的動物與獸醫服務局（AVS）制定政策、監管管理並執行福利法規。然而，日常救援任務卻落在一群慈善組織、收容所、寄養家庭和社區照護者身上，他們主要依靠公益捐贈與志願者的善意運轉。
近年來，這一系統正面臨嚴峻挑戰。新加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收容所之一——Animal Lovers League，去年因租金拖欠與照料疏忽問題失去位於Sungei Tengah的Animal Lodge租約，引發公眾對新加坡動物救援可持續性的廣泛質疑。
資源壓力加劇
多個組織指出，本地救援生態正承受多重壓力：動物收容數量激增、慈善資金捉襟見肘。成立於25年前的野生動物救助組織ACRES，於2024年關閉了其持續15年的全天候救援熱線。ACRES執行長Kalai Vanan Balakrishnan表示：「人力疲勞導致員工離職，這種模式已不可持續。」
儘管熱線縮短至白天運營，求助電話卻持續攀升：2023年接獲13,407通來電，2024年增至15,203通，去年更突破16,459通。同期 rescued 動物數量也從2023年的2,813隻增長至2025年的3,763隻。每通電話都消耗人力與時間，而運營成本卻不斷攀升——ACRES每月需約15萬新元（約合11.8萬美元）維持薪資與動物照護。
財務數據顯示，其三年支出從2022-2023財年的118萬新元飆升至去年的205萬新元。其中最大開銷是薪資：ACRES擁有約30名全職員工，薪資與獎金支出已從2024年的88萬新元增至2025年的近116萬新元，員工培訓支出更增長六倍以上。
非洲刺腿陸龜（如2026年1月15日於Jalan Lekar Sanctuary所見）亟需更多空間。（攝影：CNA/Ili Mansor）
ACRES長期收容約130種外來動物，它們無法在本地野放，只能依賴歸國計劃。例如，30隻瀕危豬鼻龜需被送回印尼——每隻都需獨立水池，目前分散於隔離區的浴缸中。但歸國之路充滿挑戰：需耗資約1.2萬新元進行基因檢測，尚未計入運輸費用。
為緩解空間壓力，ACRES位於91 Jalan Lekar的救援中心去年獲批向後院擴建三倍面積。該區域曾因承包商污染而荒廢十餘年，目前植被清理工作已啟動，但全面啟用仍需時日。
「我們早已滿員，只能見縫插針地擠出空間，」Kalai Vanan坦言，「但這種臨時方案無法長久。這些動物之所以在這裡，不是因為它們該被留下，而是因為沒有別處可去——若不收留，它們可能直接被安樂死。」
ACRES計劃於5月16日年度晚宴籌款40萬新元，其中一半用於後院空間改造，其餘用於其他運營支出。
豬鼻龜在ACRES隔離區的蓄水池中（2026年1月15日）。 （攝影：CNA/Ili Mansor）
領養率持續下滑
SPCA的領養數量從2019年的979例銳減至2025年的約250例。其位於Sungei Tengah的收容所容量為150至200隻動物，但照護遠不止空間問題——更需時間、關注與專業醫療。
「我們不得不優先處理危及生命的緊急救援，這意味著當前收容的動物多為高齡或複雜病例，需要更多關注與監測。」SPCA表示。然而，多數領養者無力或不願承擔這些額外需求，「這雖是負責任的決定，卻也導致領養率持續走低。」
日常動物飼料與診所服務是SPCA兩大主要支出。其運營的新加坡唯一非營利社區動物診所，為經濟困難家庭提供大幅補貼，導致成本大量轉嫁至自身。近三年支出從2022-2023財年的400萬新元增至去年的450萬新元，而收入卻從720萬新元下滑至560萬新元。
飼料成本更是飆升：2024年為3.1萬新元，2025年突破13萬新元。SPCA依賴捐贈維持運轉，資金來源包括計劃性籌款、臨時捐助與遺贈。
「我們依賴支持者的善意，而政治或經濟環境的任何波動都可能改變他們的捐贈優先級。」SPCA指出，「因此我們密切監控資金流，一旦出現缺口便立即加強宣傳與募捐。」
2026年1月15日，SPCA總部內籠舍中的貓咪。（攝影：CNA/Ili Mansor）
成本持續攀升
Action for Singapore Dogs（ASD）的獸醫費用自2022年以來上漲超30%，占去年總支出的一半以上。ASD主席Ricky Yeo表示，2025年獸醫支出達41.1萬新元，總支出約77.7萬新元。
「領養減少導致動物滯留，年齡增長推高維護成本。」他指出，去年僅成功領養65至67隻狗，遠低於往年平均100至120隻。ASD因此計劃放棄Animal Lodge中五個租賃單元之一，預計7月前重新安置約12隻狗。
目前ASD收容76隻狗，另有30至40隻在寄養家庭中。未來目標是將總數控制在60隻以內，以匹配空間限制。同時，ASD為每隻狗設立5,000新元的醫療費用上限，超支需經評估優化。
人類行為是關鍵瓶頸
儘管收容所承擔了街頭動物的安置，Cat Welfare Society（CWS）自1999年無實體收容所以來，專註解決「上游問題」——減少流浪貓數量。
CWS通過絕育計劃與政府合作推行「誘捕-絕育-回置-管理」（TNRM）項目，控制社區貓群。CWS主席Thenuga Vijakumar說：「每隻貓的資源分配，是捐贈總額除以貓的數量——我們要做的就是擴大分子、縮小分母。」
絕育取代了大規模撲殺，成為主流策略。AVS與夥伴共同推動TNRM項目，資助捕捉、絕育、微晶片植入及術前術後寄養。
「絕育後的貓狗被安置在社區照護者可持續照料的地點。」Dr Anna Wong表示。
但CWS發現，最大的障礙仍是人類行為——即便無收容所，每周仍收到四至五封主人請求送養貓咪的郵件。
「人們根本不理解責任，也不懂『依賴』的意義。」Thenuga指出。被遺棄的貓不僅擾亂社區貓群，還需額外治療、寄養或康復，進一步加劇系統負擔。
「若不解決遺棄問題，救援系統的輸入就永遠停不下來。」
寄養者Putera Nurr Hakeem Mubarak過去四年已照顧20隻貓。他笑稱：「這需要大量時間、金錢，有時甚至犧牲理智。」
醫療費是最大開銷，但濕糧、乾糧與貓砂的日常支出也不容小覷。「有時有三組潛在領養者，結果全數退出——現在這隻貓仍卡在我們這裡。」
AVS承認寄養者的關鍵角色，正與建屋發展局（HDB）合作制定寄養指南，未來或允許符合條件的寄養者飼養更多貓咪。
政策建議與政府支持
Thenuga主張強制貓只絕育：「若能實現50%的控制，就能消除一半的波動。」她指出，2024年9月啟動的貓管理框架雖鼓勵絕育與微晶片登記，但尚未強制執行。
「領養上限反而抑制了需求——有兩隻貓的人，完全有能力再養第三、第四隻。若他們因政策限制被迫退回貓咪，整個系統將陷入惡性循環。」
ASD主席Ricky Yeo建議政府設立「動物福利安全網」機構，統籌資金撥付與監管協調。「所有註冊慈善組織都在做別人不願做的工作——沒有利潤，只有責任。」
他亦提議設立補貼型獸醫診所，並為ACRES等組織提供停車補貼、階梯式租金與合規成本減免。
「我們不需要控制怎麼做，只需要在外部環節給予支持。」Kalai Vanan說。
AVS已與多個動物福利組織緊密合作，推動「Project ADORE」項目——截至2026年1月，已成功安置超2,600隻狗進入組屋家庭。Minister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lvin Tan表示，政府將持續優化Animal Lodge基礎設施、支持領養活動，並推動《動物與鳥類法案》修訂，提升獸醫行業標準。
「我們或許不完美，但我們都希望動物得到最好的照顧——這意味著仁慈、理解與包容。」
2026年1月15日，SPCA位於Sungei Tengah的捐贈箱。（攝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SPCA員工牽狗散步。（攝影：CNA/Ili Mansor）
正在尋找新家的救援貓。主人需確保貓咪處於安全環境，如安裝網格防止墜落。（攝影：Thenuga Vijakumar）
2026年1月15日，SPCA員工為籠中貓咪喂食。（攝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ACRES內白腹海雕。（攝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ACRES獸醫區資深護士監控野生動物。（攝影：CNA/Ili Man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