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乍看之下，动物保护协会（SPCA）内空置的笼舍似乎是个好消息——它们的居民或许已找到永久的家。但更深层的现实却是：更多动物被安置在设施其他区域，需要密集或持续的医疗照护。
这些机构多数日均满载，为无处可去的动物提供24小时全天候照料。SPCA是新加坡动物救援系统的核心支柱之一，而政府则通过国家公园局（NParks）下属的动物与兽医服务局（AVS）制定政策、监管管理并执行福利法规。然而，日常救援任务却落在一群慈善组织、收容所、寄养家庭和社区照护者身上，他们主要依靠公益捐赠与志愿者的善意运转。
近年来，这一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新加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收容所之一——Animal Lovers League，去年因租金拖欠与照料疏忽问题失去位于Sungei Tengah的Animal Lodge租约，引发公众对新加坡动物救援可持续性的广泛质疑。
资源压力加剧
多个组织指出，本地救援生态正承受多重压力：动物收容数量激增、慈善资金捉襟见肘。成立于25年前的野生动物救助组织ACRES，于2024年关闭了其持续15年的全天候救援热线。ACRES首席执行官Kalai Vanan Balakrishnan表示：“人力疲劳导致员工离职，这种模式已不可持续。”
尽管热线缩短至白天运营，求助电话却持续攀升：2023年接获13,407通来电，2024年增至15,203通，去年更突破16,459通。同期 rescued 动物数量也从2023年的2,813只增长至2025年的3,763只。每通电话都消耗人力与时间，而运营成本却不断攀升——ACRES每月需约15万新元（约合11.8万美元）维持薪资与动物照护。
财务数据显示，其三年支出从2022-2023财年的118万新元飙升至去年的205万新元。其中最大开销是薪资：ACRES拥有约30名全职员工，薪资与奖金支出已从2024年的88万新元增至2025年的近116万新元，员工培训支出更增长六倍以上。
非洲刺腿陆龟（如2026年1月15日于Jalan Lekar Sanctuary所见）亟需更多空间。（摄影：CNA/Ili Mansor）
ACRES长期收容约130种外来动物，它们无法在本地野放，只能依赖归国计划。例如，30只濒危猪鼻龟需被送回印尼——每只都需独立水池，目前分散于隔离区的浴缸中。但归国之路充满挑战：需耗资约1.2万新元进行基因检测，尚未计入运输费用。
为缓解空间压力，ACRES位于91 Jalan Lekar的救援中心去年获批向后院扩建三倍面积。该区域曾因承包商污染而荒废十余年，目前植被清理工作已启动，但全面启用仍需时日。
“我们早已满员，只能见缝插针地挤出空间，”Kalai Vanan坦言，“但这种临时方案无法长久。这些动物之所以在这里，不是因为它们该被留下，而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若不收留，它们可能直接被安乐死。”
ACRES计划于5月16日年度晚宴筹款40万新元，其中一半用于后院空间改造，其余用于其他运营支出。
猪鼻龟在ACRES隔离区的蓄水池中（2026年1月15日）。 （摄影：CNA/Ili Mansor）
领养率持续下滑
SPCA的领养数量从2019年的979例锐减至2025年的约250例。其位于Sungei Tengah的收容所容量为150至200只动物，但照护远不止空间问题——更需时间、关注与专业医疗。
“我们不得不优先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救援，这意味着当前收容的动物多为高龄或复杂病例，需要更多关注与监测。”SPCA表示。然而，多数领养者无力或不愿承担这些额外需求，“这虽是负责任的决定，却也导致领养率持续走低。”
日常动物饲料与诊所服务是SPCA两大主要支出。其运营的新加坡唯一非营利社区动物诊所，为经济困难家庭提供大幅补贴，导致成本大量转嫁至自身。近三年支出从2022-2023财年的400万新元增至去年的450万新元，而收入却从720万新元下滑至560万新元。
饲料成本更是飙升：2024年为3.1万新元，2025年突破13万新元。SPCA依赖捐赠维持运转，资金来源包括计划性筹款、临时捐助与遗赠。
“我们依赖支持者的善意，而政治或经济环境的任何波动都可能改变他们的捐赠优先级。”SPCA指出，“因此我们密切监控资金流，一旦出现缺口便立即加强宣传与募捐。”
2026年1月15日，SPCA总部内笼舍中的猫咪。（摄影：CNA/Ili Mansor）
成本持续攀升
Action for Singapore Dogs（ASD）的兽医费用自2022年以来上涨超30%，占去年总支出的一半以上。ASD主席Ricky Yeo表示，2025年兽医支出达41.1万新元，总支出约77.7万新元。
“领养减少导致动物滞留，年龄增长推高维护成本。”他指出，去年仅成功领养65至67只狗，远低于往年平均100至120只。ASD因此计划放弃Animal Lodge中五个租赁单元之一，预计7月前重新安置约12只狗。
目前ASD收容76只狗，另有30至40只在寄养家庭中。未来目标是将总数控制在60只以内，以匹配空间限制。同时，ASD为每只狗设立5,000新元的医疗费用上限，超支需经评估优化。
人类行为是关键瓶颈
尽管收容所承担了街头动物的安置，Cat Welfare Society（CWS）自1999年无实体收容所以来，专注解决“上游问题”——减少流浪猫数量。
CWS通过绝育计划与政府合作推行“诱捕-绝育-回置-管理”（TNRM）项目，控制社区猫群。CWS主席Thenuga Vijakumar说：“每只猫的资源分配，是捐赠总额除以猫的数量——我们要做的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
绝育取代了大规模扑杀，成为主流策略。AVS与伙伴共同推动TNRM项目，资助捕捉、绝育、微芯片植入及术前术后寄养。
“绝育后的猫狗被安置在社区照护者可持续照料的地点。”Dr Anna Wong表示。
但CWS发现，最大的障碍仍是人类行为——即便无收容所，每周仍收到四至五封主人请求送养猫咪的邮件。
“人们根本不理解责任，也不懂‘依赖’的意义。”Thenuga指出。被遗弃的猫不仅扰乱社区猫群，还需额外治疗、寄养或康复，进一步加剧系统负担。
“若不解决遗弃问题，救援系统的输入就永远停不下来。”
寄养者Putera Nurr Hakeem Mubarak过去四年已照顾20只猫。他笑称：“这需要大量时间、金钱，有时甚至牺牲理智。”
医疗费是最大开销，但湿粮、干粮与猫砂的日常支出也不容小觑。“有时有三组潜在领养者，结果全数退出——现在这只猫仍卡在我们这里。”
AVS承认寄养者的关键角色，正与建屋发展局（HDB）合作制定寄养指南，未来或允许符合条件的寄养者饲养更多猫咪。
政策建议与政府支持
Thenuga主张强制猫只绝育：“若能实现50%的控制，就能消除一半的波动。”她指出，2024年9月启动的猫管理框架虽鼓励绝育与微芯片登记，但尚未强制执行。
“领养上限反而抑制了需求——有两只猫的人，完全有能力再养第三、第四只。若他们因政策限制被迫退回猫咪，整个系统将陷入恶性循环。”
ASD主席Ricky Yeo建议政府设立“动物福利安全网”机构，统筹资金拨付与监管协调。“所有注册慈善组织都在做别人不愿做的工作——没有利润，只有责任。”
他亦提议设立补贴型兽医诊所，并为ACRES等组织提供停车补贴、阶梯式租金与合规成本减免。
“我们不需要控制怎么做，只需要在外部环节给予支持。”Kalai Vanan说。
AVS已与多个动物福利组织紧密合作，推动“Project ADORE”项目——截至2026年1月，已成功安置超2,600只狗进入组屋家庭。Minister of Sta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lvin Tan表示，政府将持续优化Animal Lodge基础设施、支持领养活动，并推动《动物与鸟类法案》修订，提升兽医行业标准。
“我们或许不完美，但我们都希望动物得到最好的照顾——这意味着仁慈、理解与包容。”
2026年1月15日，SPCA位于Sungei Tengah的捐赠箱。（摄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SPCA员工牵狗散步。（摄影：CNA/Ili Mansor）
正在寻找新家的救援猫。主人需确保猫咪处于安全环境，如安装网格防止坠落。（摄影：Thenuga Vijakumar）
2026年1月15日，SPCA员工为笼中猫咪喂食。（摄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ACRES内白腹海雕。（摄影：CNA/Ili Mansor）
2026年1月15日，ACRES兽医区资深护士监控野生动物。（摄影：CNA/Ili Mans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