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屆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新候選人的年齡中位數為43歲，較2015年的42.3歲和2011年的38.5歲來得高。
部分原因，是新加坡逐步邁入老齡化社會，新候選人的43歲年齡中位數，也和當年全國人口的年齡中位數42歲相去不遠。
但另一部分，也透露出新加坡政黨新人難找的困境。
根據一些曾受邀請但拒絕參政人士的說法，政治素人，尤其是年輕人近年來更無意願跳入政治圈子，大致可歸納成幾個因素：
無法蠟燭多頭燒；
不想家人受政治攻訐牽連；
社媒時代社會對政治人物過度放大檢視。
本地朝野政黨吸納新候選人面臨愈來愈大的挑戰。（海峽時報）沒辦法蠟燭多頭燒
據亞洲新聞台報道，一名40多歲，過去幾年多次拒絕行動黨拋出橄欖枝的私人界專業人士指出，儘管接見選民活動只是一周一次，但議員幾乎是每個周末、每個夜晚都有事要忙。
「決定投入政治，就意味著整個家庭都要作出犧牲。」
一名匿名受訪的工人黨黨員（30多歲）也指出，2019年工人黨曾邀請她參選，但她拒絕了，原因是不希望占用太多個人和家庭時間。
她注意到，議員往往被期待應該要隨時出現在基層。
另一名加入行動黨約20年的黨員解釋，她發現近年來選民對議員深入基層的期望有所增加。
儘管同黨義工和其他黨員能協助走訪基層，讓議員無須天天都得到選區走動，但不少選民還是要求見到議員本人，即使團隊解釋議員有其他要務在身也無濟於事。
近年來，年輕世代更注重工作生活平衡。政治工作耗時耗力，吃力不討好，未必對他們有多大吸引力。
從政也意味著個人無法在職業生涯中繼續投注百分百心力。
本地政黨普遍上允許當選議員繼續從事原本在私人界的工作，但身兼多職，卻可能兩頭不著岸。
對較年輕者而言，從政後政務繁忙，意味著他們得犧牲原本可能的事業發展，
「在政治和基層工作付出的時間，會讓你沒辦法在工作上表現得（與從政前）一樣。」
而受反對黨招攬的政治新鮮人要承擔的風險更甚。
2015年，工人黨阿裕尼集選區議員莫哈默費沙接受《雅虎新聞》訪問時稱，原本在志願福利團體（VWOs）擔任家庭輔導員的他，因「涉入政治而失去工作」。
新加坡國大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等政治分析家也觀察到，相較反對黨成員，敗選的行動黨候選人「在能進入和官方有關聯組織的情況下」，往往能擁有更穩定和成功的事業。
走訪基層是從政者的標配工作。（海峽時報）
不希望家人受政治攻訐牽連
幾名拒絕朝野政黨邀請參選的候選人都不約而同提到，他們不希望家人在政治攻訐中遭牽連。
去年，內政兼律政部長尚穆根的兒子曾被虛假指控獲得萊道路黑白洋房的翻修工程，他被迫親上火線駁斥傳言：
「如果你要對付我，那就衝著我來……但別扯上我的家人。」
從政，一直都不是一個人的事，但在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政治人物的家人比過去更容易在政治攻擊中被波及。
此外，受邀參政的反對黨人士尚有另一層顧慮。
由於本地部分民眾仍有著代表反對黨出戰可能「被對付」的印象，反對黨人士的家人更可能因為「不放心」，而不願意支持他們參選。
工人黨是本地主要反對黨。（海峽時報）
當今社會對政治人物過度放大檢視
另一方面，隨著社交媒體越來越發達，人人皆可評論和抒發己見。
一部視頻，幾段文字，也許就能引起千層浪。
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過往人生，乃至身邊家人，在社媒上幾乎無所遁形。
新加坡法律已對政治人物的品格設下高門檻，但選民心中往往還有另一把更嚴格的尺。
在這種凡走過必留痕跡的氛圍下，個人言行一旦出現小瑕疵，都有可能被放大檢視，縱使在法律上無疑慮，也未必逃得過網上袞袞諸公的非議。
這種對候選人近乎苛求的檢視，讓本地政黨無從說服潛在新人參政，從事這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社媒的普及讓從政者的言行受到更嚴格的檢視。（路透社）
西方國家曾流傳過一個段子：
如果有一天要從三位候選人當中選出全球領袖，你會選哪位？
候選人A：曾和腐敗政客往來，篤信占星師，有兩個情婦，是個老煙槍和酒鬼。
候選人B：有過兩次被解僱的記錄，常常睡到中午，大學時曾吸食過鴉片，同時也是個酒鬼。
候選人C：是個受勛戰爭英雄，素食主義者，不抽煙，偶爾小酌，沒有任何婚外情。
任何人的首選無疑會是候選人C。
但候選人C其實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勒，而候選人A和B則是帶領同盟國阻擋軸心國統治世界的羅斯福和邱吉爾。
對個人道德設下過高門檻，追求所謂的完美候選人，無異於緣木求魚，反倒讓許多有能力有才華的新加坡人裹足不前，不敢參政。
《論語》有云：「學而優則仕」，但在現代社會，出仕顯然複雜得多，除了要修身養性，沒有一點犧牲奉獻精神，恐怕也不敢輕易涉入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