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經濟交出了一份令全球艷羨的成績單：GDP同比增長5.9%，製造業擴張12.5%，非石油出口暴漲27.4%。人力部的數據同樣「健康」——整體失業率維持在2.0%，連續十九個季度就業擴張。
但若將鏡頭對準22歲的應屆畢業生，畫面便截然不同。截至今年6月，約1萬8000名公立大學畢業生中，超過3600人仍在求職，應屆全職就業率從上一年的79.4%滑落至74.4%。
與此同時，全國仍有超過7萬個職位空缺，空缺數高於失業人數。這不是「沒有工作」的危機，而是一場結構性錯位：經濟在增長，崗位在增加，但年輕人進入職場的第一道門，正在悄然變窄。
這正是韓國幾年前拉響的警報——「無就業增長」——如今在新加坡顯影。問題不在於GDP的成色，而在於增長所依賴的產業結構，已經不再自動生「入門級經驗」。
一筆投資，從養兩萬人到養一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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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種子，藏在經濟發展局的三年帳本里。2023年，EDB爭取到127億新元固定資產投資承諾，預計創造約2萬個崗位。兩年後，投資額攀升至142億新元，預計崗位卻萎縮至1.57萬個。換算下來，每十億新元投資對應的計劃崗位，從約1580個驟降至1110個。
企業帶來的錢更多了，但這些錢主要流向光刻機、AI伺服器和自動化產線，而非流水線上的工人。英飛凌在新加坡的半導體終測區域甚至可以關閉照明——機器不需要光，也不需要那麼多雙手。
這並非企業的「過錯」。新加坡土地稀缺、工資高企、人口老齡化，任何理性的跨國公司都會用自動化置換人力。從國家競爭力視角，這是產業升級的必然代價，甚至是成功的證明。問題在於，過去六十年那條「外資建廠—招聘新人—培養技能—壯大中產」的傳導鏈條，正在失去最關鍵的一環。
入門崗位的「消失」不是裁員，是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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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入門級工作——整理數據、撰寫基礎報告、初步測試、協助資深員工——恰恰是AI和自動化最擅長消解的對象。企業不需要「裁掉」新人，只需要將過去需要十個人完成的工作，壓縮為三個人加一套AI工具。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李嘉的觀察一針見血：企業在溝通中往往將招聘需求下降「歸咎於AI帶來的降本增效」。這種歸因是否完全準確尚可商榷，但它揭示了企業行為邏輯的轉變：在經濟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招聘一個「已經被證明過的人」，遠比培養一個需要兩年才能成熟的新人更安全。
於是，一個悖論成形：市場一端高喊「人才荒」，另一端卻讓應屆生求職周期不斷拉長。醫院缺護士，半導體公司缺設備工程師，金融機構缺合規人才——但一個剛從商學院或工程學院畢業的年輕人，無法自動填進這些空缺。缺的不是「人」，是「被訓練過的人」。
產業政策的成功，正在製造自己的下一個難題
新加坡過去六十年的政策工具箱，堪稱發展經濟學的教科書。工資太低就發展更高附加值產業，土地太少就提高單位面積產出，市場太小就連接全球貿易。這些答案共同塑造了今天的繁榮。
但同一套邏輯走到極致，便生產出新的張力。2026年財政預算案中，政府為企業提供了高達400%的AI支出稅務抵扣，設立國家級AI園區，推出「AI冠軍計劃」。這些政策無疑正確——如果新加坡不擁抱AI，跨國公司會去別的地方。
然而，當國家戰略全力押注「更高技能、更少人力」的賽道時，年輕人獲得「第一段經驗」的通道卻在收窄。 實習機會同樣在減少，因為企業連實習生都傾向於選擇「已經會做點什麼」的候選人。這意味著，競爭的起跑線被進一步前移，從「畢業後找工作」變成「入學後找實習，實習前找項目」。
政府並非沒有察覺。畢業生行業見習計劃（GRIT）已吸納超過550名畢業生，但完成見習者中僅約半數找到工作，其中四成留在原企業。見習計劃是一座有用的橋樑，但橋對岸的門依然需要企業自己打開。
需要的不是「更多崗位」，而是「經驗的生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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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當前面臨的，不是總需求不足的凱恩斯式失業，也不是技能完全錯配的結構性失業。它是一種更微妙的病症：經濟系統的「經驗生產能力」在下降。
一個社會要持續擁有「有五年經驗的工程師」，前提是五年前有人願意招聘「零經驗的年輕人」。當每一家企業都理性地選擇「不承擔培訓成本」，整個系統便陷入集體非理性的陷阱——最終，所有企業都將面臨成熟人才供給的枯竭。
破解這一困局，需要超越傳統的補貼思維。企業所得稅回扣和工資補貼可以緩解成本壓力，但無法改變企業「不願賭新人」的風險計算。真正需要的，或許是重新設計「經驗的生產機制」：
其一，將「培訓新人」從企業的私人成本，部分轉化為公共品。 政府可以與行業領軍企業共建「入門級崗位池」，由政府承擔部分培訓津貼，企業提供真實項目和導師資源。這不是簡單的工資補貼，而是對「經驗生產」這一公共品的直接投資。
其二，正視AI時代「入門」的重新定義。過去的入門工作是「執行」，未來的入門工作可能必須是「監督AI執行」或「驗證AI輸出」。這要求教育體系和企業入職培訓同步重構——不是教年輕人「如何做基礎工作」，而是教他們「如何判斷基礎工作是否做對了」。
其三，接受一個更「慢」的就業市場，並為此提供製度支撐。 見習、實習、學徒制的延長，不應被視為「找不到工作的退路」，而應被制度化為職業生涯的正式起點。德國的雙元制學徒體系之所以成功，在於它將「培訓」嵌入產業結構本身，而非依賴企業的慈善意願。
GDP不會自動升級上升通道
六十年前，裕廊的廠房亮起燈時，燈下站著大量第一次進入現代工業體系的新加坡人。那些工廠製造的不只是產品，更是一條從學徒到技師、從技師到主管的社會階梯。
今天，新加坡最精密的工廠可以關掉一部分燈。機器繼續運轉，晶片繼續出口，GDP繼續攀升。這是產業升級的勝利。
但一個國家的長期穩定，不僅取決於它能在價值鏈上攀得多高，也取決於它能否為每一代年輕人保留一架「入門的梯子」。當這架梯子因為自動化、AI和企業避險行為而一級一級消失時，經濟增長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連接線，便開始鬆動。
韓國已經走到了這一步。新加坡還沒有。但預算案的AI稅務抵扣、EDB的投資帳本、應屆生74.4%的就業率，都在提醒我們：那個「晶圓廠開工，年輕人排隊進廠」的時代，不會自動回來。
下一階段的政策競賽，比的不是誰能吸引更多資本，而是誰能在資本與機器之間，重新為「人的起點」留出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