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了外賣騎手和網約車 (private-hire vehicle, PHV) 司機等平台工作者如今面臨的一些主要問題。
教授簡介
Terence Ho | 何偉倫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實踐副教授
雖然這些在線平台為「打零工」的工作者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看起來還不錯的酬勞，但是2月28日《海峽時報》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外賣、網約車平台工作者面臨著貧困和不穩定的風險》卻顯示，這些勞動者的工作狀態令人擔憂，例如超負荷的工作量、無法向其他行業發展、繁重的經濟壓力以及退休金不足等問題。除此之外，該報告還指出，這些勞動者很容易遭遇安全事故、健康狀況無法得到保障，還經常被客戶的一些無理要求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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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在線平台為「打零工」的工作者提供了靈活的工作時間和看起來還不錯的酬勞，但是2月28日《海峽時報》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外賣、網約車平台工作者面臨著貧困和不穩定的風險》卻顯示，這些勞動者的工作狀態令人擔憂，例如超負荷的工作量、無法向其他行業發展、繁重的經濟壓力以及退休金不足等問題。除此之外，該報告還指出，這些勞動者很容易遭遇安全事故、健康狀況無法得到保障，還經常被客戶的一些無理要求刁難。
平台經濟為新加坡的消費者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時也可以讓零工勞動者靈活就業，帶來更多收入，因此我們需要在維持平台經濟的基礎上，妥善地解決這些問題。
對於私人交通和餐飲業來說，網約車和外賣服務已經成為了重要的經濟貢獻者。
網約車平台採用的「動態定價」策略改變了私人交通的規則，他們根據網約車司機和消費者之間的供需情況進行精準匹配，減少了雨天排隊等待計程車的情況。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而來，在政府的封鎖政策下，外賣服務為許多家庭和餐飲店帶來了希望。如今，外賣服務依然很受歡迎，這一點通過路上和社區里來來往往的外賣騎手就可以看出來。
在線平台給勞動者帶來的好處是不可否認的。一個平台勞動者在滿足「全勤」的條件下，月收入可以達到3000新元（約合1.46萬元人民幣）至5000新元（約合2.43萬元人民幣），比某些沒有專業技能的職員掙得還多。
當然，有一些人為了增加收入，也會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工作量，在網絡平台上兼職，實現自己的財務目標。與其他一些自由職業或IT工作不同，網約車和送餐的工作不能外包，因此如果在一個較為富裕的國際性都市中，平台工作者可以賺取一筆可觀收入。在激烈的市場份額競爭中，該行業也進行了合理調整，在早期開展了一些激勵措施。
如今，基本的供需狀況已經很明晰了。很明顯，平台工作滿足了市場需求，同時也滿足了新加坡居民對彈性工作日益增長的需求。根據新加坡人力部 (Ministry of Manpower) 的調查數據顯示，80%多的平台工作者並不是迫於無奈才選擇了這份工作，而是自願在上面接單。
簡而言之，平台經濟將會繼續存在。尋找方法改善平台工作者的福祉和長期的工作環境事關所有企業和相關者的利益。
工會代表與公積金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具體看看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目前面臨的挑戰。作為個體經營者，他們無法與普通職員一樣，享受《僱傭法令》(Employment Act) 的保護條款。此外，雖然全國工會大會 (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設立了自由職業者和個體經營者辦事處，為其提供獲得保險、培訓補助金和參加研討會的機會，但他們卻無法被工會代表，進行勞資談判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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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以新加坡公積金計劃 (Central Provident Fund, CPF)的定期存繳為基礎的，因此退休儲蓄金不足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個體經營者只需向醫療儲蓄帳戶 (MediSave) 繳款，但即便如此，一些人也沒有定期去存繳。
2018年，一個三方工作小組針對個體經營者，推出了「現收現付」 (Contribute-As-You-Earn, CAYE) 的模式，要求平台中介機構或企業服務買家在支付服務費時繳納MediSave款項。
作為一名服務購買者，新加坡政府自2020年起便開始實施CAYE試點項目，讓自由職業者在向MediSave繳費時更便捷、省事。此外，政府表示他們將會對現行立法重新進行審查，這可能為自由職業者被工會代表帶來希望。
我們還需要加大力度對網絡平台、消費者甚至平台工作者進行審核。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報告中建議，政府應該強制或鼓勵平台公司和勞動者繳納公積金和保險，同時，也要對長時間在路上工作的勞動者制定合理的政策，保證他們的休息時間。
合理的規則可以幫助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保護勞動者的利益，這對雙方都有利，因為保護員工的權益，就是在保護平台公司的利益。
然而，正如研究中受訪者所反映的那樣，規則不能「一刀切」。有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網約車司機或外賣騎手，而這些工作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只是一個副業，他們有不同的需求和工作限制，比如學生、退休人員、待業者，以及需要在家照顧家人的人。
此外，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在工作環境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們面臨的挑戰或風險也很不相同。工作的保障制度和靈活性是許多平台工作者考慮的主要因素，因此他們可能也會在此之間進行權衡。
去年年底，新加坡人力部成立了平台工作者諮詢委員會，這些都是他們已經開始研究的問題。
例如，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應該要求平台公司繳納CPF，滿足勞動者的住房和退休需求。
平台工作將會持續存在，因此委員會的建議對這一勞動力群體來說至關重要。
如何獲得可靠工作？
在該研究中，還有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從長遠看來，全職的平台勞動者可能無法獲得專業技能和職業發展的機會（雖然其他職業可能也不能保證這一點）。
尤其是，他們可能缺乏時間或動力去投資自己，比如參加一些技能培訓，邁向更好的職業。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還在報告建議政府要提高這方面的意識，制定相關政策幫助勞動者提高技能或尋找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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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網約車司機和外賣騎手的薪資中位數分別為2000新元（約合9707元人民幣）和1800（約合8737元人民幣）新元，但有些人的工資要比工藝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畢業生的起薪中位數高很多。2020年，應屆畢業生的薪資中位數為1720新元（約合8348元人民幣），退役畢業生則為2200新元（約合1.07萬元人民幣）。
對於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收入差距可能更大，即使有幾年工作經驗，其他工作的薪資可能也比不上在這些平台上賺取的收入。
因此，在為職場新人提供職業指導時，我們有必要幫助他們尋找除平台工作以外，其他的可靠工作和職業。
這些工作有著廣大的市場需求，也很有靈活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者能夠獲得相關技能和更高的收入，例如醫療領域的護理崗位、海員緊缺的海事崗位，以及電工、水管工和技術人員這些要求掌握熟練技術的職業。
然而，這些職位通常需要更正規的培訓，而且門檻也更高。儘管隨著漸進式薪金模式 (Progressive Wage Model) 的推行，各行業勞動者的薪資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漲，但零售、餐飲和辦公室行政等行業的職位很難招到合適的人才。
全職平台工作者大部分都表示自己不願接受技能培訓，因為即便他們把休息的時間拿出來培訓，可能也無法保證能找到一份全新的工作，況且在一個不熟悉的行業里接受培訓或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件讓人感到困難的事。
因此，新加坡勞動局 (Workforce Singapore) 推出了「職位培訓」轉業項目，讓勞動者先就業，再接受培訓，為那些想要轉行的勞動者提供工作保障。
此外，讓平台工作者接觸前景較好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比如相關部門可以為他們提供培訓津貼或薪水，吸引他們來參加兼職培訓或職業培訓。
如果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制度、提高他們的福利，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平台工作就有可能成為勞動者眼中的「優質工作」。此外，為勞動者提供有針對性的職業指導，精準匹配職位，會給平台工作者帶來更多可能性，同時還可以優化國家重點領域的人力資源，例如醫療保健。
通過以上這種「雙管齊下」的方法，新加坡今後將會出現更多形式的工作，平台工作也會成為新加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
本文於2021年3月11日首次發表於《海峽時報》。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
作者：何偉倫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或其他機構組織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