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純個人實際經驗總結，好的一面是「實踐出真知」，一定是真實情況；壞的一面是「千人千面」，不一定完全客觀。
在談「更划算」之前，我們先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幾個方面對新加坡和我國進行比較分析；然後，明確現行法律要求，澄清一些錯誤觀念，並儘量分析謬誤的來源；最後，給出我的一些思考。
首先，比較一下中新兩國的差異：
中新兩國就業市場差異巨大：
首先講一個我的個人觀點：越是發達的國家，越是可以在本國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越是發達的國家，越是可以將工作崗位精細化、高端化。這句話反映在就業市場上就呈現這種局面：工作崗位空缺大大超過人力供給，部分崗位被拆分得更加專業化，一些高端崗位在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出現。
新加坡是東協地區唯一沒有異議的已開發國家（對比汶萊的能源型富國，新加坡經濟支柱是金融、製造、航運、服務），人均GDP約是我國的5到6倍。新加坡作為「東協」乃至整個APAC地區的「金字塔尖」國家，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寬鬆的營商環境，營造了獨特的總部經濟——世界上絕大多數跨國企業都會將全球或地區總部設在新加坡，創造了巨量的工作崗位，尤其是高端工作崗位。近年來，隨著web3時代的到來，新加坡政府依靠敏銳的嗅覺和對周邊人才巨大的虹吸效應，又吸引了大量的web3、ICT企業進駐，又帶來了一批工作崗位。
我國的就業情況與新加坡對比，可以講是截然相反。我國仍然屬於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我國並不能為勞動人口創造足量的工作崗位。所以，當我在新加坡與HR討論不要over-qualified的候選人，以免增加用工成本時，我國的博士生、碩士生們正在擠破頭地不斷自降身價，以獲得一份與其身價並不相符但可以維生的offer。我國的普通勞動者就更是只能在送外賣、進電子廠、扛大包、做保安等少數職業中任人挑選，而且工資能按時發就要感謝老闆，遑論「五險一金」。
二、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陸續迎來自己的困難時刻，也都陸續迎來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抬頭。新加坡也不例外。
2020年，由李光耀創立且執政多年的人民行動黨在議會大選中迎來暴擊，支持率大跌，三位部長級議員折戟初選。人民行動黨丟票的最大原因就是外籍勞工政策。後續新加坡反對黨議員們在議會辯論中更是把人力部長質詢得梨花帶雨。政府為了平息民意，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收緊外勞政策，包括延長招聘廣告時間，減少S Pass和WP配額。今年更是宣布於2023年推出COMPASS政策（詳見此篇從國內招人來新加坡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進一步提高EP申請難度，為本國人釋放更多高端崗位空缺。
三、兩國文化思維存在巨大差異
新加坡的華社本是我國閩粵移民，文化與英國上層和馬來人土著都有著強烈的不同。在陌生的環境里活下來是當年南洋華人的第一要務，中華文化中「入鄉隨俗」「海納百川」的優點反倒成了丟失傳承的起點。新加坡國家強鄰環伺，逐步造就了國民「怕輸怕死」的競爭心態，以及務實、重利和講求即刻回報的島民心態。
自立國起，李光耀為了帶領這個地圖上的「小紅點」活下來，確立了英語教育立國，關閉了獅城華人的根——南洋大學，引進美軍空軍基地以此輸誠。由是，盎撒人的個人主義思維在當地華人中紮下了根，但新加坡人務實的思維也吸引了一票想吃中國飯的年輕人能講流利的華語。不過，你也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只學和工作相關的華語，傳統文化什麼的他們根本不在乎；反觀新加坡馬來族、印度族的年輕人甚至孩子聚在一起會自然而然地說本民族的語言，華族聚在一起只會講「坡式英語」。
盎撒人的思維體系和島民心態的混合，構成了如今獨特的新加坡文化。在人力資源的工作中，用「重利輕義」「重法守諾」來形容應該是最為恰當。雖然，我用「重利輕義」只是客觀陳述，並沒有引用其中貶義的意思，但是確實金錢在這裡遠比人情更重要：新加坡的爸媽給子女帶孩子是要工資的；夫妻過日子水電費、出門吃飯是要AA的，估計這些仍舊是我們中國人不太可以理解的行為。
個人體會講來，我們中國人這個群體還是很有自己特點的：因為領土廣袤、歷史悠久，我們丈量人和事的時間尺度更長，我們更偏好長期關係；因為儒家的忠義思想和國有經濟底色，我們習慣了「食君之祿，為君分憂」，縱使生意和收益都是老闆的，我們也發自內心地「守土有則」；因為我們城市化率仍可提高，且大多數人仍然與小鎮、鄉村這種熟人社會有著緊密的聯繫，我們習慣重情重義，所以即便是僱傭關係也多少有了一些情義的味道。
四、優越的就業環境養成了新加坡年輕人挑肥揀瘦的習慣
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一個挺火爆的問題：Why are Singaporeans job hoppers？（為什麼新加坡人不停地換工作？）對此我深有體會：當我第一次和手下的人事經理（新加坡籍）一起面試，我拿著一份幾乎每兩年一跳槽的簡歷，想問他這種人怎麼能過初篩。這位人事經理卻和我說：這位候選人這麼年輕，卻有一份工作乾了4年半，這人一定有問題。
經濟發達意味著低生育率，新加坡的年輕人晚婚甚至不婚造成了國家人口增長率不健康，減少了新加坡本地人力供應量。這樣的環境，對新加坡普通老百姓、尤其年輕人而言，就是在找工作這個事情上是「狼少肉多」，「狼」對「肉」是要挑挑揀揀的。我在新加坡招聘本地年輕人時就經常會被問到以下問題：
你這裡可以work from home嗎？哦，不是100巴仙啊。誒，人家大公司都可以WFH啊。那sorry啊，我不太想去。
你這裡好遠啊，搭車要40分鐘耶，sorry，我不想去。
你這個生產崗是什麼意思呢？哦，要到work site啊，需要我做什麼呢？哇！好熱誒，沒有冷氣吹，我不要啦。在seven（711）做工或是駕個grab（類似國內滴滴司機）也可以賺很多啊。
你這裡還要OT啊？那算了。
過於良好的就業環境還造成了另一個困擾中國企業家的問題：本地人（公民和PR）對企業幾乎沒有任何忠誠度可言。
我合作和見識過的一大部分中國企業家，到新加坡後都會了解到新加坡的上述情形，然後就會大談特談自己的招聘手段、留人技巧、考核方案——正經的、亂來的，合法的、擦邊的——但終歸是自作聰明的。因為，這些中國企業家都忘記了一個前提：新加坡不是中國，新加坡的人才或說每一位普通新加坡人都擁有隨時用腳投票的底氣，和一個律令嚴格、執法公正、廉潔高效的政府。這裡不存在對老闆的忍辱負重或感情深厚，只有當面大講peace，然後半個月後你就收到notice letter和你講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