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被迫與馬來西亞完成分離後，並沒有出現其之前所預測的苦難經濟時期，相反由於其領導層的勵精圖治和實施的正確的經濟政策，適時有效的抓住了整個60年代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獨立之初的新加坡工業化突飛猛進、就業率穩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然而就當新加坡信心十足、高歌猛進之時，其原宗主國英國的一個決定卻讓新加坡再次陷入恐慌和危機之中。
1968年1月，在剛剛過完新年元旦之際，英國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宣布，將在未來三年內逐步撤銷位於新加坡境內的所有軍事基地和武裝人員，新加坡上下對此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也做出了極為強烈的反應。
按照《英馬防務協議》，新加坡的防務得到了英國的保障，既英國與馬來西亞共同承擔對新加坡的防務義務，但新馬分離後，馬來西亞逐步撤走了位於新加坡境內的軍事力量，僅僅承擔了少量的海岸巡邏義務。
自此之後，英國承擔了新加坡90%以上的防務任務，此時的新加坡僅僅只有兩個老舊的步兵營，一個創建於1956年，一個創建於1962年，人數在一千人左右，配備老式的英軍裝備。
同時，還有少量的志願炮兵和裝甲兵中隊以及一支由50餘名軍官和一千多名工程兵所組成的工程兵部隊，原本還擁有一支海岸巡邏隊，但在新馬分離後，這支巡邏隊被馬來西亞海岸警衛隊接管。
獨立之初，新加坡其他高官稱建議建立一支獨立精悍的精英部隊以維護新加坡的安全，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當務之急是發展國內經濟，不應該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的軍備之中，他認為新加坡應該依靠《英馬防務協議》，依靠英國到全球軍事力量來保證新加坡的安全，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同意了在新加坡實施《國民兵役制》，這一制度能夠讓新加坡以最小的發揮建設一支相當規模的防禦力量。
到60年代末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下行情況，英國在維護海外軍事基地方面越來越感覺到力不從心，在內閣和議會已經數次提及要放棄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地區。
為此，李光耀曾多次前往英國進行遊說，並詳細闡述新加坡對於英國的重要戰略地位，但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國實在難以承擔對海外更多軍事基地的供養，最終在沒有與新加坡商量的情況下，於1968年宣布將分批次從新加坡撤離。
消息一出，新加坡舉國震驚，這不僅意味著新加坡的防務從此出現空蕩，要知道當時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剛剛降溫，一旦衝突再起，新加坡必然成為衝突前哨。
同時分布於新加坡各地的英國軍事基地，直接解決了新加坡近20000多人的就業問題，其間接相關產業難以計數，占到了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的20%以上，其撤離，不僅這20000人將面臨失業問題，無數配套產業也將因此而受影響。
新加坡在得知英國的這一決定後，第一反應是極為激烈和緊張的，他們的許多高官在第一時間提出對英國實施報復性措施，如退出英鎊區，對英國航運企業徵收高額稅費等，很明顯這些措施最終無疑會是兩敗俱傷，且新加坡並不能承受由此而帶來的延續性損害。
李光耀政府及時糾正了這一暗流中的情緒，他一方面說服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紐西蘭向英國施壓，另一方面趕赴英國與英國內閣、商界進行交流，並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講，李光耀的努力雖然沒有讓英國撤銷其撤軍的決定，但卻為新加坡爭取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幫助。
如英國承諾在撤軍前向新加坡提供一攬子的援助計劃，其中包括5000萬英鎊的軟貸款，這其中25%為免費贈送，幫助新加坡政府建立防控體系和保留各類軍事設施，這些東西總價值預估在2000萬英鎊左右。
經此之後，新加坡上下形成共識，不再把經歷和時間放在對英國的謾罵和責難上，而是充分利用英國的臨別遺贈，儘快將其納為己有並最大限度發揮其最大價值。
這其中既包括英軍之前所占用的優良地產，還包括一大批原本在軍營內的優質的學校、醫院、住宅、運動設施等附屬的生活設施，還包括一些高技術設備，如設備齊全的海軍船塢、石油勘探平台等，這些為支撐新加坡後來長足發展的造船業和石油勘探奠定了基礎。
人民行動黨正是在李光耀的帶領下，迅速從憤怒的民族主義中抽身，化險境為機遇，一方面團結了新加坡人，讓新加坡在極短的時間內建設起了極為完善的國防體系，另一方面又讓新加坡能夠從大英國協體系中獲得最大利益，使新加坡能夠在保持政局穩定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持續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