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亞洲思想家系列(Asia Thinker Series)的特別活動在2022年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2022年思想之節慶(Festival of Ideas)舉辦，活動生動探討了在這個深度科技化的時代，公共政策制定如何以全新、獨特且深刻的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質量。
參與討論和分析這一問題的嘉賓大多來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KYSPP)，其中包括李嘉誠公共管理學教授兼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nitiative on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IES)所長Benjamin Cashore、高級研究員黃國和博士(Ng Kok Hoe)、助理教授Sreeja Nair博士以及副教授吳木鑾博士(Alfred Wu)。而來自韓國開發研究院國際政策大學院(KD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的王順教授(Shun Wang)也參與了討論。
近幾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快速的數字化轉型以及民眾態度和意識方面的變化都影響了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開展公共政策工作。為了滿足選民與時俱進的對政治、氣候、經濟和社會的期望，政府需要更加全面地考量以制定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但這樣的社會契約能讓民眾感到幸福嗎？
擔任本次討論會主持人的Cashore教授指出：「在過去兩年中，新冠疫情擾亂了世界秩序，如今的世界秩序有些混亂，亟待更多的社會關注。從這個角度看來，幸福不僅意味著一個朦朧的概念，也同時是一項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1 收入與幸福
《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副主編王順教授研究幸福經濟學已有十多年，他表示：「幸福對人類來說並不是一個新詞，但直到最近幾十年對這一話題的研究數量才迅速增長。」
從Google Ngram Viewer這一搜尋引擎捕捉的搜索頻率就可以看出人們對幸福的研究興趣日益增長：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收入」的在線搜索量明顯下降，而「幸福」的在線搜索量呈上升趨勢。這一趨勢在學術文獻領域同樣有所體現。王教授補充道：「早期的經濟學過分關注收入，因為收入決定了民眾所享受的福利，然而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DP)時不會扣除用於整體福利的各類支出，其中的一些支出，如用於治理空氣污染和控制犯罪的支出，則讓民眾產生了消極情緒。」
王教授指出，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創立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作為評判經濟發展的標準早期限制頗多，後來該方法被改進為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將人均國民收入、教育和健康三項指標納入其中，以便更全面地衡量人們的福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研究發現，收入和幸福之間的相關性隨著經濟的長期增長而下降。王教授表示：「通過吸取過去的研究經驗，我們發現除了收入，還有許多其他與民眾幸福感相關的決定因素，如經濟、政治、社會和物理環境，以及家庭和個人特徵。」
「增強國民幸福感是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標。」他強調說，「這對經濟分析及提高政府和企業的效率都大有裨益。幸福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衡量標準，可以提供一個通用的指標，用於比較各個領域的不同結果。」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呼籲政策制定者認真嚴肅地將幸福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並以此制定政策和指導行動。
2 社會包容與社會契約
黃國和博士(Ng Kok Hoe)在社會包容及社會包容如何為公共政策提供機會方面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大量的研究經驗，他解釋道：「社會契約有許多定義，但最貼切的定義來自於《我們欠彼此什麼》(What We Owe Each Other)這本書，書中提及了管理我們個人和集體生活的規範與規則。我們也可以把社會契約視為國家、市場和家庭之間三方的風險與責任分配。」
黃博士解釋說任何社會契約都面臨既定的挑戰，如人口老齡化、科技進步帶來的失業威脅、工作靈活性和臨時工的增加。但在新加坡，政府還需要應對新加坡獨有的風險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中度到高度的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緩慢、底層人群收入停滯不前、嚴重依賴在惡劣條件下工作的流動勞動力以及讓新加坡養老金制度承受巨大壓力的快速老齡化。
黃博士建議從三個方面重新考慮新加坡的社會契約：設定最低收入標準以滿足民眾基本需求，提高民眾工資並擴大社會保障範圍來確保其優質的工作氛圍，為民眾提供足夠的培訓和經濟資助來支持他們實現職業過渡和轉型。
3 重建社會契約
Sreeja Nair博士把關於科學、氣候和政策制定研究之間的相互作用納入了討論範圍，也為討論帶來了新的視角。Nair博士概述了善良、同情、感恩和敬畏這四種美德，在她看來，當我們面臨戰爭和民眾流離失所、氣候變化、心理健康問題、經濟不確定性和技術變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時，這些美德對個人而言顯得尤為重要。
Nair博士表示：「做好充分準備迎接與當前截然不同的未來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實施新想法還會提高公共管理的難度（就學習成本而言）。因此，政府可以小規模推行新措施，通過試點方案來實施新想法。所以在政府間鼓勵政策實驗和創新是必不可少的。」
她提出，重新構建社會契約的另一種方法是從代際視角考慮多樣性、公平、包容和正義的理念。她呼籲，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僅應當為社會的大多數人服務，也要關注那些處在社會邊緣的群體。
她還提出，人們對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態度也應納入考慮範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的社會不僅需要增加傳統的技藝，還需要著重考慮與大自然的關係，這樣整個社會都會在重新思考和想像中改善我們與自然的長遠關係。
4 社會信任
吳木鑾副教授(Alfred Wu)認為，幸福不僅僅關乎生活滿意度。吳教授以新冠疫情期間民眾和政府的互動為例進行了說明。他指出，在民眾和政府之間互動中， 社會信任的重要性在新冠期間更加突出。吳教授在最近進行的研究中得出結論並指出：政府信任與民眾心理壓力呈負相關，這一現象在老年人群中尤其普遍。「至於未來公共管理領域關於幸福的研究方向，如果未來我們還會抗擊此類大流行，那麼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社會信任。」
5 幸福：概念和說明
鑒於社會契約之間的顯著差異，Cashore教授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幸福能否成為衡量社會契約關鍵概念。也許我們應該考慮使用更精確的概念。
對於王教授而言，幸福的概念已足夠寬泛，因為他將幸福描述為一個多維的概念。人們是否幸福取決於自己目前的情緒是積極或消極，而這兩種情緒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互相轉換。生活評價和認知方面的幸福則會穩定許多，且與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基於他對貧困和社會包容的研究，黃博士發現，受訪者想要達到基本生活水平必須具備以下無形資產：歸屬感、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安全感、獨立、自由和機會，這樣才能構建出衡量幸福的全面標準。他指出，安全感、人們的樂觀程度以及他們對未來的看法是理解幸福的切入點。
對於這種觀點，Cashore教授提出疑問：安全真的與幸福相關嗎，又或者安全只是幸福的來源之一。Cashore教授認為，有目標想要改造或改變世界的人生來就很快樂，因為實現更遠大的目標會遠比實現個人目標更快樂。
Nair博士建議把幸福劃分為靜態和動態的。她指出：「如今許多幸福的討論都只關注當下；但在制定政策時，如果你不能做到高瞻遠矚，沒有從過去和遺留問題中吸取教訓，而是以靜止不變的方式看待問題就可能會產生不利影響。」然而，這並非說明幸福作為一個概念是無法實現的。Nair博士解釋說，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人們也許會對政策制定的某些問題感到沮喪，但也會產生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可以推動很多行動。
吳副教授最後總結說：「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其他時候，政府都必須積極努力建立社會信任，否則，所有的硬體基礎設施和良好的政策都無法轉化為更好的戰略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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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作者：Global-Is-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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