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並不是民族主義政黨建設起來的，這與中國以及其他由強大的革命政黨或許多強大的民族主義政黨建立國家機器的方式有很大不同。這種情況在一定意義上有利於國家構建的連續性和現代性建設。
1959年人民行動黨建立自治政府後，並沒有像一些國家那樣建立全新的行政系統並用革命隊伍或民族運動的成員完全取代舊的行政官員，而是認識到舊的行政系統已經具有相當的現代化取向，要保持行政系統的連續性和專業性，應該保留它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一些民族化的改造，即一方面通過增加民族人士進入文官系統，另一方面也通過思想教育使文官能夠理解民族運動和民族政權，從而使文官系統在思想意識上對民族國家建設有正確的認識。
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基本保留殖民政府行政系統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民族化和現代化的改革。一是建立了在殖民政府時期沒有的文化部，它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宣傳民族政府的政策，灌輸愛國主義，激勵建設祖國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引進國外技術、教育和文化。二是改組和設立了一批法定局。由於法定局是進行經濟成本核算的，所以它的建立和運作顯示了新政府對市場的尊重。同時也有利於政府在較快地擴大政府職能的同時，又不使自己過多干預市場。例如，建屋發展局就是以這種模式運作比較成功的例子。它以市場原則為基礎，輔之以政府的支持，使新加坡的公共住房事業迅速發展起來，較快較好地解決了人民的住房問題。
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政治與行政改革推動了國家機構的民族化和現代化，使國家權力更有力度和效率，從而承擔起了更大的社會責任，也有力地推動了社會變遷。在此基礎上，人民群眾對新國家的認同感及其合法性增強了，逐步改變了殖民地心態。196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在這個由移民形成的國度中，「新加坡人心態」基本形成，很少有人認為自己仍屬於移居之前國家的人民了，而是稱自己為新加坡人，並表示願為祖國新加坡而獻身。這對於一個由海外移民形成的並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下的社會來說，是民族國家構建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為新加坡的國家構建打下了堅實的政治與文化基礎。
（三）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國家構建
新加坡的現代國家建設較為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建國後堅持把經濟發展尤其是市場經濟放在首要位置，並按照有利於維護市場經濟的原則來構建國家制度。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而公民社會是現代國家的基礎。大多數新興國家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很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問題，尤其是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有很大失誤。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獨立的這些國家來說，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革命或民族主義運動的慣性使它們用自己習慣了的運動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因為革命或民族主義運動的成員是革命者而不是專業人士，他們不習慣用專業的方式進行管理。
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在革命的或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強國家和國有化、計劃經濟是大多數新興獨立國家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它們認為用市場的方式發展經濟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追上西方已開發國家，而革命和運動的方式能夠激發人民的浪漫主義和革命激情，從而使人民群眾煥發出巨大的建設熱情。但顯然，這種建設方式是非理性的，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都遲滯了自己的現代化進程。
新加坡沒有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那樣在獨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採取閉關鎖國的經濟路線，而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採取了開放的路線，因而在經濟上沒有中斷與世界市場的聯繫，並堅持推行國家干預下的市場經濟模式。因為新加坡政府從英國殖民當局那裡接手的就是市場經濟，如果要改變這一結構，定會像有些國家那樣付出巨大的代價，而實行市場經濟是正確的戰略選擇。同時，國家進行必要的干預是有效組織經濟和社會資源的有力保障。尤其是當時國內的左翼力量還很強大，他們強烈要求實行計劃經濟和國有化，所以進行一定的國家干預並打出社會主義旗號是減緩其反對的有效手段。
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經濟的理性化會促使統治者建立和強化現代民族國家及其功能，因為資本的私人性要求通過作為公共權力代表的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及其私人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利普賽說的有道理：集權國家是否有效，主要體現在它是否能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市場體制的確立及其相關的國家經濟職能的強化會有力地推動現代國家構建，而新加坡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構建現代政治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利普賽[Richard George Lipsey]，又譯為李普西，生於1928年，加拿大經濟學家，次優理論的提出者之一。——編注）
三、國家權力的擴展及其現代化導向
馬克斯韋伯指出：「現代國家是一種持續運轉的強制性政治組織，其行政機構成功地壟斷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並以此維持秩序。」現代國家的確立是以現代化過程為基礎把一個原本是分散而互不聯繫的地方性族群社會聯繫成一個整體即建立國族國家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地發展。因此，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進行的國家權力的集中與擴展是後發展國家在民族獨立後進行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而難以逾越的階段。
對新加坡來說，這一階段的初期是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末主要是權力的集中，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主要是權力的擴展，20世紀90年代至今則是民主國家的構建。國家權力的集中主要表現是國家在這一時期改造了所有舊的社會組織，建立了由國家控制的各種新的社會組織，例如居民委員會等，由此改造和削弱了舊的社會和政治力量，把它們納入國家體制，成為執政黨設計的現代化進程的追隨者。
新加坡在國家權力的集中與擴展方面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儘管其民族主義政黨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壯大起來，但正如前述，它並沒有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制度，而是「進入」已有的政治體制，因而也沒有使自己的政黨與國家完全結合在一起，加之保留了多黨政治的政治環境，因此它沒有形成黨國一體的體制，執政黨也難以壟斷社會生活，這就形成了弱政黨而強國家的體制。行政系統是唯一的執行國家權力的機構。這樣，在推行民主化的過程中，無論政黨怎樣變化，國家權力的貫徹都不受影響。
新加坡的國家權力集中與擴展的特點是它的現代性導向比較明確。人民行動黨執政後很快就實行了威權主義體制。實行威權主義體制是很多後發展國家在一定發展階段的制度選擇，有其必然性。因為在反對傳統的或殖民主義的統治中，革命或民族主義力量在激烈的鬥爭中壯大起來並建立了強力型的革命政黨，當他們取得革命或民族運動的勝利後，這種強力型的取得勝利的革命或民族主義政黨就要獨掌國家權力，排斥其他力量。同時，這個新的國家無論自己宣稱是多麼的新，也不可能立即與傳統決裂，因為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不可能通過一次簡單的政權更替來完成，而要經過長時期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改造。因此，
建立一種具有一定現代性的威權主義體制就是一種現實的選擇，是對舊體制的一種繼承、妥協、創新和發展，它的作用是利用國家權力來保持轉型和發展的穩定。從另一方面說，就是現代民主體制的基礎還沒有完全確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現代性或從根本上改變舊體制的內在機制還沒有足夠的積累，而這種威權主義體制正是積累這種現代性的現實選擇。
與此同時，人民行動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集中和擴展國家的權力。首先，通過鎮壓和操控選舉等手段打壓和限制反對黨派，在20世紀70年代幾乎獨占了國家政治權力，使反對黨處於癱瘓狀態，很少能進行政治活動。對於曾經是支持自己取得民族政權的工人運動，人民行動黨首先是建立了由自己領導的「全國職工總會」，由它來主導工人運動；同時迫使各種工會解散或將其納入到全國職總的軌道上來，這大大削弱了反對派對工會的控制。其次，對敢於抨擊政府政策尤其是政治統治方式的新聞媒體進行打擊，在20世紀70—80年代曾對批評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政府的一些媒體人進行了逮捕，同時限制甚至取締那些不服管制的外國報刊在國內的發行。
在基層組織建設方面，通過建立起由政府控制的社會基層組織和黨的選區組織等在各方面與民眾進行政治溝通。例如1977年開始建立的居民委員會是為了適應城市化的需要而建立的，它為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打破的按種族和部族聚居的傳統格局和建立混居的新格局提供了管理和服務，在此基礎上培養居民的社區精神和國家觀念。同時，新的基層組織的建立和完善把所有居民都納入到了國家的控制系統之中，使民眾在追隨的意義上進行有限的政治參與。實際上，這也是在實現政府對民眾控制的基礎上，把更多的民眾及其傳統的社會組織捲入現代化進程之中。當然，這種控制本身也限制了民眾的自由和政治參與的深度，使政治發展不至於過快，以保持政治穩定。總之，這在制度上確立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擴展了國家權力。
國家政治權力的集中與擴展本身具有集權主義傾向，從表面來看是延緩了民主化進程，但在現代化的一定階段，即構建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法治化時期，需要藉助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國家權力來推進這一過程，否則，這一進程難以實現。進一步來說，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現代性積累，而這種現代性的積累只有通過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來獲得，在發展的一定階段，需要藉助國家的力量來保持社會政治的穩定，尤其是需要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國家集權體制把力圖維護傳統秩序的勢力捲入現代化進程，這可以減少激進改革引起的傳統與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和混亂，緩慢但實實在在地推進現代化進程，所以，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四、威權主義體制內的民主化與國家構建
新加坡之所以能保證政治轉型或民主化的穩定推進，最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它有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強國家體制。在這裡，強國家並不意味著強政黨，而是指國家制度有效並具有強有力的治理能力。強政黨有時也會導致強國家，但這樣的黨國體制無法穩定地推進民主化，因為雙重管理削弱了治理效率而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因其頑固性和保守性會強烈地反對改革，最終不是改革被阻止，就是改革導致激進的轉型和體制的崩潰。凡是政治轉型過程比較穩定的國家，都是不存在黨國體制或執政黨在轉型時期沒有壟斷國家權力的國家。
從新加坡的情況來看，儘管20世紀60至80年代人民行動黨幾乎壟斷了國家權力，但它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競爭空間。在這種一黨為主的政治體制中，各個政黨都要為爭奪同一批選民而積極競爭。在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左翼力量比較強大，人民行動黨為了與左翼政黨爭奪選民，不得不表現出左的、激進的、民粹主義的一面，在政治上爭取群眾的，同時在經濟上加緊改善民生，包括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等。在20世紀60年代末左翼力量被削弱以後，人民行動黨的政策就轉而加強政治控制，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同時開始推行精英主義的分配政策。20世紀80年代在選舉中反對黨勢力有所復甦，輿論出現向右轉的趨勢，對執政黨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這時人民行動黨政府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限制民主進程過快推進，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領導幹部新老交替的腳步。
隨著市場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化，高度集權的威權主義越來越不能適應這種變化，逐步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本力量擴張的桎梏，成為公民社會形成的桎梏。日益強大的公民社會對集政治權力於一身的國家統治者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他們最初是要求國家維護和建立市場秩序，保護而不是侵蝕自己的私有財產，繼而要求國家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競爭的制度環境。他們與威權主義的維護者由此而發生了矛盾，要求削弱威權主義國家的權力，從而削弱了集權政治的統治基礎。
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發生的政治轉型就是這種情況。馬來西亞、越南、緬甸等在一黨體制內發生了這種變化，新加坡類似於後一種情況。
它最初通過改革以在威權體制中發展現代化意識，後來又適度地發展政治競爭，保持了發展的活力，從而沒有像大多數國家那樣通過政治發展的中斷或政治轉型來發展民主化，而是在威權主義體制內部推進民主化進程。1981年反對黨重返議會，打破了國會完全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壟斷的格局。此後，反對黨力量逐步而緩慢地增強，支持反對黨的票數也呈遞增趨勢，儘管執政黨政府採取了各種措施限制反對黨的競選活動，但近20年來反對黨當選議員的人數和選民的支持率都在不斷攀升。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基本形成了政治民主化的文化氛圍。正如前述，新加坡已經解決了構建現代國家的權力的集中與擴展的問題，它通過一系列措施解決了國家內部分散的傳統勢力與較具現代性的國家領導層的關係問題，這一過程基本用了三四十年的時間；而國家的民主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越來越成為新加坡國家建構面臨的重要問題。
當今後發展國家的民主化仍然是按照主權在民原則來構建國家制度，它要把國家權力置於人民的控制之路，使國家權力受到社會的監督。而衡量一個國家民主程度及其合法性的重要標準就是民意，即國家權力是否按照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及程序來獲取和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