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藍雲舟 , 梁偉康 , 王康威
戰爭，是成王敗寇？是痛定思痛？還是緬懷某段歷史的理由？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淪陷，由此開啟了新加坡歷史上一段黑暗篇章。三年半的日據時期教會新加坡人，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主宰，自己的家園由自己守護。80年後的今天，這段歲月的回憶喚起的是什麼樣的情感？經歷過戰爭歲月的年長一輩，以及在和平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對新加坡淪陷的歷史又留下什麼樣的印象？本期實況報道，《聯合早報》通過兩個不同世代新加坡人的視角，以及不同背景的新加坡人銘記這段歷史的不同方式，探討新加坡80年前的淪陷留下的啟示。
每年2月15日，當公眾警報系統在歷史上新加坡淪陷的這一天拉響時，大學生何宣儀的第一反應是：「哦，這是演習。」
經歷過戰爭歲月、曾當過戰地記者的資深報人陳加昌在聽到警報時，也已經沒有什麼感覺：「它響它的，我忙我的。」
公眾對戰爭已無危機感
也許時間真的能沖淡一切。80年前戰爭時期的苦難、慘痛、心酸，如今也已成過眼雲煙。大概也因為這個緣故，出生在不同年代的陳加昌（91歲）和何宣儀（24歲）不約而同指出，社會大眾對於戰爭已經沒有多大的危機感。
資深報人陳加昌（中）和大學生何宣儀（左）接受《聯合早報》邀請，對淪陷時期的認識分享看法。（梁麒麟攝）
兩人日前應《聯合早報》的邀請，就他們對新加坡淪陷時期的認識進行一場跨代的對話。談到是否還須警惕戰爭時，目前就讀南洋理工大學傳媒系三年級的何宣儀說：「現在很難會有警惕感。畢竟我們生活在很和平的時代，所以比較不會警惕，也不會時刻去想，可能明年或後年會發生戰亂。」
陳加昌收集多份珍貴的日據時期歷史資料，包括通過友人搭線獲得的二戰照片和當年報章的影印件。（梁麒麟攝）
對經歷過戰爭時期一聽到防空警報就要躲防空壕的陳加昌來說，今時今日的民防演習相比下更像是「在玩玩」。他說，比起韓國拉響警報時民眾都會到地下避難，新加坡「沒有危機感，太舒服」。
陳加昌在日據時期隨筆記錄轟炸機飛過和防空警報響起的時間，這些記錄如今成為珍貴的歷史收藏。（梁麒麟攝）
不過，危機感也不一定能製造出來的。「恐怖分子是危機嗎？不曉得，因為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炸。還是要從容應對……不到發生毀滅性的事情，你不曉得危機在哪裡。」
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時，陳加昌11歲，住在後港一帶的蘇馬巴椰園（Somapah Estate）。他的父親因為害怕日軍滋事，還在門上畫了一面日本旗，並張掛對聯：「昨夕除西寇，今朝接東皇」。
據陳加昌憶述，也許是因為他家附近有日本神宮的關係，日軍並不怎麼騷擾村裡的人。「反而是西門路那邊情況比較兇險，很多人被抓去殺掉。住那邊的人社會地位較高，受的是英文教育。」
日軍占領新加坡後，為了剷除異議分子展開「肅清」大檢證，估計共殺害5萬新加坡人。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這段黑暗歲月的何宣儀而言，很難體會年長一輩失去家園和親人的感受。
「年長一輩失去的可能是他們的家、他們的親人，而我們這一代，就我個人而言，從出生到現在不愁吃穿，所以很難想像他們當時的生活，也很難體會當時失去東西的感受。」
對於日本，何宣儀沒有太多負面的觀感。她認為日軍犯下的殺戮已是上一代人的事，更何況「戰爭里也很難說誰對誰錯」。
陳加昌也分享自己女兒的經歷。她雖然相信父親對於二戰時期的敘事，但也不知該如何以此理解她所看到日本人文明、友善的一面。
陳加昌說：「不同世代的經歷不同，也不能說是同意存在分歧（agree to disagree），它就只能這麼下去。」
新加坡淪陷80年後的今天，又該如何理解這段戰爭歲月？何宣儀說，這段歲月對新加坡後來取得獨立是一段重要的歷史，因為它催化了新加坡人自己當家做主的意識，否則新加坡可能一直會是英國殖民地。
陳加昌說，他比同輩人幸運，父親主張讓他在昭南日本學院念書，並沒有因為日語是「敵人的語言」而排斥。建國總理李光耀當時也在同一所學校學習。掌握了日語的基礎，在他日後的新聞工作生涯里派上用場。
此外，陳加昌說，為了配合當時比新加坡快一個半小時的東京時間而須更早起床，以及農場生活等方面的歷練，都鍛鍊了他的獨立個性和韌性。
陳加昌說，戰爭一定有人死，但如果對比過去半個世紀世界各地的戰事，三年半的日據時期相當平靜，交接政權時也規規矩矩。「這麼說一定很多人不高興，說『你是漢奸』什麼的，但從研究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段時期很平穩、照規矩。」
日軍 「 肅清」 大檢證 父親靠一張小字條撿回一條命
經歷過日據時期的陳加昌，險些因日軍展開的「肅清」大檢證而失去父親。以下是陳加昌憶述當年情景的摘錄：
「那時他們說什麼年紀的人要到哪裡去，什麼地方有檢證。我們小孩子很高興，有些到我們家避難的還把手電筒、電池、餅乾拿出來，我們以為要去野餐，聽說是要到那裡幾天。到檢證那天，我們經過隔壁村的時候，有衛兵叫小孩子回去。我們就回家，很失望，因為沒得去野餐。只有我父親去了。
這裡先說檢證前幾天，新加坡淪陷後，我父親有一天傍晚到藥材店找朋友聊天。這時有一名軍官敲藥材店的門。開了門後，這名將軍和我父親筆談，叫我父親去馬路邊。那裡停了一輛車，車裡有個中年的中國人，被火燒傷，滿身是血。軍官叫我父親載那個人去醫院，然後把那人帶回家，照顧他。當時因為新加坡局勢很混亂，我父親覺得這麼做很危險，就向軍官要了一張證明。
日軍向一戶馬來人家借了他們家的院子作檢證地點，差不多能容納50人。大家早上去，11點多就回家了，只有我父親到了下午兩三點還在。
我父親三次被分到角頭去，角頭的都是要處死的。大家都一起蹲著，如果站起來，就得被木棍打。父親第一次過不了關，於是把袖子拉下來再去，但還是被打回角落。
父親是基督教徒，他於是開始祈禱，心裡想著家裡有我們兄弟姐妹10個人，最小的一歲不到。他祈禱著，手一摸衣袋，發現裡面有張紙。拉出來一看，是幾天前那名軍官寫的字條，叫他幫個忙，送傷者到醫院去。父親這次拿著那張字條再上前去，這次就過關了。不然他早就被抓去見閻羅王了。
其他住在楊厝港、日本墳場一帶的，一些年輕力壯、跟我父親做工的工人，他們都被抓去。你如果膚色是棕色、曬過太陽的，日軍會認為你是打游擊的。皮膚太白，他認為你是書生，也會覺得你有問題。很多時候是看當下那個軍人本身的直覺。」
律師分享父輩挺身而出經歷 要下一代傳承捍衛國家精神
抗戰英雄之子積極跟年輕一代分享自己家族參與的抗戰史，希望讓年輕人從中了解捍衛國家的重要性，傳承全面防衛的意義。
曾任衛生部副常任秘書的詹姆士·蘇帕瑪尼安（JMJ Supramaniam）二戰前是一名醫學系學生，他在抗戰期間與其他同學擔任志願者，幫忙照料傷者及為他們處理傷口。他在一次埋葬因空襲喪命的同學時，被日軍誤以為是印度軍團成員而開槍，結果遭彈片傷及。
他當時被送到新加坡中央醫院接受治療，在傷愈後自告奮勇將醫療用品捆綁在身上，在日軍眼皮底下，私下運送醫療用品至板橋醫院，再轉交給樟宜監獄的戰俘。
戰後，詹姆士·蘇帕瑪尼安並沒有將經歷告知兒子保羅，直到在英國念書的保羅滿18歲時，父親才揭露往事，並表示希望兒子回新服役。
著名律師保羅·蘇帕瑪尼安深受父親啟發，在英國念書後回國服役，並積極參與戰備部隊的活動。（李健瑋攝）
保羅·蘇帕瑪尼安（65歲，律師）說：「當時我一直對父親的勳章和傷口感到好奇，他告訴我由來後，我感到無比自豪。除了父親受傷，伯父也在戰爭行醫時犧牲，對父輩來說，捍衛自己的國家和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繼續傳承。」
保羅受父親啟發，在退伍後即便有了自己的事業，仍積極參與戰備部隊的活動，以及加入新加坡印度人發展協會（SINDA）等社團。
他說：「全面防衛不只是武裝部隊，還包括經濟的堅韌性和社會凝聚力，如果社會出現裂縫，就什麼也捍衛不了了，這是我所堅信的。」
他表示，即便生活環境改善，但這種奉獻精神必須延續下去，下一代不能忘記捍衛國家的重要。除了到學校和軍官學校分享父親的經驗，保羅的兩個兒子也受到啟發，雖然在英國接受教育，但在18歲時都回國履行國民服役義務，將先輩保衛新加坡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童年曾穿女裝躲避日軍 第一代軍官吁年輕一代居安思危
生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受到種族暴亂、馬印衝突和新加坡獨立等重大事件洗禮，讓獨立後第一代正規軍官感嘆只有自己才能保護自己。
二戰中新馬淪陷時黃寶財僅三歲，但他記得當時全家為了躲避日軍騷擾和尋找匱乏的資源，從吉隆坡附近的森林搬入城市。不過入城後仍經常會被日軍命令進行數小時列隊和搜查，父親更因協助分發譴責日軍的傳單而鋃鐺入獄，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直到戰後才被釋放。
他回憶：「當時傳聞日軍會綁架男孩，家人讓我穿上女裝，而姐妹更是每天躲藏在天花板，只有吃飯時才能下來。這樣的經歷讓我從小就想要報效國家，岳飛和精忠報國的故事更啟發我，不斷提醒我不能忘記當時的悲慘遭遇。」
黃寶財成年後來到新加坡工作，並在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願軍團（Singapore Volunteer Corps，簡稱SVC）。雖然說戰爭已經結束，但經歷了1964年種族暴動和1965年的馬印對抗（Konfrontasi），讓他更深刻領悟到生存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自律。
黃寶財生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60年加入新加坡志願軍團，之後更見證新加坡武裝部隊發展。（鄺啟聰攝）
作為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代軍官，黃寶財見證和參與了國家防衛力量的建立，也讓他對全面防衛有更深層的感悟。
他說：「我們的社會擁有多元種族和宗教，多樣性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缺乏自然資源但不缺謀略，因此新加坡人必須作為一個整體思考，堅持我們的立場和保護我們的家庭。我認為全面防衛的原則已在國人心中確立，這是每個人的使命，不能仰賴他人。」
深知自律對於國家防衛的重要性，他奉勸年輕人要居安思危，戰亂很有可能在自己無法控制下發生，因此應認真對待國民服役。
著書記錄本地人抗戰努力 玩遊戲搬演歷史
花了兩年半的時間研究及參考無數個歷史檔案，目的就是要把土生土長新加坡人在二戰時期的故事寫出來，讓現在的年輕人能更好地了解當時的情形。
沈怡韻（54歲，作家）從小就聽母親和外公講述二戰時的經歷和見聞，一直都感嘆新加坡人對本地歷史的興趣與認識不深，尤其對於日據時期的認識，大部分都來自學校的課本。因此，她在兩年多前決定寫一本書，記述當時一些本地人在我國日據時期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