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錦清
在新加坡政府開始實施 「阻斷器」 政策三天後的 4 月 10 日，來自孟加拉國的 30 歲建築工人魯貝爾·阿納布（Rubel Arnab）來到新加坡東部一個勞工宿舍分發當地慈善機構捐贈的口罩和洗手液。
在那裡，他沒有發現任何測量工人或來訪者體溫的地方，也沒有看到在新加坡其他地方隨處可見的衛生宣傳單。這個群體仿佛被遺忘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早在實施阻斷措施之前，市中心的上班族在進入勞工修建的大廈前要接受嚴格測溫，乘坐的電梯每天也會多次消毒。
僅在 4 月 10 日當天，新加坡新增確診 198 例，而其實在此之前新加坡已經爆出了多起勞工感染病例，也有勞工宿舍因聚集性感染被隔離。到了 4 月 16 日，新加坡累計確診 4427 例，當日新增創下新高，達到 728 例，其中 684 例為勞工宿舍感染。
連續多天日增幾百，路透社曾經把新加坡的勞工宿舍稱為一顆定時炸彈，這顆炸彈終於在上周開始被引爆了。
但在一個多月前的 2 月底 3 月初，新加坡還是抗疫「模範生」。當時，除了限制中國湖北、有中國旅行史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人入境外，新加坡國內並沒有進行封閉性管理。政府也明確表示不建議健康民眾佩戴口罩，民眾也無需留在家裡不出行。政府的應對措施主要集中在個案上，追溯傳播鏈，細緻到街道和場所，防止聚集性傳染。
因為當時確診病例少，這種細緻的「佛系」抗疫做法是有效的。隨著 3 月中旬大批新加坡人回到新加坡帶來輸入性病例，情況就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回國的新加坡人還是自行在家隔離，家人可隨意外出，病毒就隨之傳播到了各處。進入 4 月之後外籍勞工感染大規模爆發，6 號之後幾乎每天新增超過 100 例，直到現在在累計確診病例里，外籍勞工已經超過一半。
外籍勞工成了新加坡抗擊新冠疫情中最不可控的群體。根據新加坡流行病學調查，新冠病毒之所以迅速在勞工宿舍之間迅速傳播，是因為出現確診病例的宿舍中很多人在同一地點工作。
比如 Project Glory 工地感染群的部分患者，是被慕斯達法購物中心感染群中的確診病患傳染的，他們都在同一工地工作。雖然不住在同一宿舍，但他們在工作場所密切接觸，休假時也會一起活動。當他們回到宿舍，又會和其他朋友社交、密切接觸。
而外籍勞工宿舍惡劣的居住環境又為病毒傳播提供了便利。特別是當攜帶病毒者和健康勞工混住在一起，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倖免的可能。
新加坡人力部長楊莉明表示，本地目前一共有 120 萬名勞工，其中 20 萬名居住在專門修建的勞工宿舍。勞工宿舍共有 43 個，由政府官員和宿舍經營者共同管理。還有些勞工居住在工廠改造的宿舍或工地上的臨時住房，由僱主公司經營管理。
這些為「提高外籍勞工住宿生活條件」而專門修建的勞工宿舍通常使用雙人床，房頂有幾把電扇。一間宿舍需要容納 12-20 個人，再加上各自的生活用品以及懸掛著的潮濕的衣服，整個宿舍擁擠不堪，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根本不可能。
除了擁擠，更可怕的是宿舍衛生狀況非常糟糕。100 多位勞工需要共用一個廚房、廁所和浴室，已經不難猜測衛生狀況。
居住在目前最大的感染群、有 978 例確診病例的榜鵝 S11 宿舍勞工們在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時表示，宿舍里都是蟑螂和蚊子，廁所里也都是水。有印度勞工說，「廚房以及我們的房間裡有許多蟑螂。廁所里的小便池裡滿是尿液，工人踩著尿液走到他們的房間。」同時，在房間裡大多數工人都不戴口罩，吃飯時也不能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這些宿舍本身在建造時就因為內部結構和選址等問題遭受過人權組織的質疑，政府監管的勞工宿舍尚且如此，那些工廠改造的或臨時住房就更難以想像，不斷爆發的勞工感染病例也讓老是被忽略的新加坡的外籍勞工再度顯於人前。
新加坡總人口大約 570 萬，外籍勞動力就占了近 25%。新加坡給外國人發放的就業許可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從事高層次管理或技術工作的 EP（Employment Pass），一類是具備某一方面知識和技術專長並對學歷有一定要求的 SP （S Pass），還有一類是發放給非技術類工人的 WP（Work Permit）。
根據 BBC 報道，持「建築工作準證」也就是 WP 的外國勞工 28 萬多，他們主要來自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泰國。其中，孟加拉國人是新加坡目前感染者里數量最多的。還有約 25 萬是家庭幫傭，其餘分布在服務業、製造業等領域。
高度發達的新加坡提供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所不具備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外籍勞工，而像新加坡這樣的經濟體，又正好可以利用這些廉價勞動力來補充老齡化或工業化帶來的低端勞動力不足。
東南亞是世界上最大的勞力輸出地區之一，每年基本上有 250 萬人離開原籍國前往東南亞、東亞以及中東地區。其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被認為是主要的勞務派遣國，而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汶萊則是主要目的地。同時，泰國和馬來西亞既是輸出國，也是接收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大概還有 20 多萬中國工人（2011 年數據），其中不少是在建築等體力勞動崗位。中國工人在獅城權益受損的新聞也經常登上國內外報紙，2011 年曾經有過一份中國工人勞動權益報告較為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況。從內容上看，宿舍條件、工資待遇、社會歧視和人身保障等待遇，比起今天的印裔勞工或孟加拉裔勞工只能說好的有限而已。
來自東南亞的勞工基本以短期僱傭合同工作，通常承擔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和困難（Difficult）的「3 D」工作。通常受過良好教育的東道國當地人不願在低工資的苛刻條件下從事這些工作，同時由於生育率下降導致的人口老齡化，勞動力市場缺口非常大。新加坡和泰國就是如此。
為了降低成本實現利潤最大化，東道國公司不斷招募來自東南亞勞工來從事維持經濟運轉的基本工作。男性勞工通常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比如建築工地、造船廠、工廠，女性通常在製造業、酒店業、農業等行業，以此換取工資匯回原籍國。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斯里蘭卡、印尼和菲律賓從事家庭工作的女性大量外流，她們從事家政服務工作，將東道國本地女性從家務中解放出來進入職場。
根據世界銀行 2017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2015 年流入東協國家的匯款約為 620 億美元，這些匯款大概占菲律賓 GDP 的 10%， 越南的 7%，緬甸的 5% 以及柬埔寨的 3%。因為移工去國外既減少了國內失業，又為本國 GDP 做貢獻，因此一些東南亞國家比如菲律賓已將移民匯款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
用勞動力換取工資聽起來很公平，但因為這些勞工通常都是低技能勞動力，在招聘和就業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遭受剝削和欺騙。況且在出來之前，他們本身就需要當地中介交上一大筆費用，通常可以高達年薪的一到兩倍。
僅從工資上來說，新加坡人均月收入超過 3200 美元，而外籍勞工大概只有 1/6。據新加坡非營利組織 Transient Worker Count Too （客工亦重）的聲明，在 4 月初，新加坡勞工部還表示將允許僱主削減外籍勞工的四分之一的工資，作為對中小企業的扶持，這讓這些本就處於最低收入群體的人的遭遇雪上加霜。
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僅從新加坡勞工宿舍就能窺見一二。同時，因為他們只是「外國臨時工」，也無法享受東道國的醫療服務，甚至由於文化水平限制，他們連東道國的醫療衛生規定也不了解。
疫情的爆發除了增加感染風險，還讓勞工面臨更大壓力，本來出國賺錢的計劃被迫按下暫停鍵。一方面受到旅行禁令影響，他們沒辦法按原定計劃出國打工；另一方面，即便已經身在東道國，他們也因為周圍有感染人群被隔離而沒法工作，也就不能向家裡匯錢。
以新加坡目前感染最多的孟加拉國人為例。聯合國數據顯示，超過 750 萬孟加拉國人在國外工作。
Jahirul Islam 在另一大孟加拉國人熱衷的目的地沙烏地阿拉伯工作。他說他工作的阿布達比體育學院暫時關閉，老闆表示至少兩個月不能發薪並建議他先回國。但孟加拉國政府又建議勞工們留在當地，因為如果離開沙特，工作簽證可能會出現問題。因為沒有工作，留在沙特的他無法寄錢回家，現在只能靠向其他人借錢生活。
留在本國的親人雖然有經濟困難，但更擔心家人的安全。孟加拉國一位有三個孩子的婦女，她的丈夫在新加坡一家拆船公司工作，那裡有 266 人被確診感染。「希望他仍然安全，不要感染病毒。」
當病毒在類似「培養皿」的勞工宿舍發酵，新的宿舍感染群不斷出現，新加坡政府終於意識到把所有勞工限制在一起只能起到反效果。新加坡政府採取了三個措施：封鎖已出現病毒傳播的宿舍，防止新感染群形成，並將從事必要服務的健康勞工遷出宿舍。
隔離已出現病毒傳播的宿舍並增加清潔人員打掃衛生，保持公共空間比如廚房和廁所的清潔。同時，43 個被封鎖的勞工宿舍都將設立醫療站，為身體不適的勞工提供治療。健康勞工也逐步從宿舍遷出，分流到海上浮動宿舍、軍營等地。目前第一批經過健康測試的勞工已經搬入了海上浮動宿舍。浮動宿舍每間房間住兩到三名勞工，每天必須進行兩次體溫檢測，飯菜送到房間門口，並允許他們錯時離開房間。
聽起來勞工住宿條件正在改善，但接下來一段時間勞工感染病例一定會持續，阻斷也需要時間。而且正如新加坡印度裔社會活動者科基拉·安納瑪萊（Kokila Annamalai）所說，「我們為移民工人所做的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於外籍勞工來說，疫情只是把他們幾十年來的待遇在特殊場景下放大了一次，而新加坡好像並不想解決這些問題。
就像新加坡歷史悠久的英文報紙 - 《海峽時報》上今天的一篇文章標題那樣，「Singapore’s coronavirus numbers in local community remain stable in past 2 weeks」，雖然過去兩周勞工宿舍情況極速惡化，但是至少住著新加坡人的 「本地社區」 疫情數字非常平穩，這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