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個很好的政治人才，但他需要引進治國人才來協助自己。如果他無法找到合適的優秀人才，或無法信任他們，那麼他肯定無法好好治理這個國家。」
新加坡第二代總理吳作棟在《高難任務》一書中如是說。
對吳作棟來說，能贏得選票的政治人才，不一定就具備把國家治理好的能力。同樣的，有能力治理國家的人才，往往是優秀的技術官僚，他們不一定懂政治，不一定能贏得選舉。
吳作棟在《高難任務》中回憶，八十年代新加坡執政黨在新舊替換時，曾經有過一段尷尬的掙扎。
「當時許多第一代部長才50多歲，年富力強，但黨要求他們退位讓賢，他們其中有人認為自己被排擠了。」
「我1976年當選國會議員，九個月後，1977年，我受委為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三年內，我又升任貿易工業部長。」吳作棟回憶。吳作棟於1990至2004年擔任新加坡總理，是第二代領導的核心。對一些第一代部長來說，這個晉升的速度太快了。
當時，第一代部長們對當時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如吳作棟等是友善的，但是他們堅守自己的原則，他們認為內閣自我更新的速度過快，並不合適。其中一個對更新速度持有強烈反對意見的是時任副總理的杜進才博士，他也是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簡稱「行動黨」）的黨主席 。【小科普：在新加坡政治系統中，絕大部分政黨以「秘書長 Secretary-General」為黨魁，「副秘書長」為二三把手，然後才是黨主席】
杜進才：當年設計新加坡國旗
對吳作棟來說，自己從政生涯中最尷尬也是最為難的一次，是1984年大選提名日之前發生的一件事。
1984年，他黨內職務是組織秘書（中國大陸稱為「組織部長」），政府職務是國防部長。當時，黨內已經知道肯定要有一些議員甚至部長需要在當年的大選中退居二線甚至直接退休，但是，具體誰得退下來，當事人當時還不知道，氣氛想來是有點緊張的。吳作棟身為組織秘書，而且受委負責行動黨的參選，對人員名單是很清楚的。
（照片取自《高難任務》，這是吳作棟當年的競選宣傳海報）
在大選之前，行動黨準備了參選資料和指南，召集所有現任議員和部長開會。吳作棟於是請示時任總理和行動黨秘書長的李光耀，該把參選資料和指南發給所有現任議員嗎？還是那些準備被「引退」的就不發了？李光耀的指示很明確——全都發！
吳作棟於是把資料和指南發給所有人。他說，「有些議員本以為自己要被引退了，沒想到還是收到了資料和指南，我看他們臉上的神情，明顯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沒想到，一周之後，黨內的提名名單正式公布了。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黨不再提名參加大選的。除非他們即刻退黨，然後即刻以別的政黨或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此次大選他們是無緣了。換句話說，他們的政治生命結束了。
身為組織秘書，吳作棟只好一一找他們，討回資料和指南。
吳作棟說，這次他們見到他時，不發一言，臉上的表情已經足以說明一切。「即便他們開口，肯定也只能是粗話」，吳作棟說。
後來，到底還是有人忍不住質問吳作棟：既然不要我參選，為何當初要把參選資料和指南發給我？我在黨支部【小科普：每個議員管理、領導著一個黨支部】的義工和支持者都以為我會獲得參選資料，都歡呼雀躍，我現在如何回去見人？！
吳作棟只能說，我奉命行事。
以當時的情況，一些第一代部長已經心懷不滿，包括副總理杜進才、環境部長王邦文等。吳作棟後來總結，李光耀之所以不想過早暴露提名名單，是擔心他們提出反對，甚至「有可能退黨然後組織反對黨來與行動黨在當屆大選中對抗」，「這就是政治，你要我退下？我就拉攏對你不滿的幹部和黨員，一起組織起來對抗你。」在政治上，李光耀不會完全信任任何人——這就是1961年行動黨內部分裂造成的政治危機給予李光耀的深刻教訓。
王邦文是第一代部長中唯一還建在的。
那麼，為何杜進才、王邦文等人沒有「造反」呢？吳作棟認為，第一代部長都有理想有抱負，對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有責任感，他們追求的並不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一己私利。他們並不反對領導層的自我更新，並不反對資深部長和議員的引退。他們反對的是新人在政策上還未成熟時就把老人整批整批地換掉，甚至有人形容為「如棄敝履」。
儘管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與李光耀產生了個人矛盾，但是，這並不是對治國理念或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所以不至於上升到分裂政黨的嚴重後果。
（照片取自《高難任務》，吳作棟1980年訪問雲南昆明，當時他擔任貿易工業部長。照片由張贊成 Eddie Teo提供。張當時是保安與情報司司長，多年後升任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負責高級公務員人事工作）
早在70年代，李光耀就認識到，新加坡需要的新班子是與第一代部長完全不同的。
第一代部長都是從政治抗爭中走出來的，他們是政治家。到了70年代，新加坡更需要的是培養一批能夠建設經濟、建設社會的治國精英，對他們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對是技術官僚的要求，沒有政治經驗並不重要，先進來再說。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76年，行動黨引進了一批新人，其中七人很快就嶄露頭角，被人稱為「七俠」（取自60年代流行電影《七俠蕩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
現在說起「七俠」，新加坡的讀者們都不會陌生。他們包括：曾擔任海皇輪船公司董事經理的吳作棟、銀行家出身的陳慶炎（李光耀心目中的第二代總理第一人選，後來成為副總理、總統）、同樣是銀行家出身的丹那巴南（第二代總理人選之一，曾擔任外交部、貿易工業部等多個部門部長，後來擔任新航、淡馬錫、星展銀行等公司主席）、林子安（第二代總理人選之一，後來擔任天津生態城控股公司、星橋國際公司主席等）、建築師王鼎昌（第二代總理人選之一，後來當選總統）。
吳作棟回憶當年的社會情況，他說，當時新加坡反對黨很弱，經濟騰飛，選民普遍很信任政府，並不存在制衡政府的需求。因此，那個年代新加坡政府更需要的是治理國家的技術官僚，而不是懂得打選戰的政治人才。李光耀一早就知道70年代引進的「第二代班子」在當時完全是政治新人，基本不懂政治，但他們可以學。
如果當時社會上政治競爭激烈，那麼就得犧牲治國人才，多引進政治人才。政治人才可以贏得選票，沒有他們，你無法執政。但你執政之後，必須有治國人才來幫你。吳作棟說，特朗普就是個最好的例子，他是個很好的政治人才，但他需要引進治國人才來協助自己。如果他無法找到合適的優秀人才，或無法信任他們，那麼他肯定無法好好治理這個國家。
（左起：曼德拉、塔博）
同樣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親口跟吳作棟說過，「我懂政治，我能贏得大選，但我不懂經濟，我無法治理國家。因此我需要塔博（Thabo Mbeki）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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