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新加坡開發初期，每月之初一、十五、逢年過節，大埔先驅們忙裡偷閒、或難得休假，齊聚廟中，焚香膜拜，不僅僅祈求神明庇佑，自身在外平安，家鄉老幼安康，更盼望，早日累積財富，衣錦還鄉，改善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在廟宇中，大家也難得放下平日的勞碌生活，閒話家常，互相鼓勵或慰藉，以解思鄉之情。
4.2 大埔籍先驅創設義山組織
為安葬客死他鄉之邑人，也以之（廣、客兩幫聯合集團—綠野亭）維護自身之利益
大埔先驅們參與的，第二間群體組織是墳山組織，即殯葬組織。大埔先驅們參與創辦墳山組織，主要之目地是處理同籍落番客，因病、工作意外，客死異鄉，之殯葬事宜。它，也可說是一個慈善組織。因一些落番客，病死異鄉，舉目無親，甚至無錢、無親辦理身後事，只得依靠墳山組織之董事同仁代為處理。
1824年，廣、客兩幫聯合管理一座義山，青山亭。位於安祥山以東至栢城路以西邊，濱海一帶（今麥士威路 MAXWELL RAOD）。1838年，青山亭已經葬滿。於是，廣、客兩幫推選番禺胡南生、大埔陳嘉雲、南順公司何亞炎（南海縣與順德縣合創的會館），同任大總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請、開闢，近郊一塊23英畝地段（今中峇魯、河水山與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間），充作義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準是項申請，該會將此義山，取名綠野亭（即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的前身）。
綠野亭，可說是廣、客兩幫聯合起來（含福建省永定縣），抗衡福建幫，維護自身利益之組織。
4.3 大豐永公司
新加坡豐永大公會，以福德祠綠野亭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中的記述（應解讀為廣東省與永定縣，為宜），「我廣惠肇嘉應州大埔豐順永定等庶。。。」以及該公會會議記錄「道光庚子年（即1840年）乃合廣惠肇嘉應豐永大七屬同人創置義山，名曰綠野亭。。。」，將該公會的成立，始於1840年！
這時期，大埔籍商人、勞工不多。因此，大埔籍、豐順籍、福建省永定籍，三地客家先驅們組成同語言、跨地域聯合組織，大豐永公司（今新加坡豐永大公會之前稱），籍以強化三個小群體之影響力，以及彼此之間，在廣、客聯合集團的利益。三地之先驅們，以大豐永公司之名義，與廣惠肇、應和公司組成綠野亭，此乃廣、客兩幫（包含福建永定縣）移民聯合集團之實體組織。
縱觀當屆綠野亭董事名表，我們得知，大埔陳嘉雲公任三名大總理之一。陳嘉雲公擔任大總理一職，不僅僅反映了其經濟實力，也表明陳公在廣、客兩幫先驅移民社會中之地位，即他是一名受人尊敬之領袖。此情況，也顯示，大豐永公司在廣、客聯合集團里是處於主導地位之組成單位之一。反觀應和公司，雖然較早成立，其三位領袖只獲擔任副總理之職。
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記》中，福德祠重修，大埔先驅，陳嘉雲公是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當時，大豐永公司捐獻75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捐款額，顯示，大豐永公司在墳山聯合組織中，擁有可觀之收入。
1854年5月5日，新加坡暴亂後，潮州幫、海南幫也以友邦的身份加入，藉以抗衡福建幫。此時，綠野亭，猶如泛廣東省移民之聯合集團。注13，注14
4.4 大埔籍先驅創設地緣會館，即新加坡茶陽會館
邑人人數激增之始，衍生民生之需求
1838-1839年，共有54艘中國帆船來此貿易。兩年後，即1841-1842年，竟有150艘中國帆船來到星島貿易，其增長率為177%。星島貿易額之激增，商機處處，促進移民人口直線攀升。1830年，新加坡華人移民人口為6555人。到了1840年，新加坡開埠的第21年，華裔移民人口已達17179名，十年內，移民人口增加了162%！按照多年的統計記錄，客家人占總人口之5-7%，約有850-1200。倘若大埔籍移民占客家總數之50%，則約有400-600人。
按照1864年，曹順興公所立之《茶陽會館碑記》，我們得知，1841年，大埔先驅們成立了，茶陽會館（或稱茶陽公司），這是大埔先驅們在星島所創設的第四間組織。
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序言，如下：
蓋聞木本水源君子有思始之義秋霜春露先王有追報之功也朔我茶陽之有會館始自辛丑歲前賢醵金置買地基一所於今落成既久尚未立石雖賴後賢歇力勷成亦由前賢之所美舉迄今後賢之名既彰前賢之功未著茲甲子歲衆僉議舉並勒於石以垂永逺之不朽雲爾
首事陳嘉雲余德忠陳肆昌卓錫政楊修業蕭賜豪藍集盛汪三喜
庚申年復題
首事余增涌鍾曾康陳疊端楊修業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孟夏月吉旦經理曹順興立石 1864
如前述，我們從新加坡福德祠綠野亭公會碑記中，得知，1840年之前，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碑中254名捐獻者，已被確認之大埔籍者只有16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這個數字（16人或說31人），顯示，大埔籍移民，在廣、客聯合集團里，只占6.3%（或12.2%）。
然而，陳嘉雲等八公，成立了茶陽會館後，發起「醵金買地基」時注15，竟然獲得283名邑人響應！這個幾何級數般的增長數據，顯示，1840年前，部分大埔先驅們在新加坡發家。他們的成就、事跡深深吸引了原鄉的大埔宗族、鄉人們。以致，數百名的大埔鄉親們，跟隨先驅們來到新加坡謀生。其中包括，蕭祿捷公、蕭壽捷公昆仲，以及蕭祿捷公之子，賢舞公。
這二百餘名先輩，屬自由移民落番者。他們是先驅們的宗親、姻親、同鄉、同村的朋友或後輩子侄。先驅們是他們家中長者所認識，信任的，他們跟隨先驅們落番，獲得各自家中長輩之許可。這群自由移民，在先驅們或已經工作了數年的先行者牽引之下，到此處謀生注16。
陳嘉雲公等先驅成立大豐永公司後，翌年，又發起、成立茶陽會館，其主要之目地是，處理同籍新客，面對許多生活上，所需要克服的問題。諸如，臨時住宿、安頓、照料生病、受傷之勞工等等民生需求。1844年，陳篤生方創設跨籍貫之平民醫院。此外，同一族群之先驅移民，凝聚力強，對地緣組織也有更強之向心力。
1864年《茶陽會館碑記》中，創館八名首事中，我們得知蕭賜豪公，為西河鎮下黃沙人。藍集盛公，為湖寮鎮古城村人。汪三喜公，為大東鎮大和坪人。
4.5 社會階級兩級化，先驅們自然地成為族群之領袖
移民社會初期，新加坡境內只有兩個階級，即商人以及勞工注17。此時期之商人，包括進出口商賈、種植園主、商販，以及具有一技之長的工匠小店主。勞工，則是商人的顧工。商人之社會地位高於勞工。因，他們早到星島，身為僱主，具財力。一般人在判斷對方之社會地位時，先衡量自身的財力，再觀察對方之財富是否比自己多？若是，他們則對之，產生敬意，自覺地，視對方之地位高於自己。或說，先驅們曾在馬六甲、檳城、廖內群島等地營生，具備語言優勢（能與殖民地官員、其他籍貫群體，甚至與土著溝通）。因此，他們自然地成為該族群之領袖，同籍之勞工，以他們馬首是瞻。
至到19世紀中期，大埔籍義興公司領袖滲入會館，方改變了先驅商人們擔任會館領袖的局面注18。例如，蕭賢舞公，發跡後，因其是義興客家領袖之身份，替代了陳嘉雲公，成為茶陽會館的最高領導人。1858年《建立茶陽會館碑記》中，藍集盛公捐獻21元，名列第三，僅次於蕭賢舞父子四人，陳肆昌公、楊修業公各捐獻20元、蕭賜豪公捐獻10元。然而，藍公、陳公、楊公、蕭公卻不再擔任是茶陽會館之董事。反觀，皇明義士余增涌公捐獻10元、侯明義士張族昌公只捐獻5元，卻擔任茶陽會館副經理注19！
4.6 被遺忘之客家先驅領袖，陳嘉雲公
陳嘉雲公，新加坡初期移民社會廣、客兩幫聯合集團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陳公不僅僅是大埔籍移民社群中的核心領袖，他也是客家族群中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領袖。
福德祠綠野亭公會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1838年，廣、客兩幫共有的義山，青山亭已經葬滿「鱗冢疊疊、碑墓相連、棺上加棺」。於是，廣、客兩幫推選番禺胡南生、大埔陳嘉雲、南順公司何亞炎（南海縣與順德縣合創的會館），同任大總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請、開闢，近郊一塊23英畝地段（今中峇魯、河水山與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間），充作義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準是項申請，該會將此義山，取名綠野亭。注20
1840年《廣東省永定縣重修冢山碑記》中（應解讀為廣東省與永定縣，為佳），陳公捐獻10元，是16名大埔籍先驅人物中，捐獻金額最多的先驅。從陳嘉雲公的捐獻數額，我們推斷，陳公是最先到新加坡的大埔籍先驅之一，以及最早發跡的大埔籍移民。
1854年，《重修大伯公廟眾信捐題芳名碑記》中，陳嘉雲公，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當時，大豐永公司捐獻75元（即，現新加坡豐永大公會的前稱）。陳公捐獻10元，仍是大埔人之冠。1859年《福德祠綠野亭組織成員表》中，陳嘉雲公仍是名列榜首的兩名總理之一。曹順興公，遲至1870年方任10名值事之一。1886年，張族昌、余宰兆才任職於福德祠綠野亭公會。
豐永大公會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大豐永公司成立於1840年,它是大埔籍、豐順籍、永定籍等三地，同方言跨地域之聯合組織。大豐永公司、廣惠肇與應和公司，組織成廣、客聯合集團--綠野亭。陳嘉雲公是福德祠綠野亭組織中，三名大總理之一。我們理應、毫無懸念的相信，陳公既是大豐永公司的創辦人之一，並且是大豐永公司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茶陽會館與陳嘉雲公之關係
我們從1864年，曹順興公所立的《茶陽會館碑記》碑文中，得知，新加坡茶陽會館成立於1841年。陳嘉雲等諸公，成立了茶陽會館後，發起「醵金買地基」時，獲得283名邑人響應，共籌獲512元！這筆款項，證明陳嘉雲等諸公是具有公信力的茶陽會館領導人。512元，雖然無法完成整個建館計劃，但是，扣除購買地皮後，還有有一筆可觀的存款，轉交給1858年的董事們，完成建築會館大計。
我們分析先驅、先賢們的是次捐款數據，得知，201名先賢只能捐獻1元（占71%），49名先賢捐獻額介於1.5-2元間（占17.3%），33名先驅或先賢們捐獻額介於3-40元之間（占11.6%）。
陳嘉雲公捐了7元。1858年茶陽會館13名董事，只有5人參與捐獻；如下，蕭賢舞公、王三雲公、卓文理公、余宰兆公各捐1元，蕭燕山公（蕭賜豪公之同屋侄子）則2元。從蕭公等人的捐獻額，筆者估計，是次籌款於1850年之前進行，蕭公等5人遲落番，尚未發跡。
《茶陽會館碑記》序言中，陳嘉雲公是名列榜首的領袖！因此，我們堅信陳嘉雲公，是新加坡初期華人移民社會中，大埔邑人的核心人物、領航人物！
總而言之，陳嘉雲公是新加坡初期華人移民社會中，最重要之客家族群領袖。陳公不僅僅創辦了新加坡綠野亭、大豐永公司、茶陽會館，他也是這幾間會館權力最高、貢獻極大之領導人。
（欲詳細了解陳嘉雲公之事跡，請參閱拙文《被遺忘之客家先驅領袖，陳嘉雲》）
五、大埔先驅們對邑人之影響
先驅帶對後人的影響
由始至終，我深信不疑，凡我華族移民，遷移南洋者，皆是通過，同族、同鄉、同一方言、同一職業的先行者（或本文所提及的先驅們）之牽引，或說提攜，落番！
先驅們是一群具有眼光獨到、洞察先機的智者。他們比同時代，同處一處的番客們更早發現新加坡的美好前景，並且將生意基地遷移此地。先驅們也是一群，不畏困難，勇於克服困境的勇者。當時，新加坡雖然充滿商機，但，他們所要克服的問題也不少。先驅們發跡後，即發起、創建同籍、同語言、同陣營移民群體的福利事業，諸如望海大伯公廟、綠野亭義山、大豐永公司、茶陽公司等鄉團組織。在同籍移民人數大幅度增加的年代，鄉團組織協助新落番者，在此地謀生的諸多便利，如民間信仰之膜拜、提供臨時住宿、逢年過節相聚解鄉愁、加入會館免受秘密組織欺壓、財物受保護、生病傷殘者得到庇護、辦理孑然一身客死他鄉者的身後事等等。因此，先驅們無疑是一群仁者。
國內經濟受到鴉片戰爭破壞之際，適逢先驅們在海外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即，出洋打工，可以改變自身的命運，開創一番事業，甚至可致富！以藍集盛公為例，其少年時，家中只剩下其二伯父與他。然而，他勇闖南洋，憑著一股年少氣盛的熱忱，不屈服於命運的人生觀，以及吃苦，當吃補的毅力，終於改變了自己與子孫的命運。藍集盛公的成果，讓族人、鄉人豁目開襟，即赤手空拳可以創造一番事業，白手可以興家！藍集盛公的人生，在那個年代，猶如平地一聲雷般，震撼了鄉里。鄉中長者，以他的事跡教導、勉勵後輩。藍集盛公的成就，對當時的農家青少年而言，猶如他們人生的楷模。他在海外的事業，成了青少年出洋的憧憬。對貧困家庭而言，出洋成為他們唯一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