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新加坡开发初期，每月之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大埔先驱们忙里偷闲、或难得休假，齐聚庙中，焚香膜拜，不仅仅祈求神明庇佑，自身在外平安，家乡老幼安康，更盼望，早日累积财富，衣锦还乡，改善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在庙宇中，大家也难得放下平日的劳碌生活，闲话家常，互相鼓励或慰藉，以解思乡之情。
4.2 大埔籍先驱创设义山组织
为安葬客死他乡之邑人，也以之（广、客两帮联合集团—绿野亭）维护自身之利益
大埔先驱们参与的，第二间群体组织是坟山组织，即殡葬组织。大埔先驱们参与创办坟山组织，主要之目地是处理同籍落番客，因病、工作意外，客死异乡，之殡葬事宜。它，也可说是一个慈善组织。因一些落番客，病死异乡，举目无亲，甚至无钱、无亲办理身后事，只得依靠坟山组织之董事同仁代为处理。
1824年，广、客两帮联合管理一座义山，青山亭。位于安祥山以东至柏城路以西边，滨海一带（今麦士威路 MAXWELL RAOD）。1838年，青山亭已经葬满。于是，广、客两帮推选番禺胡南生、大埔陈嘉云、南顺公司何亚炎（南海县与顺德县合创的会馆），同任大总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开辟，近郊一块23英亩地段（今中峇鲁、河水山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间），充作义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准是项申请，该会将此义山，取名绿野亭（即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的前身）。
绿野亭，可说是广、客两帮联合起来（含福建省永定县），抗衡福建帮，维护自身利益之组织。
4.3 大丰永公司
新加坡丰永大公会，以福德祠绿野亭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中的记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宜），“我广惠肇嘉应州大埔丰顺永定等庶。。。”以及该公会会议记录“道光庚子年（即1840年）乃合广惠肇嘉应丰永大七属同人创置义山，名曰绿野亭。。。”，将该公会的成立，始于1840年！
这时期，大埔籍商人、劳工不多。因此，大埔籍、丰顺籍、福建省永定籍，三地客家先驱们组成同语言、跨地域联合组织，大丰永公司（今新加坡丰永大公会之前称），籍以强化三个小群体之影响力，以及彼此之间，在广、客联合集团的利益。三地之先驱们，以大丰永公司之名义，与广惠肇、应和公司组成绿野亭，此乃广、客两帮（包含福建永定县）移民联合集团之实体组织。
纵观当届绿野亭董事名表，我们得知，大埔陈嘉云公任三名大总理之一。陈嘉云公担任大总理一职，不仅仅反映了其经济实力，也表明陈公在广、客两帮先驱移民社会中之地位，即他是一名受人尊敬之领袖。此情况，也显示，大丰永公司在广、客联合集团里是处于主导地位之组成单位之一。反观应和公司，虽然较早成立，其三位领袖只获担任副总理之职。
1854年，《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中，福德祠重修，大埔先驱，陈嘉云公是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当时，大丰永公司捐献75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捐款额，显示，大丰永公司在坟山联合组织中，拥有可观之收入。
1854年5月5日，新加坡暴乱后，潮州帮、海南帮也以友邦的身份加入，藉以抗衡福建帮。此时，绿野亭，犹如泛广东省移民之联合集团。注13，注14
4.4 大埔籍先驱创设地缘会馆，即新加坡茶阳会馆
邑人人数激增之始，衍生民生之需求
1838-1839年，共有54艘中国帆船来此贸易。两年后，即1841-1842年，竟有150艘中国帆船来到星岛贸易，其增长率为177%。星岛贸易额之激增，商机处处，促进移民人口直线攀升。1830年，新加坡华人移民人口为6555人。到了1840年，新加坡开埠的第21年，华裔移民人口已达17179名，十年内，移民人口增加了162%！按照多年的统计记录，客家人占总人口之5-7%，约有850-1200。倘若大埔籍移民占客家总数之50%，则约有400-600人。
按照1864年，曹顺兴公所立之《茶阳会馆碑记》，我们得知，1841年，大埔先驱们成立了，茶阳会馆（或称茶阳公司），这是大埔先驱们在星岛所创设的第四间组织。
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序言，如下：
盖闻木本水源君子有思始之义秋霜春露先王有追报之功也朔我茶阳之有会馆始自辛丑岁前贤醵金置买地基一所于今落成既久尚未立石虽赖后贤歇力勷成亦由前贤之所美举迄今后贤之名既彰前贤之功未著兹甲子岁众佥议举并勒于石以垂永逺之不朽云尔
首事陈嘉云余德忠陈肆昌卓锡政杨修业萧赐豪蓝集盛汪三喜
庚申年复题
首事余增涌锺曾康陈叠端杨修业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夏月吉旦经理曹顺兴立石 1864
如前述，我们从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碑记中，得知，1840年之前，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碑中254名捐献者，已被确认之大埔籍者只有16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这个数字（16人或说31人），显示，大埔籍移民，在广、客联合集团里，只占6.3%（或12.2%）。
然而，陈嘉云等八公，成立了茶阳会馆后，发起“醵金买地基”时注15，竟然获得283名邑人响应！这个几何级数般的增长数据，显示，1840年前，部分大埔先驱们在新加坡发家。他们的成就、事迹深深吸引了原乡的大埔宗族、乡人们。以致，数百名的大埔乡亲们，跟随先驱们来到新加坡谋生。其中包括，萧禄捷公、萧寿捷公昆仲，以及萧禄捷公之子，贤舞公。
这二百余名先辈，属自由移民落番者。他们是先驱们的宗亲、姻亲、同乡、同村的朋友或后辈子侄。先驱们是他们家中长者所认识，信任的，他们跟随先驱们落番，获得各自家中长辈之许可。这群自由移民，在先驱们或已经工作了数年的先行者牵引之下，到此处谋生注16。
陈嘉云公等先驱成立大丰永公司后，翌年，又发起、成立茶阳会馆，其主要之目地是，处理同籍新客，面对许多生活上，所需要克服的问题。诸如，临时住宿、安顿、照料生病、受伤之劳工等等民生需求。1844年，陈笃生方创设跨籍贯之平民医院。此外，同一族群之先驱移民，凝聚力强，对地缘组织也有更强之向心力。
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中，创馆八名首事中，我们得知萧赐豪公，为西河镇下黄沙人。蓝集盛公，为湖寮镇古城村人。汪三喜公，为大东镇大和坪人。
4.5 社会阶级两级化，先驱们自然地成为族群之领袖
移民社会初期，新加坡境内只有两个阶级，即商人以及劳工注17。此时期之商人，包括进出口商贾、种植园主、商贩，以及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小店主。劳工，则是商人的顾工。商人之社会地位高于劳工。因，他们早到星岛，身为雇主，具财力。一般人在判断对方之社会地位时，先衡量自身的财力，再观察对方之财富是否比自己多？若是，他们则对之，产生敬意，自觉地，视对方之地位高于自己。或说，先驱们曾在马六甲、槟城、廖内群岛等地营生，具备语言优势（能与殖民地官员、其他籍贯群体，甚至与土著沟通）。因此，他们自然地成为该族群之领袖，同籍之劳工，以他们马首是瞻。
至到19世纪中期，大埔籍义兴公司领袖渗入会馆，方改变了先驱商人们担任会馆领袖的局面注18。例如，萧贤舞公，发迹后，因其是义兴客家领袖之身份，替代了陈嘉云公，成为茶阳会馆的最高领导人。1858年《建立茶阳会馆碑记》中，蓝集盛公捐献21元，名列第三，仅次于萧贤舞父子四人，陈肆昌公、杨修业公各捐献20元、萧赐豪公捐献10元。然而，蓝公、陈公、杨公、萧公却不再担任是茶阳会馆之董事。反观，皇明义士余增涌公捐献10元、侯明义士张族昌公只捐献5元，却担任茶阳会馆副经理注19！
4.6 被遗忘之客家先驱领袖，陈嘉云公
陈嘉云公，新加坡初期移民社会广、客两帮联合集团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陈公不仅仅是大埔籍移民社群中的核心领袖，他也是客家族群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领袖。
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1838年，广、客两帮共有的义山，青山亭已经葬满“鳞冢叠叠、碑墓相连、棺上加棺”。于是，广、客两帮推选番禺胡南生、大埔陈嘉云、南顺公司何亚炎（南海县与顺德县合创的会馆），同任大总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开辟，近郊一块23英亩地段（今中峇鲁、河水山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间），充作义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准是项申请，该会将此义山，取名绿野亭。注20
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中（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佳），陈公捐献10元，是16名大埔籍先驱人物中，捐献金额最多的先驱。从陈嘉云公的捐献数额，我们推断，陈公是最先到新加坡的大埔籍先驱之一，以及最早发迹的大埔籍移民。
1854年，《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中，陈嘉云公，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当时，大丰永公司捐献75元（即，现新加坡丰永大公会的前称）。陈公捐献10元，仍是大埔人之冠。1859年《福德祠绿野亭组织成员表》中，陈嘉云公仍是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曹顺兴公，迟至1870年方任10名值事之一。1886年，张族昌、余宰兆才任职于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丰永大公会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大丰永公司成立于1840年,它是大埔籍、丰顺籍、永定籍等三地，同方言跨地域之联合组织。大丰永公司、广惠肇与应和公司，组织成广、客联合集团--绿野亭。陈嘉云公是福德祠绿野亭组织中，三名大总理之一。我们理应、毫无悬念的相信，陈公既是大丰永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是大丰永公司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茶阳会馆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我们从1864年，曹顺兴公所立的《茶阳会馆碑记》碑文中，得知，新加坡茶阳会馆成立于1841年。陈嘉云等诸公，成立了茶阳会馆后，发起“醵金买地基”时，获得283名邑人响应，共筹获512元！这笔款项，证明陈嘉云等诸公是具有公信力的茶阳会馆领导人。512元，虽然无法完成整个建馆计划，但是，扣除购买地皮后，还有有一笔可观的存款，转交给1858年的董事们，完成建筑会馆大计。
我们分析先驱、先贤们的是次捐款数据，得知，201名先贤只能捐献1元（占71%），49名先贤捐献额介于1.5-2元间（占17.3%），33名先驱或先贤们捐献额介于3-40元之间（占11.6%）。
陈嘉云公捐了7元。1858年茶阳会馆13名董事，只有5人参与捐献；如下，萧贤舞公、王三云公、卓文理公、余宰兆公各捐1元，萧燕山公（萧赐豪公之同屋侄子）则2元。从萧公等人的捐献额，笔者估计，是次筹款于1850年之前进行，萧公等5人迟落番，尚未发迹。
《茶阳会馆碑记》序言中，陈嘉云公是名列榜首的领袖！因此，我们坚信陈嘉云公，是新加坡初期华人移民社会中，大埔邑人的核心人物、领航人物！
总而言之，陈嘉云公是新加坡初期华人移民社会中，最重要之客家族群领袖。陈公不仅仅创办了新加坡绿野亭、大丰永公司、茶阳会馆，他也是这几间会馆权力最高、贡献极大之领导人。
（欲详细了解陈嘉云公之事迹，请参阅拙文《被遗忘之客家先驱领袖，陈嘉云》）
五、大埔先驱们对邑人之影响
先驱带对后人的影响
由始至终，我深信不疑，凡我华族移民，迁移南洋者，皆是通过，同族、同乡、同一方言、同一职业的先行者（或本文所提及的先驱们）之牵引，或说提携，落番！
先驱们是一群具有眼光独到、洞察先机的智者。他们比同时代，同处一处的番客们更早发现新加坡的美好前景，并且将生意基地迁移此地。先驱们也是一群，不畏困难，勇于克服困境的勇者。当时，新加坡虽然充满商机，但，他们所要克服的问题也不少。先驱们发迹后，即发起、创建同籍、同语言、同阵营移民群体的福利事业，诸如望海大伯公庙、绿野亭义山、大丰永公司、茶阳公司等乡团组织。在同籍移民人数大幅度增加的年代，乡团组织协助新落番者，在此地谋生的诸多便利，如民间信仰之膜拜、提供临时住宿、逢年过节相聚解乡愁、加入会馆免受秘密组织欺压、财物受保护、生病伤残者得到庇护、办理孑然一身客死他乡者的身后事等等。因此，先驱们无疑是一群仁者。
国内经济受到鸦片战争破坏之际，适逢先驱们在海外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即，出洋打工，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开创一番事业，甚至可致富！以蓝集盛公为例，其少年时，家中只剩下其二伯父与他。然而，他勇闯南洋，凭著一股年少气盛的热忱，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生观，以及吃苦，当吃补的毅力，终于改变了自己与子孙的命运。蓝集盛公的成果，让族人、乡人豁目开襟，即赤手空拳可以创造一番事业，白手可以兴家！蓝集盛公的人生，在那个年代，犹如平地一声雷般，震撼了乡里。乡中长者，以他的事迹教导、勉励后辈。蓝集盛公的成就，对当时的农家青少年而言，犹如他们人生的楷模。他在海外的事业，成了青少年出洋的憧憬。对贫困家庭而言，出洋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