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現代國家的締造者，李光耀做對了什麼？
作為「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一手締造了亞洲四小龍——新加坡發展的黃金時代，在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在30年內由一個殖民地脫身，一躍成為亞洲最富裕繁榮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要衝，其戰略地位使它備受各大國關注，淪為大國間博弈的棋子是它不得不接受的命運。而且新加坡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國內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和語言。可以說李光耀當時拿到手的是一手爛牌，但他卻能憑藉獨到的政治手段和領導才能，帶領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國在各個大國之間遊刃有餘、平穩發展。稱李光耀為「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是恰如其分的，他生前對世界政治走向的預判，許多在今天也都已成真。
偉人與偉人心有靈犀。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與李光耀、李顯龍父子的關係非同尋常。基辛格通過哈佛的一面之交就對李光耀高看一眼，一位大國政治家與一位小國政治家從此結下了不解之緣。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病逝，基辛格當天即發表文章，紀念這位「親密的私人朋友」。
在百歲遺作《論領導力》一書中，基辛格以親歷者的視角，通過梳理翔實的歷史資料，對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的領導力進行了具象化的解讀，並高度評價道：
李光耀的治國經驗說明，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質財富，亦非其他衡量實力的普通標準，而是人民的素質和領導人的遠見。如李光耀所說：
「如果你只看現實，就會變得乏味、庸俗，就會失敗。因此，你必須比現實站得更高。」
【美】基辛格著
胡利平林華譯
「新加坡失誤的餘地幾乎永遠為零」
李光耀的成就與《論領導力》中介紹的其他幾位領導人不同。其他幾位領導人代表的國家都是大國，有著歷經幾個世紀乃至幾千年而形成的文化。他們努力帶領自己的社會從熟悉的過去走向不斷演變的未來，對他們來說，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他們能否引導社會的歷史經驗與價值觀，來推動社會充分發揮潛力。
李光耀的治國方略來源完全不同。1965年8月新加坡獨立後，他成為領導人，掌管的是一個過去從未存在過的國家。因此，實際上，他的國家除了曾經受過帝國統治，政治歷史為零。李光耀的成就是克服了國家的這個缺陷，為一個由不同族群組成的社會創造出生機勃勃的未來，以此確立了明確的國家自我意識，並把一個貧窮的城市發展為一個世界級經濟體。在此過程中，李光耀成長為一位世界級政治家，各大國對他求計問策，趨之若鶩。理察·尼克森說，李光耀顯現出「超越新仇舊怨、思考未來世界性質的能力」。瑪格麗特·柴契爾稱李光耀為「20世紀最成就卓著的治國者之一」。
李光耀是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取得這些成就的。新加坡的領土「落潮時大約有224平方英里」，他常說還不如芝加哥大。這個國家連最基本的自然資源都缺乏，包括沒有足夠的飲用水。新加坡獨立時，國內飲水主要靠熱帶降雨。但降雨有利有弊，因為雨水使土壤中的養分流失，導致無法進行農業生產。按全球標準看，新加坡的190萬人口微不足道，還被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3個不同族裔之間的緊張關係弄得社會撕裂。它周邊的國家比它大得多，也強得多，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國家對新加坡的深水港和扼守海上貿易通道的戰略位置既羨又妒。
在開局如此不利的情況下，李光耀發揮了卓越的領導力，使新加坡蛻變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馬來半島最南端這個瘧疾肆虐的小島一躍成為亞洲按人均收入來算最富有的國家，成為東南亞事實上的商業中心。今天，按照人類福祉的幾乎每一條標準來看，新加坡都位居世界前列。
對有些國家來說，在歷史動盪中有起有落乃理所當然。新加坡卻不同，它必須永遠保持最高水平，否則就生存不下去——李光耀不斷告誡國人勿忘這一點。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說，新加坡「不是自然國家，而是人造的」。正因為它作為一個國家沒有歷史，所以不能保證它一定會有未來，它失誤的餘地幾乎永遠為零。「我擔心新加坡人以為新加坡是個正常國家。」他後來數次這樣說。「如果我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出類拔萃……新加坡就會不復存在。」
在新加坡建國並爭取生存下去的努力中，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必須緊密交織。新加坡的國策必須達到3個要求：推動經濟增長，以養活全國人口；形成足夠的國內凝聚力，以推行長期政策；執行敏捷靈活的外交政策，以在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國際巨人以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這樣的貪婪鄰國的夾縫中生存。
李光耀也具有真正的領導力所必需的歷史意識。「城市國家生存的記錄不佳。」他在1998年如是說。「新加坡島不會消失，但它作為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能發揮作用的主權國家卻可能消亡。」他認為，新加坡的發展軌跡必須是一條急劇上升的曲線，沒有盡頭，否則它就可能被後方吞沒，或者被嚴重的經濟和社會挑戰擊垮。李光耀給世界上了一門全球物理課，使世界學到，社會必須不斷奮鬥才能避免落入無序狀態。新加坡走上增長之路後不久，李光耀在1979年5月一次世界領導人非公開會晤中指出，領導人很容易受悲觀情緒感染，但「我們必須奮力擺脫這種情緒。必須拿出能夠擺脫困境的可信、可行的辦法」。
李光耀在對國家滅亡的威脅猛敲警鐘的同時，對國家的潛力也充滿憧憬。如果說每一個偉大的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個夢想，那麼李光耀的夢想大膽得令人窒息。在他的設想中，國家不單會生存下去，而且會通過不斷追求卓越而蒸蒸日上。在李光耀的觀念里，卓越遠遠不止某一次的表現，追求卓越要滲入全社會的肌理。無論是政府服務、商業、醫學還是教育領域，平庸和腐敗都不可接受。犯了錯沒有第二次機會，對失敗幾乎無法容忍。就這樣，新加坡因其各個方面的傑出表現而享譽世界。在李光耀看來，儘管宗教、族裔或文化多種多樣，但共同的成就感能將他的社會凝聚在一起。
李光耀給予新加坡各族裔人民最大的禮物是，他毫不動搖地相信，新加坡人民是他們自己最寶貴的資源，他們有能力釋放自己都不知道的潛能。李光耀也不遺餘力地在外國朋友和熟人心中激起對新加坡同樣的信心。他能夠服人，不光是因為他對東南亞地區政治觀察入微，還因為他的中華文化傳承加上他在劍橋大學接受的教育賦予了他洞察東西方互動走勢的特殊能力，而東西方互動是歷史一個至關重要的支點。
李光耀始終堅信，他所做的不過是釋放了新加坡社會自身的能力。他知道，他的努力要成功，就必須成為持久的行為模式，而不能是他個人的傑作。李光耀曾說，「任何自認為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去看精神病醫生」。
後來，就連中國都因為李光耀領導新加坡取得的成功來向他取經學習。1978年，鄧小平到訪這個城市國家，本以為會看到一個落後的地方，以為會受到成群華人的歡呼。1920年，鄧小平前往巴黎途中在新加坡待過兩天。從那時到他此次來訪之前的年月里，他關於新加坡的信息基本上來自周圍的人。他們提到新加坡領導層時，動輒稱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然而，鄧小平在新加坡遇到的華人堅定地忠於他們年輕的國家。映入鄧小平眼帘的閃閃發光的摩天大樓和一塵不染的通衢大道激勵鄧小平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推行改革，也為他的改革提供了藍圖。
從貧民窟變到大都市
李光耀在英國讀書時，新加坡正深受戰後亂局之苦。時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給，肺結核病猖狂肆虐。馬來亞共產黨和工會盟友聯合起來組織罷工，令經濟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時，兩個重大問題仍痼疾難解，一個是住房，一個是腐敗。只有1/3的新加坡人有足夠的住房，房屋建築跟不上需求。店鋪關門後，店員常常在店裡席地而睡。腐敗在英國統治時期已經相當猖獗，戰時更是變本加厲。通貨膨脹侵蝕了公務員的購買力，加大了收受賄賂的誘惑力。
李光耀回來後打算做從業律師，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產生了回報。1954年，31歲的他創立了人民行動黨。5年內，李光耀以無比充沛的精力帶領該黨一躍成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導力量。1959年5月，倫敦准許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務以外的所有問題上實行自治。當月，人民行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李光耀被任命為總理。他在這個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離任。
新加坡實現自治後，短短几年內經歷了3種不同的憲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國政府的直轄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為馬來西亞的新邦聯的一部分，1965年後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現代新加坡國家的基礎就是在殖民統治的尾聲時期打下的。李光耀組建的內閣人才濟濟，包括經濟學家吳慶瑞（他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和記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為文化部長）。這批人制訂了改善新加坡社會條件的各項計劃。
新成立的建屋發展局很快開始建築大批高層住宅，以便讓所有新加坡人都能獲得基本上同樣類型的、負擔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權以確定價格從建屋發展局那裡購買公寓。李光耀任命稱職能幹、充滿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發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領導下，建屋發展局3年內建造的房屋比英國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發展成為人人擁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會，使得每個家庭都因為擁有財產而與新加坡的未來息息相關。正如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指出的那樣，將個人富裕與國家福祉緊密相連「確保了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新加坡對住宅區實施的種族和收入配額制先是限制了種族隔離的現象，後來更是將其逐步消滅。來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過共同生活和工作，開始發展出國家意識。
李光耀根除腐敗同樣雷厲風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過了《預防腐敗法》。該法嚴懲各級政府的腐敗行為，對受賄嫌疑人的正當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領導下，腐敗遭到了迅疾無情的鎮壓。李光耀還將一切外國投資置於嚴格審查之下，政府對投資的盡職調查一絲不苟，有的時候李光耀甚至親自出馬。新加坡嚴格執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為誠實、安全的營商之地的名聲。
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李光耀用懲罰失職而不是加薪來鼓勵公務員盡心履職。事實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縮減了公務員隊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較富足了，李光耀才採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務員薪資固定在可比的私營部門薪酬80%的水平。結果，新加坡政府官員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學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動黨）統治的道德基礎」。
在新加坡，腐敗不僅被視為個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對強調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為的社會道德的違背。新加坡經常被列為世界上腐敗最少的國家之一，這是李光耀為他的國家確定的目標。後來他說：「你需要品質高尚、頭腦清楚、信念堅定的人，否則新加坡維持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