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屠殺被「指認」的華僑，手段極其殘忍：有將人互相捆綁推入海中用機關槍掃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盡或用機槍射殺、軍刀砍殺的，種種花樣令人髮指。多年來，對於日本修改教科書、派兵海外維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頻頻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東南亞一些國家和中國、韓國一樣，總是予以密切關注乃至譴責。其原因在於，它們都曾經遭受日本的野蠻侵略，對於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動向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尤其是新加坡，由於經歷過日軍的大「檢證」、大屠殺，所罹受的傷害更深，反應也更加強烈。
屠殺目標
1942年新加坡的淪陷是對大英帝國殖民體系的一次沉重打擊，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戰後回憶說，整個二戰期間，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緒最低落的時刻。這個號稱永不會陷落的「遠東堡壘」的淪陷震驚了所有還沉浸在帝國殘夢中的英國人。如果說新加坡失陷對於英國殖民者來說是一記沉重的心理重拳，那麼對於生活在這個彈丸小島上的數十萬華人而言，則是一場真實的噩夢。日本軍部早就對星洲華人慾除之而後快。占領新加坡後，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便與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參謀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劃了對新加坡華人的「肅清行動」，要求全島日軍在三天把人員肅清。
日軍在新加坡肅清以下華人
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 曾經最慷慨地捐輸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
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為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徵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6. 凡是紋身的男性 （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肅清活動開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備司令河村三郎：「將潛伏著的持敵對態度的華僑連根剷除，以絕我軍作戰的後顧之憂。」參謀長鈴木則明確指示：「判定出敵對分子後，當即處置(死刑)」。
2月18日，殘酷的大「肅清」開始了。日軍對新加坡市區進行劃區封鎖，強令各區華僑，不分男女老幼，攜帶一周糧食，前往7個集中地接受甄別。不到3天，7個集中地的學校、工廠、住宅、街道都擠滿了華人。白天烈日曝曬，夜晚寒風侵肌，華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驚膽戰地等待著審查。僅僅幾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擠死，悶死。
儘管有《抗日華僑名冊》(新加坡的日本僑民和柔佛州警方有關人員提供)和漢奸的協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內，從七八十萬華僑中甄別出五六萬名「抗日分子」，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甄別過程實際上充滿了「兒戲」——只盤問職業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籤抓鬮者有之——總之，是生是殺，完全隨「皇軍」意志支配。
日本陸軍中鼎鼎大名的戰爭狂人辻政信當時正擔任馬來方面作戰處主任參謀，他也是「肅清大屠殺」的主要推動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視了負責惹蘭勿殺地段「肅清」工作的日軍部隊。在聽說大西覺的分隊只甄別出了70人後，辻政信大為光火，嚴厲斥責道：「你還在磨蹭什麼?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這一句話便讓大西覺的分隊一口氣抓了幾千人，塞滿了幾十輛汽車，風景宜人的樟宜海濱遂成屠場。
海南華僑是被重點搜殺的對象，因而遇難的比例特別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肅清」案戰犯審訊記》曾有這樣的記述：「芽籠區則為日軍施虐最殘酷慘毒之地區也。華僑居民不問男女老幼，均被驅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場，忍飢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婦孺乃得釋回。男子蹲踞草場，任曝驕陽，稍一動彈，拳足交加，甚或驅上羅厘(貨車)，每車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經檢出之教員及識字者、公務人員、義勇軍、南來不及五年者、有五萬以上資產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載往錫叻七里半處屠殺，為數之眾，為各區之冠」。
華人慘遭殺害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華人方面主張的的數字是10萬人!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異?新加坡法庭是英國人的法庭，死了多少華人也與他們沒有關係，他們關心的只是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於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戰爭罪行，至於幾萬名華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們心上，這個五千人的數字出於當時的「昭南市」(日軍占領新加坡以後立即在2月17日將其改名為「昭南市」)警備司令官河本參郎的自供，沒有人做過任何調查。
二戰結束後，新加坡各處挖出無數具的骨骸
日本軍隊在上次大戰中犯下的一次10萬人以上的大屠殺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菲律賓大屠殺。這三次大屠殺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殺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揮下進行的。有發令者，指揮者和執行者，有鐵一般的證據!發令者是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指揮者是第25軍參謀長鈴木宗作中將，執行者是第九旅團團長河村參郎少將。
從2月19日起，日軍即下令所有幾十萬華人分區集中到幾百處場所「檢證」。華僑通常被要求自帶幾天乾糧前往指定地點等候。他們擁擠在一處睡臥不得，連日飽受日曬風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檢之時，便須連過幾關台灣線人和日軍官兵的審查和盤問。由於「檢證」匆忙，日軍並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計劃來，所以實際執行時標準各異，各區軍官完全隨個人的好惡行事。有的「檢證」點專門拘捕有錢人，有的「檢證」點則專門拘捕戴眼鏡者。不幸被「檢證」出來的，即被卡車拉往郊外集中處死;僥倖過關的，則身上蓋一「檢」字放回。
據回憶那幾天新加坡全城婦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風、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風，可能是上天有感應吧!戰後調查，日軍集中屠殺華僑的地點多達幾十處，包括榜鵝海灘、舊樟宜海灘、聖淘沙海灘、東海岸靠近碼頭的地方都是當時的屠殺場地，並有大量遺骸被發掘出來。
屠殺人數
關於被日軍「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
多年來因統計上的困難，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為人數達到5萬。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引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彼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餘人」。
日本歷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東亞年報》提供的資料，也說新加坡被甄別出的華僑有7萬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諮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在1947年3月10日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但諮詢局及華人團體都認為不止上述數目，由於「全家遭難或被難者原屬單身，或大人遇難只余童稚，均無從填報，或認為無甚用處，不欲填報」，實際遇害人數要比登記數目大得多。
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則極力壓低殺人數目，掩蓋罪行。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堅持說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認曾經大規模殺害過華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歷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後，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為六千人，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極力壓低南京大屠殺遇害人數的做法如出一轍。然而，無論侵略者怎樣掩蓋真相，事實是永遠改變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早就提到過，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而新加坡華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檢證」殺害的華人當在四五萬名之間。無論數字的多寡，都不能減免日軍大規模屠殺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倖存者證言
日軍在新加坡的「大檢證」
以下是黃添右老先生的敘述。「日本軍隊在占領新加坡後，在人們還沒來得及清理遍地瓦礫的廢墟、掩埋被日軍炸死者的屍骸的情況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軍就將新加坡劃分為四個「檢證區」。我所在被「檢」的區域叫做水檢證中心，是由日本皇軍警備團和憲兵隊負責「檢」的區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戶驅趕12～60歲之間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帶五天的糧食到其指定的區域內集中。「檢證」中心在海山街。周邊六條街道被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周圍有坦克車和日本兵監視。」
「我的姐夫葉秋濤帶著剛滿15歲的我，懷著憤怒和恐懼的心情進入了「檢證」區域。天氣炎熱，環境嘈雜，人山人海，個個都汗流浹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極困難。一清早，人們就等待被「檢」，日本兵不許排隊的人站著，只准他們蹲在地上，擁擠中不免秩序混亂，有人爭先恐後時，日本兵就用棍子毆打，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們屬於瘦弱之輩，當然不敢貿然參與到擁擠的人群中。」
「當我進入「檢」室之前，姐夫囑咐我要鎮定，萬不得已時，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這種心理準備，我倒是鎮定多了，當我們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軍審視時，毫不緊張，日本軍在一張紙條上蓋了印章，手一揮，我們就拿著紙條從另一個門走出去。那張蓋著章子的紙條印著以下的字樣：昭和十七年，「檢」，大日本皇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將。」
「人們拿著這張紙條走出門口時，門房除站著一名日本兵崗哨之外，還坐著另一個日本軍頭目，他手一揮將人們放行，指示走一條街道回家;或另一隻手一揮，命令人們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貨車。那些上了貨車的，都是些身體壯實的人，他們被運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鵝的海邊集體槍殺。人口不到百萬的新加坡就這樣被殺了5萬人。」
「我住的那條街，有三個青年人被「檢」上了貨車，其中一個沒死，偷跑了回來，長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後，才敢出來露面。那兩個被殺的人，其中一個已婚，遺下了老母親和新婚已懷孕的妻子，老母親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個遺腹子，母子倆過著悽慘的日子。另一個被殺者，留下了未婚妻，終日以淚洗面。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亞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將其趕出集中營，以致他們餓死街頭巷尾。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謂「解放」和「德政」。」
以下是另一位倖存者自述
「那年我21歲，未婚，住在膠園(現福建義冢附近)，靠割膠為生。3月26日當天清晨6點多，大隊日軍闖入小鎮，著令全鎮二三百成年男人全部集中到學校對面的籃球場，站著等候「檢證」(甄別)。被令集中者，還包括興華學校校長殷春初，教務主任朱績夫和老師黃火生。鬼子命令男子脫掉上衣和短褲，只穿內褲一排排的蹲在球場上。從早上曬太陽到下午四五點。鬼子包圍著球場，有的持槍監視，有的配長劍來回踱步。五六個兵負責檢查男人的身體。據說，鬼子是檢查男子身體有沒有刺青圖紋，特別是在手部拇指與食指間虎口處。鬼子認為，有刺青者，就是私會黨，而私會黨是抗日的。」
「當鬼子來到他身邊正檢查其隔壁的男人時，突然就把那男子帶走。他心跳得很，心想這次沒命了。他說，檢查到他時，他手拿著的衣服，剛好衣角遮到之前曾擦爛過的，已不明顯的黑色五花點刺青。鬼子沒注意到而走到隔壁去。我逃過了鬼門關，但並沒有被釋放，而是又被拉進學校。過後，又一個一個排隊出來問話。我不敢先出，待到最後剩下二三十人時才出。很幸運的，我順利過關。到晚上才終於被釋放回家。我馬上走入山芭逃難。」「肅清結果，共有15人被扣押，包括三名師長。他們被關在學校。第二天校長就押去太平憲兵部折磨。剩下14人在第三天凌晨，被押出村子，到不遠的沙叻北火車站附近三和礦場與和合興礦場旁(現今高壓電塔邊)，日本兵用刺刀瘋狂刺殺14人。悽慘號叫聲響徹雲霄，連村子也聽到。」
「怎料到在刺殺過程中，竟有一人可能綁不緊，掙脫繩索突然拔腿飛跑，衝到礦湖邊縱身一跳，在黑夜的掩護下逃出生天。他就是40歲左右會游泳的教務主任朱績夫。」
「13具屍體第二天就由印度人就地埋葬。直到大戰結束後，親人們才到亂葬崗撿拾屍骨。由於無法區分，就全部合葬在現今墓址。而被折磨至死的校長，屍骨不知何去向，村民也將其名刻在碑上。他親戚王卡也是殉難者之一。」「我全家搬到馬來甘榜住了三年多，到和平後才搬回沙叻北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