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中國崛起之後,會講華語將是一項實用的能力

2026/09/03   •   164閱
從一道道精緻的福建菜起筆,本文深情探討了新加坡華人面對方言消亡與文化認同的危機。在「講華語運動」後,閩南語等方言漸成「瀕危物種」,英語逐漸占據主導。作者通過自身的尋根之旅,反思語言、文化與身份認同的關係,呼籲對母族文化進行搶救性保護,避免後代成為無根之飄萍。快來閱讀這段關於故鄉味與母語情的深刻思考。

香味逼人、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道精緻的福建菜。

傳統福建薄餅、金門黃花魚醬油水、廈門頭水紫菜海蠣湯、炒湖頭米粉、福建海蠣煎、奇妙五香佐鱘龍魚籽醬……

那天,我應金門鄉親黃瑋玲之約,來到了四川豆花飯莊,試了以「從福建到新加坡,尋找故鄉味」為主題的一系列新菜肴。

黃瑋玲說,這些福建傳統美食,承載的是她父親黃祖耀博士始終珍視的人生價值——親情、謙遜與不忘根本,「希望透過一系列菜肴,向父親成長的地方致敬,也延續一家人圍桌而坐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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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黃瑋玲、父親黃祖耀。圖源:黃瑋玲)

都說新加坡人愛吃。殊不知,有些人愛的是齒頰留香,另外有些人,則是沉醉於美食背後那份對家族、原鄉,以及母族文化的深厚情感。

從統治地位到「瀕危物種」

「我很慶幸四年前開始重拾閩南語,否則,今天你的報告我連一半都聽不懂。」——今年6月14日,在台灣桃園舉辦的「桃園閩南文化雙城論壇」上,我跟台中教育大學的林茂賢副教授這麼說。他剛在論壇上全程以閩南語發表了30分鐘的報告,會場掌聲如雷,贊聲四起。

四年前的我,剛開始出席廈門公會閩南語講演會的例會。聽大家做閩南語講演作業,往往我只聽懂三分之一,許多聽不懂的詞彙就用英文拼音或華語諧音記下來,休息時就去問朋友。

幸好,小時候在家裡、在社會上閩南語畢竟是主流用語,我還是有些根基。在閩南語講演會的這四年下來,經過孜孜不倦的努力,現在聽閩南語演講、廣播,除了偶爾一些詞彙感覺陌生,絕大部分時候是遊刃有餘。觸類旁通,連聽「隔壁」的潮州話,也大半聽得懂。甚至,還可以上場參加閩南語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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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賢副教授在閩南文化論壇上有句話,我十分認同。

他說:「語言如果消失,文化一定消亡。」

我出生在典型的閩南文化家庭,祖父祖母、父親母親都是金門籍貫,至少連續兩代是「正港」閩南人。從小,我無論在家裡或在社會上,都是用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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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小學畢業照。圖源:許振義)

我小學念的是華校,有時候,科學老師感覺有些概念用英語講不清楚,索性改用閩南語,同學們反而一聽就懂了。同樣的,校長、老師跟家長交流,一定是用方言,極少使用華語。由於我們在華校,用英語的更是鳳毛麟角。

方言占據「統治地位」,這就是當時社會語言環境的現實。要知道,在那個年代,連國慶群眾大會演講,建國總理除了馬來語、英語,也使用閩南語,一直到後來才加進了華語。

然而,這一切,後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多講華語 少講方言

必須從1979年說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新加坡社會,華人以方言劃分——閩南語、潮州話、粵語、海南話、客家話,還有福州話、興化話、上海話等等,一共十多種,社群以方言為分界,抱團取暖。

建國總理李光耀認為,如果用華語溝通,就有助於華社的團結。同時,他認為,普通人的精力有限,學生如果在家仍然使用方言,在學校很難學好華語和英語,因此,必須放棄方言,學習華語。還有一點很重要,未來中國崛起之後,會講華語將是一項實用的能力。

於是,1979年,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當時的口號是:多講華語,少講方言。

開展講華語運動之後,從1981年起,新加坡全面取消方言電視節目,改為華語配音;電影也一樣,例如粵語版《破·地獄》和潮州話版《給阿嬤的情書》必須以」方言電影巡禮「的名義上映,而不以普通商業電影對待。電台則從1983年1月1日起,全面停播方言節目。

「講華語運動」的初期目標是,在五年內讓所有新加坡華族學生少用方言,改用華語,以及在十年內,讓華語取代方言成為人們的日常使用語言。

後來,我們看到的是,在改變兒童的家庭用語方面,效果顯著。1980年,華人家庭的孩子高達64%,近三分之二在家使用方言,26%使用華語,10%左右使用英語。到了1982年左右,使用華語的比例增長一倍,達到45%左右,反超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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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80-2009年小學一年級華族兒童家庭用語)

自此,華語一路高歌猛進。到了1989年,也就是講華語運動的第十個年頭,講華語的比例達到頂峰,為69%,而使用方言的比例逐年下降,跌到了7%左右,還不到十年前的10%。

又過了十年,到了1999年左右,方言比例下降至低個位數,之後繼續下滑,後來一直維持在零左右。

到了2024年,18至35歲的華人,超過四成或者完全不懂方言,或者只能用一些簡單的問候語。18歲以下的雖然不在本次調查範圍內,但可想而知,絕大多數根本不懂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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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漢語方言使用情況)

當前的社會形勢已經跟四十多年前開展「講華語運動」時很不一樣。那個時候,小學生面對的是華語和方言之間的選擇。今天,35歲以下的華人,他們的父母就是在「講華語運動」長大的,父母本身的方言水平,大多數屬於「識聽不識講」,甚至連「識聽」都談不上,四年前的我就是個例子。

到如今,方言不但不再對學習華語形成威脅,反而,方言本身成了「瀕危物種」,面臨存亡問題。

更嚴重的是,不但方言瀕危,華語的使用空間,被英語進一步擠壓。從「表一」可見,2004年,在家使用英語的小一學生比例反超使用華語的,之後,比例一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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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2019年的調查,到了2019年,在家使用英語的小學一年級學生,華族比例已經升到71%。不僅華族如此,印度族的同個比例為70%,馬來族為67%,基本屬於同一情況,即70%左右。

在短短兩代人的時間內,英語在1987年左右反超方言,在2004年左右反超華語,成了我國華族一年級生的家庭主要用語。

這還只是2019年的數據。六七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還能維持在七成嗎?過去四十年的趨勢是,每隔十年,講英語的比例要上升10個百分點。按這個趨勢判斷,現在至少有75%至80%華族小一學生在家主要使用英語。

從我們平時生活所見所聞,75%甚至80%這個數據,絲毫不讓人感到意外。

這些都是歷史數據。現在,我們站在2026年,往前看。二三十年後,現在小學一年級學生將來結婚生子,在家會使用什麼語言?

我在許多會館義務服務。從八十年代開始,會館的正式活動如董事會、年度會員大會等,放棄方言,使用華語。現如今,董事會會議上使用英語,並不罕見。

可以預想得到,二三十年後的新加坡,很可能是單語社會。

既熟悉又陌生的祖籍地

六月中,閭丘露薇約了我做播客訪談,談談祖輩下南洋的歷史。

免不了談到方言,談到母語,談到建國,談到建立起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

我說,我祖父那輩都是僑民,文化和身份認同肯定是中國。到了我父親那一輩,很多已經在新加坡本地出生長大,雖然自認「唐人」,但對祖籍國的情感和歸屬感已遠遠不似祖輩那麼強烈,無論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皆是如此,所以很自然地開始認同本地;但是,這只是個開端,肯定還沒有建立起「新加坡人」這個文化身份的集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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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祖母的僑民登記證。圖源:許振義)

到了我們出生在獨立前後的這一輩,就很不一樣了。我們對祖籍國的情感,是隔著父輩這一代的,又遙遠了一些。對祖輩來說,「唐山」是家;對父輩來說,是長輩的故鄉;對我來說,是兩代之前的原鄉;對我女兒來說,那是「阿祖年輕時住的地方」。

對我祖母來說,她到中國去,叫「回唐山」;對我來說,我到中國去,叫「去中國」。一個「回」,一個「去」,盡顯隔代人的心理差異。

儘管如此,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是金門人,是福建人,是大家自稱的「唐人」。我讀唐人冊,講福建話,初九拜天公,看福建大戲,吃福建薄餅,吃芥菜飯,吃紅龜粿。

但是,金門,還有金門所屬的「唐山」,對我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是因為我們的方言、飲食、習俗,甚至,我們住的地方也是金門人聚居的,俗稱「梧槽尾」的美芝路。陌生,是因為我一直到四十多歲,才有機會去金門。

而我父親,終其一生,都沒機會去金門。他壯年時我們家貧苦,沒時間更沒金錢返鄉。待他老年時,儘管我很想帶他回去看看,但不良於行的他,再也無法完成這個簡單的心愿。

2013年,我第一次踏上金門的土地,既興奮又好奇。當晚,跟表妹第一次見面,她帶我回她祖厝,也就是我外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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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母親的金門祖厝。圖源:許振義)

車子緩緩駛入小路,表妹說,前面很快就到了。這時,我眼淚不由自主落下來了。

進屋之後,表妹指著其中一個房間說,「聽我爸爸說,大姨小時候就是住這裡,四五歲時下南洋。」

此時的我,更是淚如雨下。許久,方才平靜。

祖籍地,就在那一刻間,對我有了切身意義,不再是虛無縹緲的「唐山」。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這一層切身意義,祖籍地對我來說,肯定要遠了一層。

我祖籍金門,認自己為福建人,根在福建。另一方面,眾所周知,金門是唐朝才開闢的,而福建人,歷史上是晉朝「衣冠南渡」、唐朝「安史之亂」、宋朝「靖康之變」從河洛地區移入。如果真要尋根,難道我不應該自認為河洛人?

原因很簡單,因為存在我身上的,是福建文化,不是河洛文化。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由於華人占人口不小部分,無論政治、社會、經濟上都有影響力,所以得以維持華社的文化本色。在其他許多地方,例如美國、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華人只是少數種族,往往在第二代、第三代之後,就完全融入當地,當中的許多人除了膚色和姓名,連漢語都不會說了,幾乎完全失去了華人文化特徵。

對他們來說,祖籍地重要嗎?有意義嗎?我們能苛求他們「保留華人的根」嗎?恐怕是強人所難。

保留母族文化的根

現在我們回過來看看新加坡。

在六月中旬的那次博客訪談中,閭丘露薇問,既然新加坡過去三四十年努力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家認同自己為「新加坡人」,那麼,為何還要強調保留自己——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的母族文化的根?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情況很不一樣。

新加坡本身並不存在一個主要的本地種族,如泰國、美國,而是由不同時期入籍的移民所構成。而且,雖然新加坡有七百年歷史,但中間有個差不多兩百年的斷層,新加坡在葡萄牙人的一炬之下,完全消失在歷史中,直至1819年開埠;對當代人有意義的新加坡,其實只有從開埠前後至今的短短兩百年。在這樣一個歷史短淺的移民社會,真正建立起「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也就只有獨立前後出生的我這一代人。

五十年時間很短,我們這一代新加坡人建立起來的身份認同,尚不足以強有力地、完全地支撐起這個社會和國家。

因此,華族、馬來族、印度族這三個主要種族的母族文化的根就很重要。一方面,我們要建立起自己的國家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我們維持住母族文化的根,避免成為無根之飄萍。

「語言如果消失,文化一定消亡。」 林茂賢副教授的這句話,又在耳邊響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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