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這一引領中國走向繁榮的偉大策略,已從最初的技術、理念、國外先進方法引進,演變為今日中國企業向全球輸出產業能力的全面出海,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步伐正在加快。多年來,隨著中國建築、製造、數字經濟及關聯服務領域的迅猛發展,中國企業積累了豐富的國際經驗,鑄就了強大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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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對全球經濟格局的變遷,尤其是發達經濟體間的大國博弈,以及新興經濟體對供應鏈本地化的迫切需求,中國企業意識到,傳統的產品傾銷模式已不再適用。新時代的出海戰略要求企業具備多元化的思維和行動,以適應全球市場的複雜性。
歷史已經證明,我們能夠做到;展望未來數十年,我們有信心再次證明我們的能力。
中國公司為什麼需要積極進軍國際市場?
中國的自然資源有限,耕地和淡水資源分別僅占全球的6%和7%,石油資源僅占1.5%。然而,中國憑藉其勤勞智慧的人民,將資源整合,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約占全球的30%,貨物貿易占全球12%以上。
這樣的產能和貿易規模,使得中國企業必須走向世界,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中國企業出海的底氣,源自40餘年的發展積累。過去,中國企業的「出海」主要依託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玩具、服裝、家具等。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企業的產業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如今,中國企業在高鐵、核電、工程機械、跨境電商、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鋰電池、網文、網劇、網遊等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並在全球市場受到歡迎。
從中國製造到全球價值鏈
中國企業不僅在產業能力上取得了顯著的提升,而且在管理模式、技術創新、品牌建設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此外,中國企業還具有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和生產能力,能夠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遷移到海外市場,為當地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
曾經,中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產業,而今,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展現出了強勁的勢頭,加之,我們從較為落後的起點起步,這意味著我們有能力將幾十年來積累的經濟增長經驗輸出到全球,懂得如何在空白畫卷上描繪出美麗的景象。
隨著中國人走向國際舞台,他們所創造的國民財富將持續增長,不久的將來,我們將邁入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的新紀元。
出海新挑戰一:培育本地供應鏈和價值生態
然而,今天的出海與過去有著本質的不同。新興經濟體希望在吸引外資的同時,能夠促進本地就業,培育本地供應鏈和價值生態。因此,簡單的商品出口模式已不再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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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會質疑,為何在出海目的地的條件不足、缺乏比較優勢、成熟工人和基礎設施的情況下,中國企業仍要在當地設立業務?難道不能直接從中國出口商品嗎?
答案是否定的。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後,各國對國家邊界的意識日益增強,都在追求更高的自主性、本地化、安全性和在地化,這包括中國在內,我們也強調「進口替代」和「全面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出海
去年在中東地區,江蘇省與阿布達比合作建立了一個中阿合作園區。儘管當地缺乏必要的配套設施,勞動力也主要依賴外來工人,導致工程建設進度緩慢,但阿布達比正致力於轉型為一個綜合型經濟體,而非僅僅依賴石油資源。因此,儘管進展緩慢,但他們決心走上這條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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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IN為了實現本土化,也開始在巴西進行投資。如果僅僅依靠中國的供應鏈出口,將會面臨巨大的物流和退貨壓力,同時也會引發當地對本土服裝零售業的擔憂。因此,SHEIN已在巴西建立供應鏈,實現本地生產、本地銷售。預計到2026年底,SHEIN在巴西的大部分銷售額將來自當地的製造商和銷售商。
出海新挑戰二:遵循國際通行的規範及當地法律法規
當企業的出海戰略不再局限於產品輸出,而是需要深入全球市場時,它們必須遵循國際通行的規範以及各個地區的法律法規、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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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一家建築公司承接澳大利亞工程項目為例,該公司因未能充分了解澳大利亞的規定,導致未能派遣中國工人參與項目。澳大利亞要求外來務工人員必須通過雅思考試,同時電工、焊工等技術人員還需通過澳大利亞的資質考核。結果,該企業不得不雇用大量外籍工人,導致成本大幅上升。
在工程進度出現延誤時,該公司希望員工加班加點趕工,然而在澳大利亞遵循的是工作9天休息5天的制度,且僱主無權強制要求員工加班,一般下班後便不再工作。因此,工程多次延期,給企業造成了巨大損失。
有人或許會問:我們願意工作,想多賺點錢,為何不可?然而,這涉及到了當地的文化習俗。即便企業實力雄厚,認為對當地有所貢獻,但若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搶奪當地資源,這種「成吉思汗式」的擴張模式在澳大利亞是難以被接受的。
出海新挑戰之三:全球泛政治化現象
此外,全球泛政治化現象也對出海企業構成挑戰。例如,TikTok在印尼的電商業務被關停,中國車企面臨歐盟的反補貼調查,墨西哥政府將鋰礦列為戰略資源,加拿大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要求三家中資企業從加拿大關鍵礦產企業撤資等,這些都是中國企業需要面對的非經濟因素。
顯而易見,政治化趨勢與國家民族情緒緊密相連,當這種情緒持續升溫時,全球原有的主要供應鏈體系開始瓦解,分化為多個獨立的鏈條。
面對這一局面,中國企業正在嘗試不同的策略,有的將不同業務分布在多個經濟體,有的將法律意義上的公司實體設立在海外,這些方法的有效性各異,情況複雜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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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提出了一種重要的思路,即尋求共享與共贏。
例如,新能源汽車企業可能面臨以下情況:擁有礦產的國家希望企業在當地建立產業鏈;擁有市場的國家要求企業在當地生產;而中國則希望利用自身技術,從國外購買原材料,在國內加工後銷售到有需求的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單一的供應鏈被分割成多條,企業夾在中間處境艱難。對此,曾毓群建議,相關各方應該坐下來協商,尋求共享,可以採取「433」的分配方案:30%的產能放在礦產資源國,30%放在市場需求國,剩餘40%放在技術優勢國,實現礦產、市場、技術三方的共贏。
儘管這樣的安排會使全球供應鏈更加分散,但多個國家可以共同發展同一個產業,雖然生產過程更為複雜,但市場空間也相應擴大。
面對如此艱難的挑戰,
中國企業為何還要選擇出海?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出海已成為一種必然。這不僅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我國企業多年積累的實力的體現。
在近一兩年的時間裡,如果你觀察許多中國企業的出海案例,會發現許多跨國公司不僅出海,還在當地成立了公司,並以當地公司的名義在資本市場上市。這表明,在全球再工業化、現代化的浪潮中,中國的模式和能力有機會在全球範圍內開花結果,中國的影響力正在逐漸擴大。
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但抓住機遇的難度也在增加。
中國企業的出海不僅是經濟行為,更是一種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播。中國企業要想進入已開發國家,需面臨投資審查和技術封鎖的雙重挑戰。而在新興市場,貨幣匯率、法律監管、合規風險等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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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制約中國企業全球化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於:其他國家是否允許中國企業進入?在新興市場培育的難度如何?如何跨越已開發國家的市場門檻?
中國的全球化能力,不僅取決於企業的實力,還取決於全球市場的接受度和合作意願。中國企業面臨的種種挑戰,都在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需要將硬實力與軟實力相結合,以穩健的步伐,逐步適應和了解全球市場,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並創造本地價值,才能在波詭雲譎的全球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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