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多萬新元，究竟是被員工擅自轉走的公司及家族資產，還是經過老闆授權支付的薪酬、獎金與經營分紅？
在新加坡高等法院，一場圍繞巨額資金去向的訴訟正在審理。
一方是來自中國浙江的企業家鍾某。他指控四名前核心員工，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裡，涉嫌挪用或不當支用其公司及家族辦公室超過7300萬新元。
另一方是四名前員工。他們否認擅自轉移資金，稱相關支出均經過老闆授權，並反過來指控鍾某拖欠薪酬及利潤分紅，提出至少3050萬美元、約3900萬新元的反訴索償。
案件於2026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高等法院開審，預計審理至少30天。
這場訴訟最引人關注的，不只是雙方爭議金額巨大，而是雙方對同一筆錢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釋：老闆認為是未經授權的資金轉移，員工則認為是雙方早已約定的報酬與經營收益。
爭議背後，是一家家族辦公室長達數年的內部管理，以及企業主與核心管理團隊之間一度高度依賴的信任關係。
七年間超過7300萬新元：
老闆為何開始懷疑自己的團隊？
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鍾某來自中國浙江，從事石油化工業生意，在中國及海外經營石油化工產品生產與貿易業務，並通過多家公司管理企業和個人財富。
2015年，他在新加坡設立家族辦公室Panda Enterprise，以及關聯公司Lee Fung International（簡稱LFI）。其中，LFI從事液化石油氣貿易，兩家公司均由鍾某最終受益。
同年，吳某等四名員工進入核心管理團隊，分別負責財務、人力資源、風險管理及內部審計等工作。
從訴訟雙方披露的情況來看，這四人並非普通行政雇員，而是掌握公司日常運營和部分關鍵財務事務的管理人員。
鍾某一方在庭上表示，自己的母語是中文，英文閱讀能力有限，只能聽懂基本英語，因此在新加坡公司的日常經營、銀行事務和個人資產管理方面，高度依賴這支團隊。
其中，吳某曾負責相關銀行業務，後來擔任LFI財務總監。鍾某稱，他曾授權吳某代表自己簽署銀行文件，並讓她及其他團隊成員接觸銀行帳戶資料。
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使鍾某無法頻繁前往新加坡，他將家族辦公室的日常管理交給四名員工負責。
按照鍾某一方的說法，問題正是在這一階段逐漸擴大。
訴方指控，四名前員工在2017年至2023年間，未經授權挪用或不當支用了超過7300萬新元。其中，向自己支付的薪金、董事費和花紅合計約2370萬新元。
鍾某一方認為，四人主要承擔輔助管理職能，並非直接為公司創造業務收入，因此不可能獲得如此高額的薪酬和獎金。他也否認曾承諾讓四人分享公司業務10%的利潤。
此外，訴方還指控，四人曾以替鍾某購買奢侈品等理由申請報銷，並從他的個人銀行帳戶提取超過21萬新元。
但這些支出究竟是未經授權的資金使用，還是鍾某本人曾經同意的安排，正是法庭需要釐清的關鍵。
一份2200萬美元的轉帳憑證
為案件增加疑點
來源：新加坡金管局官網
這場糾紛並非直到正式開庭才出現法律爭議。在案件進入審理前，新加坡高等法院已於2025年3月就全球資產凍結令作出裁決，維持對四名前雇員及其關聯公司Singa Wealth (BVI) Holdings Ltd的凍結令。
當時，法院認為鍾某一方提出了「有爭議但可成立的理由」，並存在資產可能被轉移或耗散的風險。
需要說明的是，資產凍結令屬於訴訟期間的保全措施，並不等於法院已經認定四名前員工挪用資金或承擔最終法律責任。
不過，相關裁決披露的部分材料，讓案件增加了值得關注的細節。其中一項涉及一筆2200萬美元的轉帳憑證。
根據鍾某一方在相關程序中提出的材料，吳某曾向鍾某發送一份顯示2200萬美元轉帳的SWIFT電匯憑證。但法務調查發現，相關交易並未實際發生，而憑證是在鍾某索要證明當天才被創建或修改。
另一項爭議涉及員工薪酬。訴方稱，吳某等人在2019年至2022年期間，少報了實際支付給自己的薪酬和獎金，涉及約840萬新元的「超額款項」。
這些內容目前仍屬於訴訟爭議中的證據和指控，最終是否成立，仍有待法庭審理。
2023年底，鍾某開始懷疑公司資金管理存在問題，隨後免去四人的職務，並聘請外部法務會計師事務所調查。
經過約9個月的調查，相關報告於2024年10月出爐。鍾某一方隨後依據調查結果提起訴訟。
從時間線上看，這已不是一次簡單的僱傭關係糾紛，而是一場涉及公司帳戶、個人資產、薪酬安排、銀行文件和跨境資產管理的複雜爭議。
員工反訴：這些錢不是挪用，
而是老闆答應給的報酬？
四名前員工並不認同鍾某一方的指控。他們否認未經授權動用資金，認為相關轉帳、報銷和薪酬支付均經過鍾某同意。
在奢侈品支出方面，辯方稱，團隊曾按照鍾某的指示購買名牌包、手錶和首飾，部分物品由鍾某本人使用，部分則作為禮物送給前妻及其他女性朋友。
辯方還稱，鍾某曾要求團隊購買燕窩，帶到中國送給官員及商業夥伴，也曾指示吳某提取現金，再將款項交給不同人士。
因此，辯方認為，不能僅憑資金流向或支出用途，就認定這些款項屬於未經授權的轉帳。
更重要的爭議在於雙方的薪酬與利潤分配約定。四名前員工稱，雙方原本約定，除了固定薪酬，他們還可以分享公司業務10%的利潤。但鍾某後來沒有按照約定支付相關分紅，並拖欠部分薪資。
因此，四人提出反訴，要求鍾某支付至少3050萬美元，摺合約3900萬新元。鍾某一方則否認曾作出10%的利潤分成承諾。
雙方的爭議由此變得更加複雜：同樣一筆支付給員工的錢，在鍾某看來可能是未經授權的資金轉移；在員工看來，卻可能是早已談妥但未被完整支付的薪酬和分紅。
雙方還對關係破裂的原因各執一詞。鍾某一方稱，是銀行職員詢問巨額轉帳後，他才開始懷疑資金管理存在問題。
辯方則稱，鍾某與吳某原本關係互相信任，直到2023年底，吳某拒絕執行鍾某的一些指示，雙方關係才逐漸惡化，最終導致團隊被解僱。
辯方還表示，雙方過去存在大量微信信息、電郵和其他文件，可以證明相關資金安排獲得鍾某授權，但這些記錄如今已經不見，並質疑有關文件是否遭到銷毀。
這些說法同樣需要通過庭審證據進一步核實。案件的核心，已經不只是錢有沒有轉出去，而是每筆錢背後究竟有沒有明確授權、雙方是否存在有效協議，以及相關文件能否證明當時真實的安排。
這場訴訟真正值得關注的
是家族辦公室的管理邊界
來源：Singapore Courts
對外界而言，7300萬新元和3900萬新元是最直觀的數字。但從企業治理和財富管理角度觀察，這場訴訟還有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1. 老闆高度信任團隊，是否意味著財務控制權也完全交給團隊？
家族辦公室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幫助高凈值人士管理個人財富、企業資產、投資和相關事務。
與普通企業相比，家族辦公室的管理模式往往更加私人化。部分企業主不長期駐留新加坡，也不直接參與每天的財務操作，而是依賴專業團隊處理銀行事務、投資安排和行政管理。
這種模式能夠提高效率，但也意味著企業主與管理團隊之間存在信息差。
在本案中，鍾某一方稱自己因語言能力和跨境經營等原因，高度依賴員工處理事務。疫情期間，他更將日常管理交給團隊。
這引出了一個重要的治理問題：如果一名員工既能接觸銀行帳戶，又能參與資金安排、薪酬處理和財務記錄，誰來獨立核實這些操作是否符合授權？
在成熟的財務管理體系中，資金申請、審批、支付和帳目核對通常需要明確分工，重要交易還應保留可追溯的審批記錄。
否則，當管理層與企業主發生信任危機時，原本看似正常的資金往來，就可能成為難以解釋的爭議。
2. 薪酬、獎金與利潤分紅，必須有清晰的協議邊界
本案另一個關鍵爭議，是四名前員工是否擁有公司10%的利潤分成權。
固定薪資、績效獎金、董事報酬和利潤分紅，在法律性質、計算方式和支付條件上都有區別。
尤其對於跨國經營的企業，利潤究竟按照哪家公司、哪個業務板塊、哪個會計年度計算？是否扣除成本和稅費？由誰確認最終利潤？員工離職後是否仍享有未支付的分紅？
如果這些內容沒有通過明確協議約定，雙方在合作關係良好時或許不會產生明顯衝突，但一旦關係破裂，口頭承諾和歷史支付記錄就可能成為訴訟焦點。
本案中，雙方對10%利潤分成是否存在約定的說法完全相反，最終需要由法庭根據合同、通信記錄、財務憑證及其他證據判斷。
3. 家族財富與企業經營資金，是否真正做到分開管理？
本案同時涉及LFI的企業資金、Panda Enterprise的家族辦公室管理，以及鍾某個人銀行帳戶。
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資產往往並非單一性質。企業經營資金、股東個人資產、家族投資資金以及日常家庭支出，可能通過不同主體進行管理，但它們之間的交易必須有清晰的法律和財務依據。
如果不同主體之間的資金往來缺少合同、審批記錄或明確用途，後續就可能出現資金性質難以界定的問題。
尤其當企業主將個人事務、家族事務和商業事務交給同一支團隊處理時，內部權限和帳目邊界就更加重要。
家族辦公室的專業化，不只是擁有投資和財務人才，也包括建立能夠獨立核查、追溯和解釋資金流向的管理機制。
新加坡家族辦公室的發展
更需要關注治理能力
新加坡長期以來是亞洲重要的財富管理中心之一，吸引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高凈值人士設立家族辦公室，配置投資資產、管理家族財富，並開展跨境投資。
但家族辦公室並不是設立之後就能自動實現財富安全。
一家家族辦公室可能涉及銀行、律師、會計師、投資顧問、稅務服務機構以及內部管理人員。資產越複雜、業務越跨境，管理鏈條也越長。
企業主可以把日常事務交給專業團隊，卻不能因此失去對關鍵資金安排的知情權和監督能力。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本案中銀行憑證、薪酬記錄、轉帳授權、微信信息和郵件記錄都可能成為關鍵證據。
在涉及巨額財富管理的業務中，真正能夠保護各方權益的，不只是彼此之間的信任，還有可以被核實的授權機制和完整記錄。
當然，目前這場訴訟尚未有最終判決，不能據此推斷新加坡家族辦公室普遍存在類似問題，也不能把任何一方的指控直接視為事實。
但它確實呈現出一個現實問題：當家族財富管理高度依賴少數核心人員時，權力、信息和資金控制權如果過度集中，發生爭議後，所有過去看似正常的安排都可能需要重新接受審視。
信任可以建立合作，但不能替代制度
這場案件預計審理至少30天，鍾某預計將在庭上作證。隨著雙方提交更多證據，關於7300多萬新元資金去向、員工薪酬安排以及10%利潤分成協議的爭議，或將逐步清晰。
對法庭而言，需要回答的是：哪些資金經過授權，哪些款項具有合同依據，雙方各自的主張是否能夠得到證據支持。
對財富管理行業而言，這場訴訟提出的則是另一個問題：當企業主將個人資產和家族事務交給專業團隊管理時，如何在保持管理效率的同時，確保資金審批、財務記錄和內部監督始終清晰、可追溯？
信任決定合作能走多遠，而制度決定合作出現分歧時，能否經得起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