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育兒天堂嗎

2019年04月21日 • 9576次閱讀

寫在前面：

「儘管新加坡有著優越而近乎免費的公立教育系統，它獨特的價值體系和教育系統卻將大部分的教育壓力加諸家庭和父母們身上，使得他們不堪其重、飽嘗憂慮。如果說，充足的經濟資源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憂慮，低收入的父母和孩子更是面臨著難以緩解的壓力和過早被定型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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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新加坡的公立教育國際公認地保持著很高的質量。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自2000年起主辦了一項面對全世界70個國家15歲學生學習水平的測試計劃 —— 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每三年進行一次。基於這項目前在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學生學習能力評價計劃，新加坡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項測試中都長年位居榜首（OECD 2015）。

儘管教學質量一流，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的花費卻極為低廉。對於新加坡本國公民，從小學到高中，從學費到雜費基本都是免費的（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a）。雖然就近抽籤入學的錄取模式會使得一些傳統名校附近的住房價格高升，但對於大多數公民來說，他們多住在政府高額補貼的政府組屋中（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ousing），所以住房價格大體上並不會可怕到令人望而卻步的地步。而且，為了保證各個學校間資源的公平分配，各公立學校的校長都會強制定期輪換，名校校長會經常被派到水平比較一般的學校對教學質量進行改善。因此，各公立學校資源和質量的流動性是很大的。

註：1新加坡元約等於5元人民幣

與此相對，新加坡國際學校的費用就格外高昂，無論小學還是中學，一年的學費一般要在15,000-50,000新元之間（約7.5萬-25萬人民幣）。這樣巨大的差別是由於國際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條件遠好於公立學校嗎？事實上並非如此。

新加坡的公立名校，甚至一些一般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硬體條件都不會輸於國際學校，甚至還會更好。但由於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國人在申報公立學校過程中的優先權排名靠後，很多時候都會被分配到非常偏遠的公立學校，所以國際學校有時往往是居住在新加坡的外國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種高昂代價。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教育部是不建議本國公民入讀國際學校的。因此，對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想要入讀國際學校的家庭來說，比如之前一直在國外居住，習慣了國際學校的教學氛圍等等，他們需要向新加坡教育部提交正式的申請，並且要通過嚴格的審查後，才可以入讀國際學校（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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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全球焦慮的育兒大軍面前，新加坡的家長們的確高枕無憂了嗎？事實並非如此。新加坡的家長們也都在經歷著極大的育兒焦慮。

近些年來，新加坡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紛紛出台。比如說，在2017年和2018年，新加坡政府先後將父親不享受陪產假上調為父親可以獨立擁有兩周政府補貼的帶薪陪產假，並把父親可以從母親16周的帶薪陪產假中分擔一周的共享產假上調至四周（Ministry of Manpower 2019）。此外，自2015年1月1日期，旨在鼓勵新加坡公民多多生育的生育獎金也全面上調。具體而言，生育一到兩個孩子的生育獎金由6000新元上調到8000新元，生育三到四個孩子由8000新元上調到10000新元，而生育五個及以上孩子也由之前的不受獎勵調整到10000新元（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9）。

不過，儘管有著各種各種的鼓勵生育的政策，新加坡近些年的生育水平仍舊不升反降。具體而言，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在1970年時為3.07，這一數字在1975年下降為2.08，而在1977年更是跌至1.82，低於更替生育率。而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4（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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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生育率的低迷，關鍵的阻力在「養」而不在「生」。在新加坡，一個由上而下全民推行的價值觀就是「唯才是用」（meritocracy）。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行為體系包括獨立（independence）、自立（self-sufficiency）、努力工作以及對於教育是實現向上流動和自我實現的最主要途徑的堅定信念。

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新加坡的公立教育系統也身體力行地通過各種具體規則來激勵小朋友們在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力求上游的決心。直到去年年底，新加坡的公立學校，甚至公立小學，都還實行著每年大考，並在考試結果基礎上進行重新排名、分班的慣例。

在小學三年級，新加坡全國上下的家長們更是全神貫注於全國範圍進行的「高才教育計劃」（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簡稱為GEP）選拔考試。基於這項考試，成績前1%的學生可以進入設立於幾所最好名校的高才班，就此由政府資助、進行全程重點培養（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c）。即使沒有進入前1%的學生，如果在這項考試中成績優秀，也可以憑藉此次成績轉入更好的學校或者進入更好的班級。

除了這項在小學就進行的全國選拔，小學升初中的考試（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簡稱為PSLE）也對小朋友們的命運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基於PSLE考試的成績，學生將被分成快捷（express）和普通（normal）兩個源流，兩者各占50%。快捷源流的學生會享有更好的教學資源和質量，而普通源流又會被進一步分為學術（academic 40%）和技術（technical 10%）兩種，技術源流的學生將較少進行文化教育，而更多地進行職業性的技術培訓（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019d）。也就是說，基於這個系統，很多在學業上晚熟、在早期階段落後的孩子，可能再也沒有機會轉變自己的學業、甚至之後的職業前景。今年年初，新加坡教育部已經決心在2024年終止這種過早、過細分流（streaming）的政策，但是 PSLE 的成績還是計劃被用來進行分班。

在這樣早早分流的巨大壓力下，新加坡的家長們個個草木皆兵。在各個社區和商場裡，生意最好的就是各種課外輔導班。從幼兒時期開始，新加坡的孩子們就開始加入各種課外班的大軍。進入小學後，還有專門的輔導班針對 GEP 選拔考試進行輔導和準備。特別是，新加坡的公立學校時間設置也旨在把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推給家庭和父母。新加坡的公立學校每天早晨7：30上學，下午1：30到1：45就放學了。很多公立學校的老師更是會直接略過一些內容，要求學生到課外輔導班去學習和鞏固。

2018年，新加坡的課外輔導班產業大約有11億新元的產值；而根據2015年的數據，70%的新加坡家長都會送孩子上至少一個課外輔導班；具體而言，2015年，新加坡的父母每月花費在課外輔導班上的平均費用在155-255新元，而更是有54%的父母每月在每個孩子身上會花費多於500新元用於課外輔導（Strait Times 2015）。這項花費還不包括家長們送孩子去進行各種特長，比如樂器、藝術和體育培訓的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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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全民焦慮的背景下，父母的經濟情況極大地影響著各自緩解焦慮的能力。一些收入較低的家庭也會送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班，但這種花費對於這些家庭其他方面的影響和壓力是更加顯著和迫切的。而且，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除了參加與學業相關的課外輔導班，額外再送孩子進行樂器、藝術等方面的培訓更是難以企及（Teo 2018）。再加上以上提到的公立教育系統過早地將孩子進行分流的現狀，很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還沒來得及充分理解教育系統和調整自己的狀態，就已經被劃到了「問題學生」的行列。而過早地被貼上這些負面標籤的他們，在之後一輪又一輪的分流和選拔中，很多更是陷入了「自我實現的預言」的陷阱，失去了迎頭趕上、改變現狀的勇氣與機會。

另外，在新加坡唯才是用、自主自立的氛圍下，對於孩子教育和養育的責任也被劃入了個人實現自我價值能力的一種考量。雖然政府會為職場媽媽提供孩子入幼兒園、託兒的補貼，但漫長而艱難的求學之路卻只能由父母帶領他們的孩子獨立面對。新加坡沒有正式的養老金系統，很多老人也要工作，因此無法為孫輩提供持續的照顧和教育上的幫助。

很多中產或更加富裕的家庭一般會通過僱傭保姆來緩解生活和工作上的壓力，從而得以留出更多時間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可這項花費對於低收入家庭無疑又是一項額外的經濟負擔。低收入父母們通常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時，由於很多低收入工作耗時更長、時間更加死板無法協調，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自己完成課業後，還要負擔起做家務、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Teo 2018）。下午一點半放學後那未能用金錢填滿的時間，成為了一些孩子們問題行為出現的肥沃土壤，也給這些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帶來了更多的隱患和焦慮。

因此，即使新加坡有著優越而近乎免費的公立教育系統，它獨特的價值體系和教育系統卻將大部分的教育壓力加諸家庭和父母們身上，使得他們不堪其重、飽嘗憂慮。如果說，充足的經濟資源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憂慮，低收入的父母和孩子更是面臨著難以緩解的壓力和過早被定型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