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李光耀首次向馬來亞明確表示新加坡支持新馬聯合，並且支持由吉隆坡主宰這個新聯邦。
他寫道：一個由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和婆羅洲屬地組成的更大聯邦，這是這三個地區的人民最滿意的解決辦法，也是英方願意同意的方案。在這個更大的聯邦內，如果新加坡內部形成一個親馬來亞以及親中國的政權，將會誘發這個聯邦的內部衝突，並瓦解華人們對「中國的」的抵抗力。
解決辦法就是建立一個由集權，給這個更大的聯邦提供力量與穩定性。總的來說，這一計劃是利用位於馬來亞的聯邦作為統治整個地區的堅實基礎，在這個更大聯邦議會中，各州占有席位的比例為68（馬來亞聯合邦）:16（新加坡）:12（婆羅洲）因此馬來亞聯合邦將會自動地控制這個更大聯邦的林領導。
塞爾扣克還認為英國必須緊抓這次機會，因為這是史上第一次，「大馬計劃」得到新馬領導人的共同支持。同時，如果婆羅洲屬地不在此時加入這個聯盟，其最終結果就是被印尼控制。為了使得推進「大馬計劃」得到內閣支持，從1961年8月24日到9月16日期間，塞爾扣克給麥克勞德書寫了不少於四封信件，這些信重新將麥克勞德拉到塞爾扣克身邊。除了古德和塞爾扣克對「大馬計劃」採取積極態度外，首相麥克米倫本人也對這種安排顯示出了興趣。
在議會質詢中，他認為：目前，五邦聯合中的各部分的經濟發展都在不同階段。因此有相當多的問題仍需克服，但我認為，這些問題應該得到廣泛討論。這是一件好事，每個領土都應該有廣泛的機會來考慮這個建議（指加入大馬）。
在麥克米倫內閣的授權下，1961年9月27日大馬來西亞官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成功舉行，在這次會議中形成的《大馬來西亞：官方委員會所作報告》於10月20日通過內閣決議，至此「大馬來西亞」成為了由內閣授權的，英國推動的一項計劃。
我們可以重新考慮——英帝國是否存在一個既定的戰後非殖民化戰略這一問題。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英國內部已經有一種共識——無法阻止民族解放運動、非殖民化勢在必行。並且逐步形成了與民族主義者合作、發展殖民地經濟的「兩步走」戰略，這一策略可以稱之為英國戰後非殖民化的既定戰略。
但是我們還能發現，對於東南亞的非殖民化戰略的形成，比上述的既定戰略更早。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兩步走」戰略解決了非殖民化的宏觀「目標」的形成問題，而1942年的「聯合東南亞殖民地」以及1955年的「偉大設計」則構築了東南亞非殖民化微觀的「目標」。而「大馬計劃」解決東南亞非殖民化「怎麼做」的方案，它是基於非殖民化戰略而形成的方法論。
我們曾經認為，「大馬計劃」是東姑·阿杜拉曼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的，但現在我們發現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早有類似構想。從內容分析，「大馬計劃」或東姑所說的「大馬來西亞」就是將馬來亞聯合邦、新加坡、北婆羅洲、砂勞越以及汶萊聯合為一個新的聯邦。我們會發現，「大馬計劃」的內容基本與1955年麥克唐納提出「偉大設計」一致。甚至在麥克唐納之前，1942年英國在規劃戰後東亞的過程中，就已經提出聯合東南亞殖民地聯合。
然而我們需要承認的是，無論是「聯合東南亞殖民地」戰略還是「偉大設計」，它們跟「大馬計劃」相差甚遠，因為它們仍未能提供有效解決新馬分離的方案。所以，即使存在塞爾扣克這些態度比較積極的殖民地文官，但是單憑個體的力量始終難以抵消英方官僚體制中「畏懼錯誤決策」所帶來的阻力。殖民部給予他們的答覆僅僅是「嘗試去創造一種當地人支持這種更廣泛聯邦計劃的氛圍」。
更重要的是，對於「是否採取積極措施推進偉大設計」，無論是殖民部還是殖民地文官們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只有當東姑提供了「利用砂婆兩邦加入，消除新馬矛盾」的方案，以及得到李光耀支持後，發表了一次支持「大馬計劃」的公開演說。通過少數人的努力、在新加坡現狀帶來的壓力下，「大馬計劃」才逐步在殖民地文官和英國內部取得了廣泛的支持。
誠然，英國內部即使是支持「大馬計劃」的官員們，也往往只是將全部時間成本投資到說服自己的同事們，而非落實到處理實際問題上。東姑在他的回憶錄這樣寫道：當他們（華人）是少數派時，他們將會安靜地生活下去，是一旦他們成為了多數派並且察覺到自己的力量時，他們將會迅速地維護他們的權利，以上不僅僅是（我的）所聽所想，而馬來人是一個簡單、知足且習慣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民族，他們不可能希望在經濟領域上擊敗日以繼夜工作的華人，因為他們認為來世是現世的延伸，在現世過得越安逸，那就意味著在來世過得越美好。
誠然，東姑寫下的這段話顯現了普遍馬來人以及馬來亞聯合邦內部的普遍看法。雖然，英國也意識到這種對於華人的不安感阻礙了新馬聯合，但是他們始終未嘗試拿出實際的方案消除這種分歧。他們沉溺在官僚體制的內耗之中，此時的「偉大設計」成為了白廳的空想。直到李光耀與東姑的想法合流，才從「偉大設計」中孕育出了「大馬計劃」。
將「大馬計劃」置於歷史背景進行考察，我們也許會發現英國已經失去了強迫東姑以及李光耀這些民族主義者的手段。在他們都伸出支持「大馬計劃」的橄欖枝之前，英方官僚系統中靜觀其變的惰性一直占據上風。這是因為，他們吸取了1956年的教訓，拒絕成為下一個艾登。「畏懼錯誤決策」最終化為了一個句漂亮話——「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都未曾迅速地撤出殖民地，而是在靜候他們的合作者。」
到此，我們可以認為，儘管有實現戰後非殖民化的兩步走政策，但他的大前提並不應是英國想在什麼時候非殖民化，而應是英方什麼時候爭取到了地方民族主義者的支持。在本文中，我們討論了非殖民化的「目標」是怎麼來的，以及作為「怎麼做」的方案——大馬計劃是怎麼誕生的。但是有了方案並不代表目標已經完成，「大馬計劃」只是解決了一部分可行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將能看到另一部分可行性問題——東姑等民族主義者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