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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05篇原創首發文章
說起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就是繞不過去的關鍵人物。至今，多數人還認為是李光耀選擇的正確道路，才造就了新加坡今日的輝煌。一個例證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以2010年不變美元價衡量，香港和新加坡（這裡將二者做比較，僅因為二者都是特殊的「城邦經濟體」，請區分一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一為主權國家）在1961年的人均GDP幾近相同，那時，香港人均GDP為3380.63美元，新加坡為3544.81美元，前者是後者的95.36%，甚至在1965年間香港還一度以較大優勢領先新加坡。可現如今，香港2017年人均GDP為37927.13美元，僅是新加坡55235.51美元的68.66%。香港在落後，悲催的是落後的差距還在逐步拉大。
歷史淵源與國家簡況
歷史
新加坡是群島建制國家，實質上就是以一個城邦，土地面積是719.1平方公里（香港比新加坡大一些，是1106.34平方公里），位於北緯1°18′，東經103°51′，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北隔狹窄的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緊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的民丹島和巴淡島，且都有輪渡聯繫（這種地緣關係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新加坡8世紀曾屬於三佛齊王國（室利佛逝）；14世紀始屬於拜里米蘇拉建立的馬六甲蘇丹王朝；18-19世紀屬於柔佛王國。19世紀初被英國占為殖民地；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侵占；而戰後獲得大英國協自治地位，但於1963年脫離大英國協加入馬來西亞；而後於1965年獨立建國。1959年新加坡以大英國協自治邦的地位舉行第一次大選。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在51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43席，並出任總理。自此，新加坡在李氏領導下，開始了經濟騰飛的現代化發展歷程。
人口與宗教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語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會。人口主要是由近一百多年來從亞洲、歐洲等地區遷移而來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其中以華裔、印度裔、馬來裔和歐洲裔四大族群為主。新加坡建國之後，各種族群對新加坡國家身份的體認不斷增加，在一些民調當中，不論華裔、印度裔、馬來裔和歐洲裔都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
根據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發布的《2018年人口簡報》顯示，截至2018年6月末，新加坡總人口達563.87萬人，其中公民人口增長1%，達347萬人。永久居民人口保持平穩，總數為52萬人，非居民人口則保持在164萬人左右。人口總體維持低增長態勢，2018年人口增速比2017年的0.1%有所反彈，至0.5%的水平。
新加坡彙集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除佛教、道教、回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耆那教、錫克教等傳統大教派外，新加坡還擁有最古老的猶太教、拜火教，也擁有新興的天理教、答亥教以及華裔新創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釋、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
1990年制定並實施至今的《維持宗教和諧法案》，促進並實現了各種宗教之間的和諧、容忍與節制的共存。寬容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這或許就是新加坡發展的核心精神動力來源。
新加坡擁有4種官方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因為和馬來西亞的歷史淵源，《新加坡憲法》明定馬來語為新加坡的國語，主要是傳統需要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語言。現實當中，新加坡以英語作為主要的通行語和教學語。
政治與經濟體制
根據《新加坡憲法》，新加坡實行議會共和制。總統為國家名義元首，議會占多數的政黨組建總理制內閣施政，總理是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首長。
新加坡實行的是多黨制下的自由選舉制度，現有合法註冊的24個政黨都可參加大選。但人民行動黨利用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其中就包括立法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壓倒性多數優勢，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維持著一黨長期獨大的執政地位。其他23個政黨則一直是在野的「反對黨」，雖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但尚不能對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發起實質性的挑戰，僅能發揮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如果執政黨失去民心敗選，其他黨派自然有機會並能迅速填補空白）的作用。這被學界認為是新加坡特殊的「選舉權威主義」。
批評者認為人民行動黨對其他黨派的打擊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利用在議會的多數地位在選舉前重新劃分選區、運用行政資源打擊對手等等，從而得以一黨獨大並長期執政。但批評者同時也難以否認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民眾中擁有的實際威望，在建國後的歷次選舉中該黨的總得票率從未低於65%。這種威權與民意的組合，對於外國人而言，就是謎一樣的存在，但對於新加坡的多數人而言，卻並不以此為忤。
李光耀及其治理傳統
1959年6月3日至1990年11月28日，31年間，李光耀先生一直擔任新加坡總理，他開創了新加坡的治理方略，並發展成為一種傳統，直至今日其子李顯龍（2004年8月12日至今）基本仍在這種傳統之下治理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生涯始終處於危機感之中。
一方面是地緣政治危機感。對於一個城邦而言，不可能發展出對抗暴力國家侵略的國防力量，所以國土安全是個大問題，尤其在冷戰的現實威脅之下。這就是李光耀在1963年領導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原因，目的是指望背靠馬拉西亞以維繫國防。這也是後來李光耀運用縱橫家般的謀略，在大國政治中遊走，委屈求安的原因。因為在李光耀的世界觀里，很難想像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竟然能令一個小小的城邦國家（科威特）長時間保持政治獨立，享有不可思議數十年的和平紅利。
另一方面是發展危機感。對於一個有強烈政治理想的領袖來說，看到祖國人民處於後發地位無法享受高等收入國家公民的幸福生活時，自然會痛心疾首，夜不成寐。為改變落後面貌，李光耀為新加坡選定的道路是市場經濟，他自然而然偏執地認為既然近現代歷史已經勝過一切、雄辯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力的最好方式，那何必再多爭議。所以，為了消除左派力量的影響並鞏固自身的統治，李光耀想法設法地推行威權主義的統治方式，對社會實施特定的控制，壓制異見以避免政治議程耽誤經濟發展。他內心深處恐懼某些言論或政治主張（對華友好，但在新加坡禁止共產黨）會破壞國家的政治穩定，所以不惜利用強權來撲滅之（李光耀後來也承認，「在好多重大方面… … 我們曾經不合乎司法和人身自由的原則」）。
從後繼的歷史看，非洲、東南亞很多國家因政治不穩定，一直在建設和廢墟中輪迴；而拉美國家則是因為無休止的政治紛爭導致國家在左右兩派的發展路線之間搖擺不定，也延誤了發展。這些案例似乎說明了李光耀的做法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正義性。
但可悲的是，在李光耀內心深處，始終恐懼觀念和思想的自由競爭，所以不能容忍科斯所言的自由思想市場，儘管他推崇並致力於在新加坡全力發展經濟上的自由市場。
畢竟，人無完人。在李光耀先生逝世時，一個悼念的評價非常中肯。孫興傑先生認為李光耀就是「儒家傳統思想的理想主義者通過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實現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邊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
所謂儒家理想主義，就是胸懷「兼濟天下」的「大善」去試圖實現「共善」，這是指李光耀內心的精神驅動力。
所謂「馬基雅維利式的手段」，就是相信結果能替手段辯護，所以李光耀先生敢於做事而任人評說。他的一生飽受苛責，包括「李光耀式的退休」（實則暗諷終身制）、「父子總理」等等做法都不能廣泛得到認同。包括16歲的少年余澎杉（Amos Yee）都敢於冒牢獄之災的危險而激進地批評李光耀「渴望權力而具惡意，卻騙人以為慈悲仁厚」。或許在先生看來，只要新加坡能繁榮，這些污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自動消失。
所謂「霍布斯式的秩序」，即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個人自由追求私利但社會維持得住良序。在李光耀先生的領導下，新加坡發展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和諧社會」，這個社會當中政府高效廉潔、法治有力透明，不同族群和宗教得以和諧共存，包容性發展，堪稱「良序」。
所謂「邊沁的最大功利」，就是不惜犧牲個人或少數群體的利益以達成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化。所以，新加坡犧牲了很多西方社會引以自豪的價值而實施威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制或計劃，本身必然導致某些個人或集體的犧牲），但也基本達致大眾的群體高福利——經濟持續發展繁榮、法治井然有序、社會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燦爛（包括醫療等公共服務水準非常高）等等。至於那些為此被碾壓的個體或群體都落入歷史的深淵。
總結起來，李光耀的治理傳統就是：
堅持市場機制發展經濟，絕對的對外開放以全力融入全球化浪潮（據WTO《2018年世界貿易報告》，2017年新加坡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約占全球貿易總量的2%）；
堅持法治化維持社會良序（具體包括廉潔高效政府、社會穩定以及法治促進契約精神等等）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
同時引用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務實中庸」等元素調和社會內部矛盾，鼓勵多元文化包容共存以求共同成長。當然還有令人詬病的，拒絕爭議而壓制不同意見。
其中，新加坡威權制下的法治特別值得當下的中國學習。因為唯有透明的法治，才能解決市場經濟的深層需要，才能保護產權、維護契約。尤其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矛盾也會複雜化且極端化，這時候制約政府權力和經濟主體的行為都變得非常重要，而透明法治則是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依賴一城之力，而躍居為全球金融中心，法治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當代經濟學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通過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據，證明法治和適度規制有利於經濟發展，提升經濟的深度和高度。相反，缺乏法治和「過度規制」（excessive regulation） 往往是窒息經濟活力和妨礙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錢穎一）。
經濟發展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