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傅萌《新加坡開放型經濟發展案例解讀》
1959年至1967年是進口替代階段（經濟積累階段）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後，全球經濟結構出現了戰後的第一次重組，出現兩個新趨勢：
歐美等高收入國家（過去叫已開發國家）開始逐步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
中低等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大多奉行進口替代戰略以推進工業化。
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過去高收入國家向中低收入國家輸入工業品的情勢逆轉，靠轉口貿易的新加坡受到重創，失業率不斷攀升。
針對此，新加坡調整確立了工業立國的發展方針，積極承接高收入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製造業。同時，開發裕廊工業園區，大規模搞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港口、交通運輸網絡和通訊網絡以支撐工業化的需要。
經過8年的發展，工業在GDP中的占比從1960年的16%提高至1967年的23%，初步建立起以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體系。這階段GDP從1960年76.091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至1967年的125.076億新加坡元，7年復合增速接近7.4%。
1968年至1979年是出口導向階段
這一階段西方國家製造業加速向亞洲國家轉移（這是我們錯過的一次全球化浪潮），新加坡於1967年正式確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重點培育臨港優勢的石化、造船和電子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經過12年的發展，新加坡製造業的比重由1968年15.1%上升到了25.3%，貨物和服務出口（BoP，現價美元）從1972年31.3億美元增至1979年的178.4億美元，年復合增速超過41.6%。同時，受益於產業結構的升級，製造業出口（占商品出口金額的百分比）從1968年的23.5%提升至1979年44.8%。
在此期間，經濟飛速發展，GDP從1967年的125.076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1979年的398.134億新加坡元，12年年均增速超過10.1%，增長了3.18倍。（註：世界歷史上，後發國家根本不缺少經濟增長奇蹟，大型經濟體如日本和德國，小型經濟體如新加坡）。儘管1973年至1974年之間發生了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但依然瑕不掩瑜，發展成就斐然。而且，在新加坡經濟增長的歷史上，通貨膨脹的控制記錄一直較好（好於中國）。這得益於其審慎的宏觀經濟管理措施，控制貨幣發行，控制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債務增長。
1980至2002年是重組經濟結構階段
重化工產業飽和之後，新加坡正式提出重組經濟結構戰略，將工業立國轉變為製造業、服務業雙引擎拉動，並且開始高度關注建設國際競爭力的問題。具體的舉措包括：
製造業升級。
打造亞太區域性的商業總部。通過優化商務環境、提升政府辦事效率和服務水平，致力於吸引跨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總部，將金融業和諮詢業列為兩大支柱產業。
海外投資戰略。培育本土企業的國際觀，鼓勵本土企業走出去而發展成為跨國企業。以官方形式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建立海外工業園，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班加羅爾信息技術園和中國蘇州工業園。
期間，儘管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創，但新加坡的GDP仍從1979年的398.134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2002年的1892.825億新加坡元，年復合增速超過12.7%，13年間GDP總量增長了4.75倍。
2003至今是創新驅動階段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重創了新加坡經濟，導致1997年至2002年5年間經濟增速波動很大，出現了經濟發展的某種停滯。新加坡開始尋找新的增長點，提出「創新創意為城市發展進步的引擎」，制定了「全球化、創新化、多元化」的策略，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
但新加坡遇到的發展瓶頸是不容易克服的，主要原因有幾點：
國內市場太小，以至於無法孕育出谷歌、騰訊這樣的新技術公司。這些公司倚靠網絡效應快速成長，但前提是要有一個足夠廣闊的市場以分攤很高的固定成本（或開辦費用）。騰訊可以背靠國內10億用戶成長，而新加坡就不可能出現一家類似的企業。同理，共享經濟等新商業模式也難在新加坡首先開花。
人口基數太小，以至於很難在漫長的科學技術前沿線上取得領先地位，哪怕是某個細分領域。在給定的人口條件下，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或企業家橫空出世的機率按規律服從於正態分布，新加坡563萬人口再怎麼不凡，也絕不可能像美國3億多人口基數上誕生大量的科學家或企業家，也很難像英國和德國那樣在局部取得世界級的領先地位。（註：以色列880萬人口卻擁有3.8萬名科學家，純屬特例。想想有諾貝爾頒獎以來，有多少猶太人獲獎，學術的積累和傳承的歷史積澱非一個後進趕超國家新加坡所能及。）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倒要反思，為何無法和美國競爭？科斯的見解，或許是答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要素供給跟不上，比如勞動力的供給很難滿足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需要。2016年8月，大倫敦政府發布了《倫敦相較於其他全球城市》報告，認為新加坡2006年至2014年生產率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1%，冠絕紐約、巴黎、上海、杜拜、東京、倫敦、香港、柏林等全球城市（大都市圈）樣本。但技術進步只是經濟增長的一極，要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勞動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對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資本不是問題，只要有足夠的回報，在全球範圍內吸引資本都不成問題。中美這樣的經濟體，不得不仰賴自身的資本積累。
但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之下，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績效依然令人側目。新加坡的GDP從2002年的1892.825億新加坡元（不變價本幣單位）增長至2017年4226.791億新加坡元，年復合增速超過5.5%，15年間增長了2.23倍。這提供了一個鏡像，映照著中國未來中低速增長下的可能性。即便中低增速，經濟和社會照樣可以向前發展。
新加坡的憂患與潛力
老齡化社會的威脅
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劃分標準，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是 「老齡化社會」，超過14%為「老齡社會」，超過20%則為「超老齡社會」。
新加坡已於1998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並且從上圖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年人口總數正在加速增加，預示新加坡馬上要進入老齡社會。由此派生的養老、移民等問題，都必然構成了新加坡社會的一個長期大挑戰。
但是新加坡政府對此早有籌謀，至少不太差錢。
據西班牙IE大學與西班牙投資促進局合作推出的《2018主權財富基金》調查報告顯示，新加坡的兩大主權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繼續增長。2018年GIC資產管理規模為3785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八；淡馬錫資產管理規模為235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12。比起相對家底來（簡單算一算，差不多每個新加坡人都在主權基金中擁有超過10萬美元的份額），新加坡顯然要優於中國，儘管中國政府擁有全國所有土地的所有權和不可勝計的國有企業。
全球化的變奏
新加坡的成功與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但是全球化每次潮湧的內涵都有所不同。自1965年立國以來，新加坡每每在全球化中得益，但不代表著未來也如此。新加坡先是順利承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後來又順利承接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現在要繼續發展，則需要創新、創意等在世界分工體系中占有合適的位置，這不是一個小的挑戰。
對於新加坡這樣的小型經濟體而言，高度國際化而且缺乏有縱深的國內市場，也意味著抗風險能力弱。比如在次貸危機面前，新加坡就表現出脆弱，大國做錯事照樣會連累到它。
新加坡的優勢和潛能
新加坡的宏觀經濟基礎非常穩固，低失業率（2018年末的失業率是2.1%），低通脹率（2018年核心CPI為0.5%），強勁的國際收支（2018年經常帳戶盈餘占GDP的19.50%，2018年FDI還恐怖凈流入328億新加坡元），都確保了新加坡的中期競爭力。
在2018年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新加坡在整體排名中位列第二（83.5分），僅次於美國，就是新加坡的整體表現非常強勁的緣故。新加坡在七大支柱中排名前十位，在另外四大支柱中排名前二十位。
開放是這個全球貿易與金融中心的顯著特徵，也是其經濟成功的主要動力之一。即便外部衝擊會對其帶來不利影響，但斷不至於會使新加坡長時間陷入危機的泥潭無法自拔。
微觀企業方面，新加坡進入《財富》500強的企業，與香港不同，並非是地產公司霸榜，托克集團、豐益國際、偉創力公司都以實業為主業。
另據，DP資訊和安永會計事務所一項聯合調查顯示，2018年新加坡營收排名前1000位的企業總營收為3.15萬億新元，同比增長13％，總盈利2108萬新元，增長15.3%，營收和盈利均創32年來的新高。年營收超過1億新元的企業有2600家，高於上年的2414家。與此同時，新加坡1000家中小企業總營收和總盈利均轉跌為升。其中，總營收上升1.7％至272億新元，總盈利上升16％至33億新元。近五分之四中小企業都取得了盈利。所以，目前新加坡的經濟還是很有活力的。
新加坡的潛能還在於以下幾點（顯然不限於本人有限智識列示的這幾點）：
作為全球現有產業鏈中的關鍵一環，仍有很大機會享受到全球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利益。不用領導全球經濟發展，只是分杯羹就好了。要做到這一點，新加坡僅需保持對全球分工鏈的嵌入就能大機率做到。
移民空間，新加坡仍有餘地吸引全球的富人或人才到新加坡去定居，從而提升新加坡的全球競爭力。世界經濟論壇克勞斯·施瓦布表示：「創新能力對一國全球競爭力的影響越來越大，其中人才發揮著最為關鍵的作用，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人才資本主義』時代。未來的全球競爭力贏家，不僅需要具備健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還要為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作好充足的準備」。 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GTCI）報告顯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國在人才競爭方面繼續領先於世界，而且新加坡最近3年的全球排名都居於前3位。
新加坡的基礎教育（李光耀曾說：「教育是確保下一代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元素），為國家儲備了未來的增長動力，不會重蹈日本「平成廢宅」的覆轍。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5年評估計劃（Pisa）的最新結果（這個評估很權威，至少本人很信服，生髮出送孩子去新加坡接受基礎教育的渴望），新加坡學生不僅在科學、數學和閱讀方面的能力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且在解決複雜問題上也很有創造力。這和投入是分不開的，新加坡2016年公共教育支出是79.34億美元（現價），占當年GNI的2.76%（中國在世界銀行的該數據為多年恆定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