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来源：傅萌《新加坡开放型经济发展案例解读》
1959年至1967年是进口替代阶段（经济积累阶段）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重组，出现两个新趋势：
欧美等高收入国家（过去叫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推进工业化。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过去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输入工业品的情势逆转，靠转口贸易的新加坡受到重创，失业率不断攀升。
针对此，新加坡调整确立了工业立国的发展方针，积极承接高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制造业。同时，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港口、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以支撑工业化的需要。
经过8年的发展，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16%提高至1967年的23%，初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这阶段GDP从1960年76.091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至1967年的125.076亿新加坡元，7年复合增速接近7.4%。
1968年至1979年是出口导向阶段
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制造业加速向亚洲国家转移（这是我们错过的一次全球化浪潮），新加坡于1967年正式确立“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重点培育临港优势的石化、造船和电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经过12年的发展，新加坡制造业的比重由1968年15.1%上升到了25.3%，货物和服务出口（BoP，现价美元）从1972年31.3亿美元增至1979年的178.4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超过41.6%。同时，受益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金额的百分比）从1968年的23.5%提升至1979年44.8%。
在此期间，经济飞速发展，GDP从1967年的125.076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1979年的398.134亿新加坡元，12年年均增速超过10.1%，增长了3.18倍。（注：世界历史上，后发国家根本不缺少经济增长奇迹，大型经济体如日本和德国，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尽管1973年至1974年之间发生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依然瑕不掩瑜，发展成就斐然。而且，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历史上，通货膨胀的控制记录一直较好（好于中国）。这得益于其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控制货币发行，控制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增长。
1980至2002年是重组经济结构阶段
重化工产业饱和之后，新加坡正式提出重组经济结构战略，将工业立国转变为制造业、服务业双引擎拉动，并且开始高度关注建设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具体的举措包括：
制造业升级。
打造亚太区域性的商业总部。通过优化商务环境、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致力于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总部，将金融业和咨询业列为两大支柱产业。
海外投资战略。培育本土企业的国际观，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而发展成为跨国企业。以官方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海外工业园，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班加罗尔信息技术园和中国苏州工业园。
期间，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新加坡的GDP仍从1979年的398.134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2002年的1892.825亿新加坡元，年复合增速超过12.7%，13年间GDP总量增长了4.75倍。
2003至今是创新驱动阶段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新加坡经济，导致1997年至2002年5年间经济增速波动很大，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某种停滞。新加坡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出“创新创意为城市发展进步的引擎”，制定了“全球化、创新化、多元化”的策略，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但新加坡遇到的发展瓶颈是不容易克服的，主要原因有几点：
国内市场太小，以至于无法孕育出谷歌、腾讯这样的新技术公司。这些公司倚靠网络效应快速成长，但前提是要有一个足够广阔的市场以分摊很高的固定成本（或开办费用）。腾讯可以背靠国内10亿用户成长，而新加坡就不可能出现一家类似的企业。同理，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也难在新加坡首先开花。
人口基数太小，以至于很难在漫长的科学技术前沿线上取得领先地位，哪怕是某个细分领域。在给定的人口条件下，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企业家横空出世的概率按规律服从于正态分布，新加坡563万人口再怎么不凡，也绝不可能像美国3亿多人口基数上诞生大量的科学家或企业家，也很难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在局部取得世界级的领先地位。（注：以色列880万人口却拥有3.8万名科学家，纯属特例。想想有诺贝尔颁奖以来，有多少犹太人获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的历史积淀非一个后进赶超国家新加坡所能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倒要反思，为何无法和美国竞争？科斯的见解，或许是答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要素供给跟不上，比如劳动力的供给很难满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要。2016年8月，大伦敦政府发布了《伦敦相较于其他全球城市》报告，认为新加坡2006年至2014年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冠绝纽约、巴黎、上海、迪拜、东京、伦敦、香港、柏林等全球城市（大都市圈）样本。但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一极，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资本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回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资本都不成问题。中美这样的经济体，不得不仰赖自身的资本积累。
但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之下，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绩效依然令人侧目。新加坡的GDP从2002年的1892.825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2017年4226.791亿新加坡元，年复合增速超过5.5%，15年间增长了2.23倍。这提供了一个镜像，映照着中国未来中低速增长下的可能性。即便中低增速，经济和社会照样可以向前发展。
新加坡的忧患与潜力
老龄化社会的威胁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是 “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超过20%则为“超老龄社会”。
新加坡已于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从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年人口总数正在加速增加，预示新加坡马上要进入老龄社会。由此派生的养老、移民等问题，都必然构成了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长期大挑战。
但是新加坡政府对此早有筹谋，至少不太差钱。
据西班牙IE大学与西班牙投资促进局合作推出的《2018主权财富基金》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的两大主权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继续增长。2018年GIC资产管理规模为3785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八；淡马锡资产管理规模为235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2。比起相对家底来（简单算一算，差不多每个新加坡人都在主权基金中拥有超过10万美元的份额），新加坡显然要优于中国，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不可胜计的国有企业。
全球化的变奏
新加坡的成功与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但是全球化每次潮涌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自1965年立国以来，新加坡每每在全球化中得益，但不代表着未来也如此。新加坡先是顺利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后来又顺利承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现在要继续发展，则需要创新、创意等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有合适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小的挑战。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而言，高度国际化而且缺乏有纵深的国内市场，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弱。比如在次贷危机面前，新加坡就表现出脆弱，大国做错事照样会连累到它。
新加坡的优势和潜能
新加坡的宏观经济基础非常稳固，低失业率（2018年末的失业率是2.1%），低通胀率（2018年核心CPI为0.5%），强劲的国际收支（2018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9.50%，2018年FDI还恐怖净流入328亿新加坡元），都确保了新加坡的中期竞争力。
在2018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在整体排名中位列第二（83.5分），仅次于美国，就是新加坡的整体表现非常强劲的缘故。新加坡在七大支柱中排名前十位，在另外四大支柱中排名前二十位。
开放是这个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的显著特征，也是其经济成功的主要动力之一。即便外部冲击会对其带来不利影响，但断不至于会使新加坡长时间陷入危机的泥潭无法自拔。
微观企业方面，新加坡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与香港不同，并非是地产公司霸榜，托克集团、丰益国际、伟创力公司都以实业为主业。
另据，DP资讯和安永会计事务所一项联合调查显示，2018年新加坡营收排名前1000位的企业总营收为3.15万亿新元，同比增长13％，总盈利2108万新元，增长15.3%，营收和盈利均创32年来的新高。年营收超过1亿新元的企业有2600家，高于上年的2414家。与此同时，新加坡1000家中小企业总营收和总盈利均转跌为升。其中，总营收上升1.7％至272亿新元，总盈利上升16％至33亿新元。近五分之四中小企业都取得了盈利。所以，目前新加坡的经济还是很有活力的。
新加坡的潜能还在于以下几点（显然不限于本人有限智识列示的这几点）：
作为全球现有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仍有很大机会享受到全球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利益。不用领导全球经济发展，只是分杯羹就好了。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仅需保持对全球分工链的嵌入就能大概率做到。
移民空间，新加坡仍有余地吸引全球的富人或人才到新加坡去定居，从而提升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时代。未来的全球竞争力赢家，不仅需要具备健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还要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作好充足的准备”。 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显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在人才竞争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而且新加坡最近3年的全球排名都居于前3位。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李光耀曾说：“教育是确保下一代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元素），为国家储备了未来的增长动力，不会重蹈日本“平成废宅”的覆辙。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评估计划（Pisa）的最新结果（这个评估很权威，至少本人很信服，生发出送孩子去新加坡接受基础教育的渴望），新加坡学生不仅在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的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解决复杂问题上也很有创造力。这和投入是分不开的，新加坡2016年公共教育支出是79.34亿美元（现价），占当年GNI的2.76%（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该数据为多年恒定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