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秦朔朋友圈 ·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05篇原创首发文章
说起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就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至今，多数人还认为是李光耀选择的正确道路，才造就了新加坡今日的辉煌。一个例证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衡量，香港和新加坡（这里将二者做比较，仅因为二者都是特殊的“城邦经济体”，请区分一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为主权国家）在1961年的人均GDP几近相同，那时，香港人均GDP为3380.63美元，新加坡为3544.81美元，前者是后者的95.36%，甚至在1965年间香港还一度以较大优势领先新加坡。可现如今，香港2017年人均GDP为37927.13美元，仅是新加坡55235.51美元的68.66%。香港在落后，悲催的是落后的差距还在逐步拉大。
历史渊源与国家简况
历史
新加坡是群岛建制国家，实质上就是以一个城邦，土地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香港比新加坡大一些，是1106.34平方公里），位于北纬1°18′，东经103°51′，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北隔狭窄的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和巴淡岛，且都有轮渡联系（这种地缘关系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新加坡8世纪曾属于三佛齐王国（室利佛逝）；14世纪始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18-19世纪属于柔佛王国。19世纪初被英国占为殖民地；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侵占；而战后获得英联邦自治地位，但于1963年脱离英联邦加入马来西亚；而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1959年新加坡以英联邦自治邦的地位举行第一次大选。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并出任总理。自此，新加坡在李氏领导下，开始了经济腾飞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人口与宗教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人口主要是由近一百多年来从亚洲、欧洲等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其中以华裔、印度裔、马来裔和欧洲裔四大族群为主。新加坡建国之后，各种族群对新加坡国家身份的体认不断增加，在一些民调当中，不论华裔、印度裔、马来裔和欧洲裔都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根据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发布的《2018年人口简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新加坡总人口达563.87万人，其中公民人口增长1%，达347万人。永久居民人口保持平稳，总数为52万人，非居民人口则保持在164万人左右。人口总体维持低增长态势，2018年人口增速比2017年的0.1%有所反弹，至0.5%的水平。
新加坡汇集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除佛教、道教、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等传统大教派外，新加坡还拥有最古老的犹太教、拜火教，也拥有新兴的天理教、答亥教以及华裔新创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
1990年制定并实施至今的《维持宗教和谐法案》，促进并实现了各种宗教之间的和谐、容忍与节制的共存。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这或许就是新加坡发展的核心精神动力来源。
新加坡拥有4种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因为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渊源，《新加坡宪法》明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主要是传统需要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现实当中，新加坡以英语作为主要的通行语和教学语。
政治与经济体制
根据《新加坡宪法》，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名义元首，议会占多数的政党组建总理制内阁施政，总理是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首长。
新加坡实行的是多党制下的自由选举制度，现有合法注册的24个政党都可参加大选。但人民行动党利用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其中就包括立法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压倒性多数优势，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维持着一党长期独大的执政地位。其他23个政党则一直是在野的“反对党”，虽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但尚不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仅能发挥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如果执政党失去民心败选，其他党派自然有机会并能迅速填补空白）的作用。这被学界认为是新加坡特殊的“选举权威主义”。
批评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对其他党派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利用在议会的多数地位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打击对手等等，从而得以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但批评者同时也难以否认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民众中拥有的实际威望，在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该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65%。这种威权与民意的组合，对于外国人而言，就是谜一样的存在，但对于新加坡的多数人而言，却并不以此为忤。
李光耀及其治理传统
1959年6月3日至1990年11月28日，31年间，李光耀先生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他开创了新加坡的治理方略，并发展成为一种传统，直至今日其子李显龙（2004年8月12日至今）基本仍在这种传统之下治理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危机感之中。
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危机感。对于一个城邦而言，不可能发展出对抗暴力国家侵略的国防力量，所以国土安全是个大问题，尤其在冷战的现实威胁之下。这就是李光耀在1963年领导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目的是指望背靠马拉西亚以维系国防。这也是后来李光耀运用纵横家般的谋略，在大国政治中游走，委屈求安的原因。因为在李光耀的世界观里，很难想像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竟然能令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科威特）长时间保持政治独立，享有不可思议数十年的和平红利。
另一方面是发展危机感。对于一个有强烈政治理想的领袖来说，看到祖国人民处于后发地位无法享受高等收入国家公民的幸福生活时，自然会痛心疾首，夜不成寐。为改变落后面貌，李光耀为新加坡选定的道路是市场经济，他自然而然偏执地认为既然近现代历史已经胜过一切、雄辩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好方式，那何必再多争议。所以，为了消除左派力量的影响并巩固自身的统治，李光耀想法设法地推行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对社会实施特定的控制，压制异见以避免政治议程耽误经济发展。他内心深处恐惧某些言论或政治主张（对华友好，但在新加坡禁止共产党）会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所以不惜利用强权来扑灭之（李光耀后来也承认，“在好多重大方面… … 我们曾经不合乎司法和人身自由的原则”）。
从后继的历史看，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因政治不稳定，一直在建设和废墟中轮回；而拉美国家则是因为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导致国家在左右两派的发展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也延误了发展。这些案例似乎说明了李光耀的做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正义性。
但可悲的是，在李光耀内心深处，始终恐惧观念和思想的自由竞争，所以不能容忍科斯所言的自由思想市场，尽管他推崇并致力于在新加坡全力发展经济上的自由市场。
毕竟，人无完人。在李光耀先生逝世时，一个悼念的评价非常中肯。孙兴杰先生认为李光耀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
所谓儒家理想主义，就是胸怀“兼济天下”的“大善”去试图实现“共善”，这是指李光耀内心的精神驱动力。
所谓“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就是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所以李光耀先生敢于做事而任人评说。他的一生饱受苛责，包括“李光耀式的退休”（实则暗讽终身制）、“父子总理”等等做法都不能广泛得到认同。包括16岁的少年余澎杉（Amos Yee）都敢于冒牢狱之灾的危险而激进地批评李光耀“渴望权力而具恶意，却骗人以为慈悲仁厚”。或许在先生看来，只要新加坡能繁荣，这些污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动消失。
所谓“霍布斯式的秩序”，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追求私利但社会维持得住良序。在李光耀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当中政府高效廉洁、法治有力透明，不同族群和宗教得以和谐共存，包容性发展，堪称“良序”。
所谓“边沁的最大功利”，就是不惜牺牲个人或少数群体的利益以达成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所以，新加坡牺牲了很多西方社会引以自豪的价值而实施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或计划，本身必然导致某些个人或集体的牺牲），但也基本达致大众的群体高福利——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治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灿烂（包括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准非常高）等等。至于那些为此被碾压的个体或群体都落入历史的深渊。
总结起来，李光耀的治理传统就是：
坚持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绝对的对外开放以全力融入全球化浪潮（据WTO《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2017年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
坚持法治化维持社会良序（具体包括廉洁高效政府、社会稳定以及法治促进契约精神等等）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同时引用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务实中庸”等元素调和社会内部矛盾，鼓励多元文化包容共存以求共同成长。当然还有令人诟病的，拒绝争议而压制不同意见。
其中，新加坡威权制下的法治特别值得当下的中国学习。因为唯有透明的法治，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深层需要，才能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矛盾也会复杂化且极端化，这时候制约政府权力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变得非常重要，而透明法治则是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依赖一城之力，而跃居为全球金融中心，法治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当代经济学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证明法治和适度规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的深度和高度。相反，缺乏法治和“过度规制”（excessive regulation） 往往是窒息经济活力和妨碍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钱颖一）。
经济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