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報告預測至2030年，世界單身人口比例的躍升幅度將是驚人的20%。也就是說，10個人中就有2個單身的。
隨著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地的晚婚、獨居越來越成為時代現象，單身生活越來越成為時代潮流。在單身生活越來越被年輕人接受的同時，他們對婚姻也越來越缺乏憧憬。
在單身人口的增長方面，日本大概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最新的一份調查顯示，2015年時，30歲以下的日本成人約有三分之一從未約會過，超過40%從未有性經驗。此外，在日本18歲至24歲的未婚人口中，將近60%的女性及70%的男性於調查當時並無交往關係，比起2010年的調查提升了10%，而與2005年相比更是躍升了20%。事實上，甚至有30%的男性及26%的女性表示自己無意尋找對象。
幾十年前，慶祝單身的節日簡直難以想像，今昔的差異令人驚訝。然而，婚姻制度歷經深遠的改變，在現代社會也連帶改頭換面。中國的光棍節也不是憑空出現的，中國的家庭平均人口數歷經陡降，自1947年每個家庭5.4人降至2005年的3.1人，社會形態也從農業社會轉變成現代都市社會。
而新加坡，也是出了名了對單身人士不友好。比如，單身女性申請新加坡簽證需要通過層層審核，而新加坡政府對單身人士購房資格也有嚴格的限制，單身非新加坡公民只能購買價格比HDB貴很多的公寓。
即使是單身新加坡公民想買組屋也需等到35歲以後，若想申購新組屋還會受到月收入的限制。哎，不是我們不想買組屋，而是因為新加坡政府不允許呀 。
單身人士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且這些女性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高學歷高收入，基本實現了精神和經濟獨立。高智商又具備獨立生活的能力，自然擇偶標準也就拔高了，畢竟不能隨便找一個人拉低自己的生活質量不說還影響精神健康。如果1+1得到的結果不是大於2，那還不如繼續快樂且高質量的單著！
雖然單身人士們自己無所謂，但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世界範圍，尤其是已開發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以及越來越低的生育率。這就是由大量單身者引發的「蝴蝶效應」。
19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顯現，保持單身的大學生（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漸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
這種現象不僅引起了父母的恐慌，更受到了政府的關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
這次講話後來被稱為「婚嫁大辯論」，引起很大的迴響。
儘管這次事件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堅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變新加坡大學畢業生的婚戀狀況。
在他看來，不論是「棒喝」那些不願娶高學歷女性的精英男士，還是由政府出面當「紅娘」，甚至用稅務優惠鼓勵大學畢業生結婚，都是為了新加坡最寶貴的資源——人才。
為何發動「婚嫁大辯論」？
因為最聰明的女性反而沒結婚。
李光耀先生表示：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
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著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後果。
最優秀的新加坡女性沒有傳宗接代，因為學歷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們。
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
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或馬來族，亞洲男人都寧可娶個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
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學歷相同的男性。
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干預了。
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性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
我引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對好多對雙胞胎所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
這些孿生兄弟姐妹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別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國度帶大，他們在詞彙、智商、習慣、對飲食和朋友的好惡以及性格和個人特徵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
換句話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於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
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於沒有充分製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
我呼籲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大學畢業的女性心裡不舒服，她們的情況經我一提成了舉國注目的焦點。
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還有她們的父母親，怪我勸阻男性大學畢業生跟她們成婚。
報章輿論排山倒海般向我襲來，抨擊我是精英主義者，因為我相信人的資質是遺傳的，不受教育、飲食和培訓等後天條件的影響。
一對從事專業工作的夫婦對所謂低收入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那麼聰明的假設（其實我沒有做過這種假設）提出挑戰。
「就說小提琴家李斌漢吧，他出身牛車水的平民區，當初如果不給他機會，他根本不可能發展本身的才華。」（從小在牛車水長大的李斌漢當年被耶胡迪·梅紐因發現，赴英國進入梅紐因的學校就讀，後來成為曼徹斯特管弦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
「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義的色彩。」另一個女讀者寫道，「我是一個未婚的成功專業女性，現年40歲。我保持單身，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有人竟然認為區區一點錢財獎勵就能讓我跟第一個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後為了新加坡的未來生育出一個天才兒童，這實在是莫大的污辱。」
連當時身為人民行動黨后座議員的杜進才也對我的想法進行嘲諷。
他說，他的母親從沒上過學，父親是個書記，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必須依賴雙親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為了支持我的論點，我把過去幾年以12、16和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為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
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
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
我也公開了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
大部分獲頒獎學金負笈海外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
這些家長當中有管倉庫的、做小販的、開的士的，也有當工人的。
我把這些數據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後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傑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個從事專業工作或自雇的父親或母親。
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
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獎學金得主的雙親，如果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西方媒體對這場風波大事報道。自由主義派的西方寫作人和評論員藉此諷刺我無知，認為我滿腦子成見。
但是有一位學者為我辯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
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智商與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說過『智能水平將不斷下降，經濟將搖搖欲墜，我們的行政管理工作會困難重重，社會將出現滑坡』，原因在於那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卻娶沒受過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個例外，因為敢於公開談論低生育率在素質方面產生影響的現代政治領袖沒幾個人。」
數年後，赫恩斯坦與人合撰了《鐘形曲線》一書，把資質來自遺傳的證據擺在讀者面前。
成立社交發展署，政府出面做「紅娘」
為了緩和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我們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推動男女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社交活動。
我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一名醫生范官嬌來主持大局。
當時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
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鬆繃緊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選。
社交發展署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生不論男女，全對它不屑一顧。
國際傳媒再一次抓住機會大肆嘲諷我們牽紅線的努力和它所組織的有關活動——有專題研討會、講座和電腦課程，也有遊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的旅行。
實際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人數日益增加的現象已開始引起家長們的恐慌，個個急得四處求助。
1985年的一個夜晚，在總統府出席招待會之後，芝告訴我，跟她同一輩的女士們同病相憐地互相談論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兒未婚的問題。
她們感嘆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在大部分女性沒受過正統教育的年代，聰明的和資質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機會「出嫁」，因為沒有所謂「O」水準或大學畢業的分級。
如今相親的做法已經無法被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於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外，他們的母親何嘗沒有責任。
非大學畢業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
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為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要改變這樣的偏見談何容易。
華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馬來人尤其嚴重。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任何教育層次都有。
一大批「A」水準（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水準，或者高級中學）畢業的女性，找不到學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願意娶她們為妻。
「O」水準畢業的女性也一樣。女性只願意上嫁，男性只願意下娶，結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們高，誰也不願意嫁給他們。
為了輔助社交發展署的功能，我促請人民協會理事長成立社交促進組，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為服務的對象。
社交促進組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毀了舊有的擇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取代傳統紅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來的數字也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這使我們的問題雪上加霜。
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學程度2.3，沒上過學的4.4。
為人父母者要生育2.1個孩子才足以維持人口替代率。
新加坡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長，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卻連替代水平也達不到。
為了扭轉這個生育趨勢，我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為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
這可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卻也是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
內閣中由拉賈拉南率領的平等主義派勃然大怒，拉賈拉南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
即使確實如此，他辯駁說，也沒有必要去傷害人家的自尊。
巴克也表示不滿，不因為他同意拉賈拉南的看法，而是因為這種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
年輕一輩的部長面對資深同僚三種全然不同的見解，也意見不一。
凡事求實的吳慶瑞贊成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堅持己見，認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喚醒不可，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