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以大多數票通過這個決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學畢業母親的不滿原是意料中事，畢竟她們會比較吃虧。
但是，令我和吳慶瑞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願意接受這種優先權。
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給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
大選過後，我同意放手讓繼吳慶瑞接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我已經喚醒人民，尤其是受大專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國家的處境毫不掩飾地擺在他們面前。
但是，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尷尬，我想還是取消比較好。
已婚婦女獲稅務優惠
取而代之，我給予已婚婦女特別所得稅優惠——這次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準和「O」水準畢業生為對象，擴大範圍，避免過於強調一小群精英。
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本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這個稅金優惠果然使更多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
許多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怪政府在1960年代草率推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計劃。
這一步真的走錯了嗎？其實有利也有弊。
沒有這個政策，家庭計劃抑制人口增長，可能永無成功之日，失業和失學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只可惜我們忽略了本應預見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只生一兩個孩子，教育水平較低者則繼續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
談論家庭計劃問題的西方寫作人沒有向人們指出這一點，因為這麼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
要是我們自己早一點發現這個問題，整個運動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對象來展開——在1960年代開展家庭計劃的時候，一開始就用獎勵措施鼓勵教育水平較高的婦女生育三個或更多的孩子。
只可惜我們被蒙在鼓裡，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結果出來了，我們才看到不同社會和經濟組別的人的不同生育趨勢。
自從於1983年發表了那一次的演講之後，我定期公開以全國會考成績最優秀的10%學生為對象的調查結果，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統計分析。
新加坡人已經接受一個事實：家長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
我發表那一番演講，旨在喚醒我們的年輕男女和他們的父母，要他們採取行動扭轉當時已很嚴重的情況，隨即引發的公開議論也使情況有了改變。
▲吳慶瑞（中間）
吳慶瑞是受過訓練的統計師，在我棒喝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後的數年內，不斷研究有關數字。
他告訴我，我們無法及時解決這個問題，以挽救大多數新加坡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命運。
數字上雖然有好轉的跡象，但是卻也顯示，要扭轉這個趨勢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況對這些優秀女性不利，連帶影響新加坡。
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來得高。
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願意下嫁非大學畢業的男士，不再保持單身。
要扭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實在並非易事。
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吳慶瑞所說的，要改變這個文化差異的過程非常漫長；
感性的一面卻叫我無法接受我們不能更快一些讓男士們覺悟，消除偏見。
目光轉向世界：引進外籍人才
當富裕的西方大國改變對亞洲移民的政策時，新加坡人才匱乏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1960年代美國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亞洲人於門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亞洲人之嫌，於是決定改變，允許亞洲人移民美國，扭轉了一個多世紀來只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
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三個地大人稀的國家不久也相繼效法。
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來自馬來西亞的華族和印度族人才。
1970年代末期以後，人才短缺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約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開始移民海外。
為了確保有足夠的人才，以應付日益增長的經濟所製造出來的工作，我開始計劃引進和留住人才——企業家、專業人士、藝人、技術高度熟練的工人等。
1980年，我們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其中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物色人才，另一個負責協助這些外來人才在新加坡安頓下來。
我們的官員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招攬人才，每年為新加坡引進數百個大學畢業生，填補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業國所留下來的空缺。
一個新現象是，有越來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因為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對她們敬而遠之，大學畢業的白人卻不介意。
新加坡法律規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國妻子可以入籍新加坡，反之則不然——除非她們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職業。
許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
1999年1月，我們改變了這項政策。
這將為新加坡的國際性特色增添更多色彩。
此外，好些負笈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學認識的白人女性或日本與其他亞洲女性為妻，他們的子女充實了新加坡的人才寶庫。
隨著人們經常出國公幹或被派駐國外，同當地人頻繁交往，不同種族通婚的舊有障礙不再那麼明顯了。
我們必須改變態度，對以往被視為外來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
陳舊的偏見非得擯棄不可，否則它將成為新加坡朝國際貿易、工業和服務中心發展的道路上的絆腳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礙，我們還得面對人民擔心工作競爭的問題。
無論在專業或較低的層次，一般人都抗拒外來人才的擁入。
新加坡人明白外來人才越多，就業機會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內。
沒有外來人才，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所組織的第一個內閣，十人當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
吳慶瑞、杜進才在馬來亞出世，拉賈拉南出生於斯里蘭卡。
現任大法官楊邦孝和總檢察長陳錫強來自馬來西亞，其他海外人才不勝枚舉。
還有成千上萬個外來工程師、經理和其他專業人士在推動新加坡的發展。
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電腦，他們就是這台電腦里的額外兆位元組。
如果不以外來人才填補不足，我們永遠無法躋身一等一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