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今天（7月1日）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条例》，中资企业将循此重新检视海外布局，尤其那些假借新加坡作为国际化平台出海的。新规不仅反映地缘政治竞争正深刻改变中企的“出海”模式，也意味着新加坡将逐步摆脱过去当“中企海外跳板”的印象，且深化为它们与全球市场连接的重要枢纽。
一些在新加坡的中企人士表示，在新规下，未来借道新加坡开展国际业务的中企，须自动兼顾北京对国家安全及战略考量的要求，新加坡的角色因此将更明朗，不再晦涩。
中国新颁《对外投资管理条例》，为对外投资树立新的法制纲纪。条例虽说赋予投资者依法自主经营境外投资的权力，但也令其遵守监管，凡涉及国家安全审查、资讯报送等法定义务，皆须依法履行，不得违逆。
《海峡时报》访问了这些人士，他们普遍认为，新规短期内或令部分中国海外投资犹疑放缓，但长远看不会阻止中企借新加坡“出海”，反而促使它们重新调整海外投资及营运方式。
条例于6月1日公布，北京称之为“对外投资全流程监管”，意味着企业从项目筹划、执行、营运到退出，北京都要监管，并首次明确将境外投资与国家安全挂钩。
对于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产业，预计将面对更严格审查。北京希望掌握这些产业海外资本、技术及人才的流向，以加强监管，维护国家利益。
大多受访者认为，新规并非政策急转弯，而是把企业近年来因应地缘政治风险形成的做法与对策制度化。长期住在新加坡的中国创业者程涵表示，她接触的不少中国AI创业人士都对新规反应平静，因为他们知道，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技术跨境流动本就会受到限制。
她指出：“无论条例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实施，对他们影响都不大。中国很多创业者是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而新加坡是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大家都明白，在新加坡设公司只是一个开端，人才流动、数据跨境等环节仍须遵守中国法律。”
受访者也认为，新规不代表中国将全面限制技术外流。新加坡咨询公司RMA Group中国区总经理Celia Yin指出，不少企业目前采取观望态度，希望先观察其如何执行，再决定下一步。
她表示，一家企业通常花一年以上研究海外市场，不会因为一项新规便骤然改变国际化计划。况且，中国仍鼓励企业“走出去”，今年修订的《第15个五年规划》依然把企业国际化列为重点方向。“不是不鼓励企业出海，而是希望企业以更有序、更合规的方式去做，并留意国家安全。”
不过，也有法律及投资顾问提醒，新规将增加企业不确定性及合规成本，特别是涉及战略敏感产业的。长期协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史蒂芬生• 哈伍德（Stephenson Harwood ）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婷婷认为，新规实施初期，AI等敏感行业的海外投资可能暂时放缓，待企业熟悉新规后才恢复。
她指出，企业要是担心投资涉及国家安全，就应主动申请审批。然而，“国家安全”的定义相当广泛，界线仍不清晰，因此AI、机器人、量子科技等行业宜自动采取谨慎做法，以免违规，但审批流程势必拉长。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商业顾问Henry Wang则认为，新规不只增加审批文件，更意味着北京要掌控一切，即使资金已离境，监管仍会延续，海外投资效率或因此下降。
今年初的Manus事件，已让市场看见北京监管的轮廓。当时，中国阻止由中国团队创办、总部设于新加坡的AI初创公司Manus出售予美国科技巨头Meta，交易最终告吹，震动投资界。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过去把公司迁至新加坡后再出售给美国企业的路径，已走不通。
也有人认为，新规反而令模糊的规则变得清晰。ACV Capital管理合伙人Helen Wong表示，过去不少企业认为，只要在新加坡注册，就可避开中国监管；如今新规明明白白指出，企业是否受中国法规约束，不仅看其注册地点，更看其核心技术、人才及数据。
她认为，规则清楚反而有利投资者，因为企业知道应如何布局。
新规也再度引发对“Singapore-washing”（新加坡洗白）的讨论。自2022年以来，这一词汇频繁出现，意指部分中国企业把据点迁往新加坡，以淡化中国背景，降低西方政治审查风险。数据显示，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金额已由2022年的83亿美元（约107.3亿新元），增至2023年的130.9亿美元，并于2024年进一步升至178.9亿美元。
不过，程涵不认同中企刻意进行“新加坡洗白”的说法。她表示，自己接触的大多数创业者都以中国背景为荣，选择新加坡并非为了隐藏身份，而是因为新加坡具备中立、国际化的营运优势。
她认为，新规最大的启示，是企业打从开始，就必须把地缘政治及中国监管纳入考量，而非心存侥幸。Manus事件已提醒业界，过去暗渡陈仓的做法已过时。
她总结说，新规最终将加速市场分流：“真正希望长期立足国际的企业，会欢迎规则文义分明；至于想借新加坡掩饰背景的企业，则将面对更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