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疫情之下新加坡面临严峻的挑战，新内阁保留了经验丰富的资深成员，对4G领导团队“扶上马、送一程”，以应对并尽快度过当前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参照2004年非典结束后吴作栋辞去总理职务、由时任副总理李显龙接任的先例，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社会生活回归常态，王瑞杰及其4G领导团队自会正式接棒。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再从李显龙到4G团队，领导团队的过渡和世代交替早已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机制，但真正的挑战已然不在党内：随着新加坡社会深刻变化，4G时代是否会见证一党优势制的正式终结？
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派发展壮大，在更多选区挑战甚至战胜执政党，国会议席逐步增加，体现了新加坡民意的微妙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归结为反对党与执政党实力对比的实质性转变，而更多地反映了新加坡和国际社会大环境变化及执政党对此应变欠佳。人民行动党60多年长期执政积累的丰富经验、塑造的专业经营团队和设计主导的新加坡模式，的确使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的东南亚小国创造了瞩目成就，体现了可持续性发展。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反权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动下，执政党与民众沟通的软实力尤显欠缺。
不少选民认为，人民行动党精英化、强势、家长式的领导风格造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形象。但建国后一代的选民接受过良好教育，常年在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能更加成熟地独立思考国家公共事务。说教式地告知选民“怎么做”已经失灵，即便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之下也无法实现“聚旗效应”，因为更多的人开始思考“为什么”。随着反对党阵营出现更多成熟、理性、专业且亲民的候选人，选民有机会通过其它选择发出声音、向政治人物表明态度，尤其是提醒执政党：人民的授权并非理所当然，执政党应更加谦卑、具有能引起共鸣的共情力量。否则，仅凭传统专业精英式的作风和民众无感的数据，无法永远维持一党优势。
2011年大选前夕，李光耀声称“如果阿裕尼（集选区）选民选择工人党，未来五年将活在后悔中”，遭到社会舆论激烈反弹，最终导致工人党首次赢得该集选区并立足、连续胜选至今。全民敬仰的建国总理说教失败，也促使人民行动党反思并转变传统作风，试图以更加谦卑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倾听民众心声。
新一届国会任期开始之际，李显龙于7月31日给执政党新一届议员发出公开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期待国会有更尖锐的提问和辩论”【6】。同时，执政党在坚持精英治国原则的同时，尽力吸纳更多年轻力量进入政府，委以重任。
本届大选人民行动党提名多名40岁出头甚至40岁以下的候选人，其中6名胜选议员进入内阁，最年轻（39岁）的阁员、新任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圣辉便是代表：拥有雪梨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精通7门语言，曾在高盛集团、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等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管；同时扎根社区做过15年义工，手把手教社区老年居民使用智能手机社交软件，既具有精英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也亲近平和、更接地气。相比于年龄相仿、同为高管却遭批“精英主义”的林绍权，陈圣辉们也许才是人民行动党未来赢回民心的更优人选。
2011年大选期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选民后悔论”引发争议，来源：Yahoo
除了誓言解决民生困难、实现经济复苏，人民行动党也坦承民众对于政治多元化的诉求，主动采取措施变革政治体制，朝当前的一党优势制“开刀”。本届大选后新加坡国会出现12位反对党议员，人数创下建国55年来之最。随着国会反对党更加壮大，人民行动党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了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职衔，并效仿英国议会正式列出这一职衔的职责条款和特权，包括在国会享有优先回应权，有权听取政府在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出现全国危机时的机密报告，在国会质询、辩论和发言等方面享有与执政党议员和内阁成员相同的权利。
正如李显龙在7月27日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所说，政府将顺应多元化这个不可抵挡的趋势，让政治体制发展和演化，以回应选民诉求。在宣誓就职讲话中，李显龙甚至呼吁反对党不仅应该对政策提出疑问和批评，更应该能够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可见执政党如今不只将反对党定位为制约和监督者，更是将其视为共同建设国家的一分子。相比于父亲李光耀动辄把“精英治国”挂在嘴边，李显龙很少提及这个概念。经历了分水岭大选，人民行动党也逐渐接受新的现实：既然民意逐渐不支持国会一党独大，那就顺水推舟、主动改变现有的一党优势制。
就政党实力对比而言，工人党等反对党仍不足以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只是起到”副驾驶“的监督制衡作用，同时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民主制下新加坡国会议事崇尚绅士风度，讲究法治和程序规范，并不存在不少新兴民主国家常见的政党激烈恶斗；人民行动党对社会资源的实质掌控和“威权式法治”也有效遏制了反对力量发展壮大的可能性；新加坡选民对执政党不完全满意，但也无意选择一个替代政府，而是希望有效敦促执政党改善提高，而长期规划、高效执行、保持清廉和及时纠错恰是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多年领导下塑造的宝贵特质。
然而现阶段一党优势制得以持续，不代表其未来能够一成不变：反对党的人才基础和组织基础不断扩大，为替代政府逐渐积累条件；李光耀痕迹的逐渐淡化和新生代选民的比例增长，选民的心理和观念也可以从量变形成质变，虽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如果人民行动党的活力和纪律逐渐丧失，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足，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党优势制的难以为继也不无可能。
随着李光耀时代正式落幕，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代新加坡政治人物既不享有他的功绩，也不具备他的威望和传奇地位，更不可能像他一样以“导师”的身份指教民众选择何种私人与公共生活方式。即使未来反对党逆袭上台执政，也不可能重建李光耀时代的一党优势。毕竟21世纪的新加坡与独立初期完全不同：1965年的新加坡，富足的家庭生活、剑桥大学法学院等精英教育经历只属于李光耀和执政团队的极少数人；而2020年的新加坡“民智已开”、“国富民强”，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质教育早已为不少中产家庭共享，大众身处信息时代，对于公共生活的思考、认知和选择判断自然不再是少数精英政治人物的专利。
基于传统“精英治国”和“技术官僚主义”的一党优势制在全球范围内无不遭受民主化浪潮的冲击，而新加坡也不例外。本届大选后李显龙政府一系列主动求变的行动，已然说明一党优势制至少要在形式上做出改变、与时俱进，方有延续的可能性。
而本届大选传递的信号，正如新加坡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编辑沃伦·费尔南德斯的评论：“最终，多数选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动党掌权，但国会仍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予以制衡。”
参考资料：
【1】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简称GRC）是新加坡特有的选举制度，也是一种选区，于1988年开始实行。根据这一制度安排，集选区需要3到6人组成团队参选国会议员，胜选团队所有人均当选为国会议员。实施集选区制度的官方依据是确保国会有少数种族的代表：角逐集选区议席的团队至少其中一人必须是来自新加坡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数族群。批评者则认为这一制度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且导致人少势孤的反对党处于竞争劣势。2020年新加坡大选划分了14个单选区和17个集选区，每个集选区设4到5个议席。
【2】Arian, A., & Barnes, S. H. (1974).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36, No. 3, 592-614
【3】根据根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和《国会选举法令》，在国会选举中，如果当选国会议员的反对派候选人少于下限，选举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请若干名得票率超过15%，却在大选中落败的反对党候选人加入国会，即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拥有的权力与民选国会议员相同，不过获邀出任非选区议员的大选候选人可以拒绝受委。新一届国会共104席，包括民选议员93席、非选区议员2席、官委议员（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9席。
【4】“格里蝾螈”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政治术语，指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这个政治术语源自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将某一选区划分成不寻常的蝾螈（salamander）状，以让民主共和党得胜。
【5】“副驾驶”策略是工人党原秘书长刘程强于2011年大选期间提出的工人党的“建设性反对党”定位，即工人党就像副驾驶的司机一样，“不是去争方向盘，而是去支援并时不时提醒司机，确保他够清醒，能够完成路程”。
【6】Lee Hsien Loong, Letter from PM Lee Hsien Loong to PAP MPs on Rules of Prudence on 31 Jul 2020,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Letter-from-PM-Lee-Hsien-Loong-to-PAP-MPs-on-Rules-of-Prudence-on-1-Aug-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