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机构体制改革，国务院成立了国家自然资源部，下层机构相应做了调整，将国土规划与城乡规划整合，拓宽了规划领域和内容，尤其增强了国土利用和综合规划的意识，强调多规合一的要求，从规划思路到方法都带来了新变化。
刘：规划的学问难懂，所以要用比喻。很多城市是一碟碟杂菜，想建什么就找块地把项目丢进去。以前的新加坡是这个样子，中国很多城市也是这样，一般说法是见缝插针。所以很多规划专家会劝导城市领导考虑功能分区（zoning）。例如我在中国做规划时听过这种说法：“北边是文化区，东边是商业区，西边是教育区。”这种功能分区对城市不好，因为商业、文化和教育要有互动关系。按照这个做法，就是把这碟菜做成西餐。西餐就是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分开放在碟子上。我建议把这碟杂菜变成炒饭。烹煮炒饭，首先要决定需要什么材料，材料之间的比例，切得多大多小，最后怎么炒起来。
冠病疫情突显防疫规划的重要。柯焕章说，北京正在编制防疫规划，今后防疫规划必须与其他防灾规划一起纳入城市规划。刘太格指出，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动应分散到社区，
避免人们大小事往市中心跑，城市规划今后会更重视加强人群疏导，完善社区生活机能。
问：要炒好这一碟炒饭的城市规划师应具备哪些特质？两位对城市规划的前景有何展望和期待？有什么话想告诉新一代城市规划师？
柯：城市规划师不仅要有坚实的专业功底和相关知识，还要有相应的精神素养。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放眼未来；既要考虑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合理运营，又要考虑市民的便利生活，兢兢业业做好各项规划工作。城市规划师不同于建筑师，没有自己的纪念碑，应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境界。
城市规划既宏观又较微观，难以短期见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城市规划多为集体创作，规划师要做好综合协调工作，应有多一点付出。
中国历经了近70年的发展，已形成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体系及相应政策法规，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迅猛扩大，某种程度上城市规划跟不上建设发展的需要，有些城市建设尚显粗糙，还不尽人意。相信未来城市发展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国外有益经验，城市规划将做得更加理性，更加精细，更加切合实际，城市建设将进一步走上稳健发展的轨道，城市将越来越美好。这也是我想对年轻同行们说的话。
刘：允许我重复这几句话，做好规划要有人文家的心，规划的真正目的是为人民和土地服务；科学家的脑，把城市设计为完善的生活机器；艺术家的眼，与土地谈恋爱，在尊重自然生态与历史文脉的前提下，搞新建设。
图为北京鼓楼景观。冠病暴发后，北京城市规划部门迅速反应，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工作，现正在编制城市防疫规划。（iStock图）
再者，我们去欧洲会觉得老城区非常美，因为他们有城市的文化，而且老城没有建筑师或规划师，老城有的是建筑工匠（craftsmen）。如今，建筑教育和规划教育把建筑师和规划师培育成创意人士，越标新立异越好，所以很多建筑师和规划师会急着表现创意。但无论建筑师或规划师，都不应该是城市的主人。我们应该是城市的仆人，最重要的责任是研究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才知道规划方案里要放进什么东西，生活的机器才可设计好。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用为人类服务的立场做规划，以人和土地为本，虚心地了解城市里的人和土地需要什么。
我们做规划是在配合政治领导的政策的大前提下，做好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经济。这些愿景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做好城市规划的最高境界，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到我们的城市时，感觉十分敬佩，从而提升我们的民族尊严。此外，规划做得好，城市的功能效率提升，塞车问题减少，可对减缓地球暖化带来贡献。我就是为了这两个愿景，才会还在这个年纪仍从事规划工作。
问：冠状病毒在全球散播会如何影响城市规划？两位对中国和新加坡城市规划有何心愿？
柯：面对这样重大的疫情，对城市和城市规划势必带来一定影响，须积极应对。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很快有了响应，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工作，现正在编制城市防疫规划，进一步加强社区相应的管理工作。今后防疫规划必须与其他防灾规划一样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
刘：近期在媒体上，很多专家认为冠病会对今后的城市带来相当大的变化，我不以为然。首先，世界至今到处都有城市，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和工作上的需要，几千年来如此，不可能为了冠病而有所改变。我认为医学界迟早会找到治疗冠病的有效方法。
刘太格在中国多个地方设计了不少建筑项目，例如珠海的华发新城，是个具备可持续性的高水平住宅区。（受访者提供）
不过，我过去在新加坡政府部门边做开发边做研究时，取得一个重要的结论——城市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家庭。市底下有区域分区、城镇、小区、组团，正如家庭里有祖父母、父母、孩子、孙子、曾孙。超大城市就如一个家族，祖父母上面有曾祖父母。我们可以按级别高低，把城市的功能配套和活动分散到社区里。这个理念的好处是城市里的居民不必事无大小都到中央商务区去，从而解决中心城区居民超度集中的问题。新加坡就是按这个城市家庭的理念建设的。冠病疫情目前蔓延全球，这种城市家庭或族群的理念，今后应会更受重视。
刘问柯：中国最近几十年做了许多规划，请问有哪些好经验想跟新加坡或国外人士分享？
柯：中国近几十年确实做了不少规划，通过实践与探索，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就说说感受较深的几点吧。
一是城市规划加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改变了“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建设两层皮”“规划难落地”的问题。尤其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社会规划，不仅有长远发展战略规划，还有五年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规划，城市规划基本相继或同步进行，各阶段规划得以有机衔接，城市规划不再感到很虚，而且越来越得到市政府的重视，对城市建设的实施和推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二是城市规划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对历史城市和文化的保护、利用与发展。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历史建筑遗产，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了不少，近几十年由于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建设过程中先后又拆毁了一些。我们从教训中加深了认识，城市规划逐步重视并加强了对历史城市建筑和文化的保护，从国家到地方逐步建立了历史城市建筑和文化保护的法规体系及具体保护要求，包括历史名镇名村以及近现代建筑的保护等，都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得以较好的贯彻实施。
再说一点就是前面说过的，改变了过去空间规划和专业规划的思路和方法，加强了城市规划的综合性，我们的老城改建、新城建设或城市功能区的建设，规划特别强调并体现这一思路和做法，促进了城市建设总体水平的提升。
柯问刘：你多年来在中国城市做过不少工作，在中国新的发展形势下，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有什么新建议？
刘：要把规划做好，首先政府执行力度要大，再来要有足够国有土地搞公共建设，最后就是好的规划理念。中国政府力度大，土地是国有的，规划理念技术累积了相当好的经验，不过还是有改进空间。例如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三四倍，但农田只有美国的80％，所以一定要把基本农田做好。
第二，主张多规合一，就是各种规划包括交通和城市综合起来。新中不同的是，新加坡只有一个政府，中国城市里还有区县等各级政府，各有不同规划，现在的高级领导要求多规合一，这些都是好的趋向。中国政府最近也主张不能单把注意力放在大城市，还要关照大中小不同城市的开发。这个理念一方面有助于减缓大城市人口的剧增，同时为中国各城市增添多元化的形象，有助弘扬各地在地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
此外，中国政府最近几十年不断大量推动城市开发，累积了许多好经验，近年提升力度，推动“一张蓝图干到底”。过去，新领导上任后经常取消上一任的规划，重新做一个，现在则要根据已批的方案做到底。不过，如果坚持把不好的方案做到底，城市发展可能做不好。坚持做好好方案当然最好，所以慎重做好蓝图十分重要。
还有一点建议。城市规划首先应了解城市的基本功能，先把这个交代清楚，才加上特殊功能。就好像养育孩子，首先要给他基本学问，语言、数学、科学、历史等。如果基本功能或学术都缺乏，就学唱歌跳舞，难以成器。城市规划也是如此，先规划好基本功能，才考虑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功能。希望各地政府别为了拿出政绩，偏重特殊项目，而忽视了城市基本功能。
刘太格
1938年2月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麻坡，父亲是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舅舅陈人浩是书法家。
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近24年，曾任建屋发展局首席建筑师和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管23个新镇和50多万套住房及相关配套的开发工作。之后担任市区重建局首席规划师和首席执行官，领导市区重建局制定1991年概念总体规划。
1980年代开始受邀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工作，此后40年为中国40多个城市做规划方案及建筑设计。1992年加入多领域咨询公司雅思柏，担任高级董事，除新加坡的建筑项目，还应邀在全球50多个城市提供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服务。2017年末创办墨睿（Morrow）设计事务所，现任董事长。
同时担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CLC）咨询委员会的创会主席（直至今年6月底），也是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的董事会成员。曾荣获新加坡设计委员会金禧大奖及新加坡规划师学会杰出终身成就奖，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
柯焕章
1938年8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6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后任职于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此后40多年一直从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工作，是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1983年8月出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1986年至2001年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先后参与或主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卫星城建设规划，市区土地利用分区规划，旧城改建规划及大量居住区、工业开发区、科技园区建设规划等。其中最知名的项目是用了近10年时间一再推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建设企划。
担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和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近20年，卸职后继续为中国和北京的城市规划效力。曾任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以及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目前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顾问，以及国家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
记者：陈映蓁 摄影：叶振忠 魏尧 责任编辑：赵琬仪 美术设计：黎巧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