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西方金融机构和媒体发布宜居城市排行榜，俨如世界各大城市的体检报告。排名反映城市的政经实力，也代表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成绩单。城市宜居条件离不开城市的功能设计以及管理执行。
新加坡城市规划师刘太格和中国城市规划师柯焕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是一幅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生活全景图。柯焕章概括宜居为安居乐业，包含了良好生态环境，居住设施齐备，充分的就业机会，与时并进的公共服务配套。刘太格则提出做好规划需具备人文家的心、科学家的脑与艺术家的眼，既尊重人性，还要精算功能效率，爱护自然环境，珍视文物古迹。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师要有仆人的心态，虚心地了解城市里的人和土地需要什么。（叶振忠摄）
城市规划自古有之，但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在20世纪中期才开始兴盛，都市再生课题是近二三十年亚洲城市发展的焦点。新中两国政经体制、发展阶段大不相同，新加坡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今日的花园城市不过是200年，而北京是数千年历史名城，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完善商务中心区内商住综合功能，挑战重重。柯焕章指出，近年中国，老城改建、新城建设、城市功能建设加强综合规划， 相信中国都市未来生活越来越美好。刘太格则以养育孩子比喻城市规划，先做好基本功能，学好数理科和语言，再考虑特殊功能，如学唱歌跳舞等才艺，孩子才会成器。中国政府近年主张兼顾大中小不同城市的开发，有望减缓大城市人口剧增，也有助发扬各地城市在地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深化中国社会多元包容的人文风景。
柯焕章认为城市规划师应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思想境界。（魏尧摄）
综述
刘太格与柯焕章同龄，年过八旬，童年家境清贫，青年刻苦用功求学，多年来在专业领域积累智慧才学，深受后辈尊敬。两位城市规划师不约而同地强调城市发展建设应以居民福祉为出发点，规划时尊重城市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历史，优秀的城市规划师追求的是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视为城市的仆人的胸怀。
两位城市规划师大学同样主修建筑学，毕业后却不建房子，而是从事城市规划，接受整合、打造城市生活机能与文化资产的挑战。两人相识于40年前刘太格受聘为北京市规划顾问之时，柯焕章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后来刘太格卸下职务，每次赴北京必与柯焕章聚餐畅谈。
有关城市规划的洞见，与规划师的生活背景息息相关。柯焕章在宁波乡村长大，以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荣耀到南京升学，长时间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南京和北京生活工作。刘太格高中毕业赴雪梨半工半读念完大学，再凭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念规划兼交通，接着在纽约贝聿铭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接受纽哈芬和纽约城市生活的洗礼。
两人一中一西的城市综合经验，思考城市规划，体验异中有同，说明不同城市做规划时离不开对文化特质的领会，兼顾发展建设需求，基本民生福利，还要为城市未来升级转型留有余裕。
柯焕章对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深切感受。宁波是中国对外开放较早的港口城市之一，融合了中国城镇的形态与外国建筑和文化；南京长时间是中国南方政治文化中心，六朝时期至近代民国政府定都南京，较早吸收西方城市的建筑规划与文化。柯焕章念大学时，学校的教授多从欧美与日本留学，为学生打开国际视野。
刘太格从小接触美术，耳濡目染，长大后曾用打工存下的积蓄买船票，准备赴中国读美术。他认为中国书法培养了他对建筑比例的敏感，“因为书法不只是写笔划，还要照顾笔划之间的空白比例。”艺术和书法的学养化为他结合功能与审美的慧眼。
刘太格对于城市规划的理想，播种于新加坡英殖民地时代。20世纪早期新加坡人口160万人，每四人当中有三人住亚答屋，恶劣的居住环境激发了他要提升国家生活水平的志向。在雪梨留学时，他为了深入了解当时相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每周从星期天到星期五不见亚洲学生，只跟当地人在一起，深入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书香家庭的熏陶，加上西方城市的生活体验，使他到中国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既可用中国的角度满足建设的需要，发挥文化的优势，也能用外国的角度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局限和潜能。
人生如戏，城市是展演生命力的大舞台；城市规划影响你我谱写生活回忆的风景。城市舞台可以包容多少可能？两位长者的深度对谈让我们看到美丽且值得期待的答案。
柯焕章在1990年代初就提出北京应建设具有相应功能和规模的CBD。（iStock图）
对谈录
问：两位分别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众多企划案中，两位最难忘或引以为傲的有哪些？
柯焕章（以下简称柯）：我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了40多年，经历或主持过不少规划工作，确实难以忘怀，要选一个最难忘的案例挺难。就说说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规划建设吧。北京本没有CBD。上世纪90年代初，我具体主持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提出北京应像伦敦、巴黎、东京等首都城市，建设具有相应功能和规模的CBD，并正式纳入了总体规划内容。
1993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但北京CBD建设并没有被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许多投资建设单位所认识和重视，许多商务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写字楼、酒店、高档公寓和商业服务设施等，在城市四处分散建设，没什么项目集中到规划的CBD。
1996年底，我们组织规划人员经调查统计，发现当时北京正在建设，以及已经批准将要建设的商务设施项目达2000多万平方米。如果集中四分之一项目到CBD，就相当于一个上海的CBD浦东陆家嘴的规模。我当时心里很是着急，因此1997年初给市政府写了《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北京商务中心区》的报告，市政府很重视，很快召开政府办公会讨论，当即决定全面启动CBD的建设。
新加坡金融中心新旧建筑并存。（档案照）
可是工作开展不久，却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受此影响，CBD商务设施建设处于停滞状态，而房地产开发势头不减，CBD内规划的商务设施用地单位纷纷要求出让土地，改为建设住宅。如果这样，规划的CBD就变成住宅区了。为此我们又很着急。
到1999年底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有了转机，2000年初又给市政府写了报告，再次促请全面启动CBD的建设。市政府6月召开专题会讨论，决定重新启动CBD建设，并成立北京商务中心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市长让我兼任CBD规划建设总顾问。会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各项工作，规划设计国际招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全面展开，一些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一幢幢高楼相继拔地而起，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北京CBD已形成800万平方米规模的商务中心区，不仅促进了北京经济发展，而且成了北京的新地标，我由此感到很欣慰。
要说引以为傲的理由，就是城市规划工作真正发挥了促进城市建设发展的作用，这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刘太格（以下简称刘）：每个项目我都带着热爱去做，做完后都是我的孩子。当父母的最喜欢哪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喜欢嘛。虽然这么说，有些成就还是比较特殊。
我自1969年到1992年前后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了24年，实现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愿景，把新加坡的规划和市容提升到被公认的世界水平，这应该是我今生最受肯定的对城市规划的贡献。
我从1980年代开始受邀参与中国城市规划的工作，其中当了七八年的北京规划顾问，并因此认识了柯院长。之后数十年为中国城市做了许多规划方案，我想提提几个案例。
比如福州中心城的规划。福州是我母亲的老家，我小学上的是三山学校，三山就是福州，福州中心有三座山。我去福州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三山，但没路上去，很难看到。所以我在规划方案中加入上山的路。10几年后我去福州，说要看三山，当地接待人员说没问题。
福州是文化古城，老城区有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叫三坊七巷，虽然房子破烂，但建筑风格很独特，我非常喜欢。当时规划局说要把它拆掉，我说不行，坚决不拆。所幸他们最后接受我的建议。2015年，三坊七巷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5A级是最高的级别。我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很有幸地遇见了当时的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对我的工作给予好评。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项目是规划整个厦门岛，包括古建筑的保留。当时的政府坚持要把厦门岛的骑楼拆掉重建，我再三尝试说服他们，最后说了“你们要拆就拆，不过拆掉就是把未来旅游业的金矿推到海里去，你们愿意吗？”这句话终于有效。现在一般人去厦门岛，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个老城区。
既然这次是和柯院长对谈，我也要提提1990年代，在新中政府牵引下，做了宁波中心城直到北仑港的规划。当时从市中心的三江口到北仑港，坐车要三个多小时。规划后许多年，我为了别的事再访宁波，最大的意外惊喜是通过新建的高速公路去北仑港，车程只需35分钟。这个经验间接显示中国城市最近几十年来的改变幅度。
1992年，刘太格（右一）参观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展览，副院长董光器（左一）为他介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柯焕章（中）在旁聆听。（受访者提供）
社区防疫 综合功能之必需
问：宜居城市的建设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两位如何定义“宜居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和人口多寡是否有关系？
柯：让我定义宜居城市，简单说是安居乐业的城市。称得上宜居城市的应有优良生态环境，不仅居者有其屋，而且应有舒适的居住空间和设施；有相应的产业和就业岗位；有便捷的交通通讯设施；有完善的文化、教育、医疗、商业、休闲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当然，随着时代进步，现代城市功能和科技的发展，其内涵或目标会相应发展和提高。
我想城市的宜居指数与城市人口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当然城市规模大人口多，尤其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来说，其复杂性和难度会大些，但宜居城市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2006年，刘太格（右）与柯焕章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庆2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见面。（受访者提供）
刘：宜居城市的规划有三个要点。首先要有人文家的心。做规划是为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社会的坚韧性，为土地提升其功能和生态保护。其次要有科学家的脑，把城市规划成完善的生活机器，精确地把城市设计到功能高度完善。每个地块多大多小比例合适，每条路要多长，路与路之间的距离要多大，这些都要考虑。第三要有艺术家的眼，知道如何跟土地谈恋爱，因为生活的机器不能就这样“砰”一声放下，还须考虑天然环境和文物古迹，顺着地势，调整这部机器，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地上。我经常把上述原则总称为明智化的规划，介绍给中国城市的领导们。
人口是大问题，也很难掌控。例如中国有户口制度，如果离开户口登记地到城市里住，未必能享受大城市的福利，但人们还是会去，因为有工作机会，而且工资比较高。因此即便有户口制度，中国的大城市还是越来越大。城市经济发展顺畅，就业岗位增加，就需要人来就职，城市人口就会增加。
如果坚决要控制人口，须下决心放缓经济建设，才能控制工作岗位和人口的增加。现在中国很多超大城市在考虑“减量”，就是减少人口。我不看好这个想法。城市的问题不是人口多少的问题，不需要靠减量来解决。城市规划就是怎样在不能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找出合理、科学、优美的解决方案。
问：刘太格在2016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曾以炒饭和西餐为比喻，“中国城市规划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区。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一个综合性功能的环境。”对于这个比喻，柯焕章有何想法？刘太格是否仍抱持相同意见？
柯：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城市规划很大程度上是做空间布局规划，总体规划层面主要是功能分区的布局规划，就如刘先生的形象比喻——“做西餐”。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出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高教园区等新形势。起初我们用原来的规划思路和方法，做了一些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规划，后来发现这类功能单一的产业园区不能适应园区运营和发展的需要，意识到必须是综合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复合功能区，而且应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如刘先生比喻的“炒饭”。期间我们咨询过一些国外专家，包括刘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