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西方金融機構和媒體發布宜居城市排行榜，儼如世界各大城市的體檢報告。排名反映城市的政經實力，也代表居民生活幸福指數，乃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成績單。城市宜居條件離不開城市的功能設計以及管理執行。
新加坡城市規劃師劉太格和中國城市規劃師柯煥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是一幅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立體生活全景圖。柯煥章概括宜居為安居樂業，包含了良好生態環境，居住設施齊備，充分的就業機會，與時並進的公共服務配套。劉太格則提出做好規劃需具備人文家的心、科學家的腦與藝術家的眼，既尊重人性，還要精算功能效率，愛護自然環境，珍視文物古蹟。
劉太格認為城市規劃師要有僕人的心態，虛心地了解城市裡的人和土地需要什麼。（葉振忠攝）
城市規劃自古有之，但現代城市設計理論在20世紀中期才開始興盛，都市再生課題是近二三十年亞洲城市發展的焦點。新中兩國政經體制、發展階段大不相同，新加坡從小漁村發展成為今日的花園城市不過是200年，而北京是數千年歷史名城，如何保持城市活力，完善商務中心區內商住綜合功能，挑戰重重。柯煥章指出，近年中國，老城改建、新城建設、城市功能建設加強綜合規劃， 相信中國都市未來生活越來越美好。劉太格則以養育孩子比喻城市規劃，先做好基本功能，學好數理科和語言，再考慮特殊功能，如學唱歌跳舞等才藝，孩子才會成器。中國政府近年主張兼顧大中小不同城市的開發，有望減緩大城市人口劇增，也有助發揚各地城市在地文化及少數民族文化，深化中國社會多元包容的人文風景。
柯煥章認為城市規劃師應有甘當無名英雄的思想境界。（魏堯攝）
綜述
劉太格與柯煥章同齡，年過八旬，童年家境清貧，青年刻苦用功求學，多年來在專業領域積累智慧才學，深受後輩尊敬。兩位城市規劃師不約而同地強調城市發展建設應以居民福祉為出發點，規劃時尊重城市的自然生態和文化歷史，優秀的城市規劃師追求的是甘當無名英雄，把自己視為城市的僕人的胸懷。
兩位城市規劃師大學同樣主修建築學，畢業後卻不建房子，而是從事城市規劃，接受整合、打造城市生活機能與文化資產的挑戰。兩人相識於40年前劉太格受聘為北京市規劃顧問之時，柯煥章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後來劉太格卸下職務，每次赴北京必與柯煥章聚餐暢談。
有關城市規劃的洞見，與規劃師的生活背景息息相關。柯煥章在寧波鄉村長大，以村裡第一個大學生榮耀到南京升學，長時間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寧波、南京和北京生活工作。劉太格高中畢業赴雪梨半工半讀念完大學，再憑獎學金到美國耶魯念規劃兼交通，接著在紐約貝聿銘的建築設計事務所工作，接受紐哈芬和紐約城市生活的洗禮。
兩人一中一西的城市綜合經驗，思考城市規劃，體驗異中有同，說明不同城市做規劃時離不開對文化特質的領會，兼顧發展建設需求，基本民生福利，還要為城市未來升級轉型留有餘裕。
柯煥章對不同城市的歷史文化積澱有深切感受。寧波是中國對外開放較早的港口城市之一，融合了中國城鎮的形態與外國建築和文化；南京長時間是中國南方政治文化中心，六朝時期至近代民國政府定都南京，較早吸收西方城市的建築規劃與文化。柯煥章念大學時，學校的教授多從歐美與日本留學，為學生打開國際視野。
劉太格從小接觸美術，耳濡目染，長大後曾用打工存下的積蓄買船票，準備赴中國讀美術。他認為中國書法培養了他對建築比例的敏感，「因為書法不只是寫筆劃，還要照顧筆劃之間的空白比例。」藝術和書法的學養化為他結合功能與審美的慧眼。
劉太格對於城市規劃的理想，播種於新加坡英殖民地時代。20世紀早期新加坡人口160萬人，每四人當中有三人住亞答屋，惡劣的居住環境激發了他要提升國家生活水平的志向。在雪梨留學時，他為了深入了解當時相對先進的西方文明，每周從星期天到星期五不見亞洲學生，只跟當地人在一起，深入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書香家庭的薰陶，加上西方城市的生活體驗，使他到中國從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既可用中國的角度滿足建設的需要，發揮文化的優勢，也能用外國的角度認識中國城市發展的局限和潛能。
人生如戲，城市是展演生命力的大舞台；城市規劃影響你我譜寫生活回憶的風景。城市舞台可以包容多少可能？兩位長者的深度對談讓我們看到美麗且值得期待的答案。
柯煥章在1990年代初就提出北京應建設具有相應功能和規模的CBD。（iStock圖）
對談錄
問：兩位分別在中國和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眾多企劃案中，兩位最難忘或引以為傲的有哪些？
柯煥章（以下簡稱柯）：我在北京城市規劃部門工作了40多年，經歷或主持過不少規劃工作，確實難以忘懷，要選一個最難忘的案例挺難。就說說北京商務中心區（CBD）的規劃建設吧。北京本沒有CBD。上世紀90年代初，我具體主持編制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提出北京應像倫敦、巴黎、東京等首都城市，建設具有相應功能和規模的CBD，並正式納入了總體規劃內容。
1993年，國務院批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北京掀起了城市建設高潮，但北京CBD建設並沒有被市政府有關部門和許多投資建設單位所認識和重視，許多商務設施建設項目，包括寫字樓、酒店、高檔公寓和商業服務設施等，在城市四處分散建設，沒什麼項目集中到規劃的CBD。
1996年底，我們組織規劃人員經調查統計，發現當時北京正在建設，以及已經批准將要建設的商務設施項目達2000多萬平方米。如果集中四分之一項目到CBD，就相當於一個上海的CBD浦東陸家嘴的規模。我當時心裡很是著急，因此1997年初給市政府寫了《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建設北京商務中心區》的報告，市政府很重視，很快召開政府辦公會討論，當即決定全面啟動CBD的建設。
新加坡金融中心新舊建築並存。（檔案照）
可是工作開展不久，卻遇上了亞洲金融危機。受此影響，CBD商務設施建設處於停滯狀態，而房地產開發勢頭不減，CBD內規劃的商務設施用地單位紛紛要求出讓土地，改為建設住宅。如果這樣，規劃的CBD就變成住宅區了。為此我們又很著急。
到1999年底我們看到亞洲金融危機有了轉機，2000年初又給市政府寫了報告，再次促請全面啟動CBD的建設。市政府6月召開專題會討論，決定重新啟動CBD建設，並成立北京商務中心區建設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市長讓我兼任CBD規劃建設總顧問。會後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各項工作，規劃設計國際招標，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全面展開，一些建設項目陸續開工，一幢幢高樓相繼拔地而起，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北京CBD已形成800萬平方米規模的商務中心區，不僅促進了北京經濟發展，而且成了北京的新地標，我由此感到很欣慰。
要說引以為傲的理由，就是城市規劃工作真正發揮了促進城市建設發展的作用，這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劉太格（以下簡稱劉）：每個項目我都帶著熱愛去做，做完後都是我的孩子。當父母的最喜歡哪個孩子？每個孩子都喜歡嘛。雖然這麼說，有些成就還是比較特殊。
我自1969年到1992年前後在新加坡政府部門工作了24年，實現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願景，把新加坡的規劃和市容提升到被公認的世界水平，這應該是我今生最受肯定的對城市規劃的貢獻。
我從1980年代開始受邀參與中國城市規劃的工作，其中當了七八年的北京規劃顧問，並因此認識了柯院長。之後數十年為中國城市做了許多規劃方案，我想提提幾個案例。
比如福州中心城的規劃。福州是我母親的老家，我小學上的是三山學校，三山就是福州，福州中心有三座山。我去福州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三山，但沒路上去，很難看到。所以我在規劃方案中加入上山的路。10幾年後我去福州，說要看三山，當地接待人員說沒問題。
福州是文化古城，老城區有個非常精彩的地方叫三坊七巷，雖然房子破爛，但建築風格很獨特，我非常喜歡。當時規劃局說要把它拆掉，我說不行，堅決不拆。所幸他們最後接受我的建議。2015年，三坊七巷被評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5A級是最高的級別。我就是通過這個項目，很有幸地遇見了當時的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他對我的工作給予好評。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項目是規劃整個廈門島，包括古建築的保留。當時的政府堅持要把廈門島的騎樓拆掉重建，我再三嘗試說服他們，最後說了「你們要拆就拆，不過拆掉就是把未來旅遊業的金礦推到海里去，你們願意嗎？」這句話終於有效。現在一般人去廈門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這個老城區。
既然這次是和柯院長對談，我也要提提1990年代，在新中政府牽引下，做了寧波中心城直到北侖港的規劃。當時從市中心的三江口到北侖港，坐車要三個多小時。規劃後許多年，我為了別的事再訪寧波，最大的意外驚喜是通過新建的高速公路去北侖港，車程只需35分鐘。這個經驗間接顯示中國城市最近幾十年來的改變幅度。
1992年，劉太格（右一）參觀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展覽，副院長董光器（左一）為他介紹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柯煥章（中）在旁聆聽。（受訪者提供）
社區防疫 綜合功能之必需
問：宜居城市的建設發展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具體體現。兩位如何定義「宜居城市」？城市宜居指數和人口多寡是否有關係？
柯：讓我定義宜居城市，簡單說是安居樂業的城市。稱得上宜居城市的應有優良生態環境，不僅居者有其屋，而且應有舒適的居住空間和設施；有相應的產業和就業崗位；有便捷的交通通訊設施；有完善的文化、教育、醫療、商業、休閒等公共服務配套設施，以及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當然，隨著時代進步，現代城市功能和科技的發展，其內涵或目標會相應發展和提高。
我想城市的宜居指數與城市人口不一定有直接關係，當然城市規模大人口多，尤其對大城市或超大城市來說，其複雜性和難度會大些，但宜居城市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
2006年，劉太格（右）與柯煥章在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慶20周年學術報告會上見面。（受訪者提供）
劉：宜居城市的規劃有三個要點。首先要有人文家的心。做規劃是為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社會的堅韌性，為土地提升其功能和生態保護。其次要有科學家的腦，把城市規劃成完善的生活機器，精確地把城市設計到功能高度完善。每個地塊多大多小比例合適，每條路要多長，路與路之間的距離要多大，這些都要考慮。第三要有藝術家的眼，知道如何跟土地談戀愛，因為生活的機器不能就這樣「砰」一聲放下，還須考慮天然環境和文物古蹟，順著地勢，調整這部機器，小心翼翼地擺放在地上。我經常把上述原則總稱為明智化的規劃，介紹給中國城市的領導們。
人口是大問題，也很難掌控。例如中國有戶口制度，如果離開戶口登記地到城市裡住，未必能享受大城市的福利，但人們還是會去，因為有工作機會，而且工資比較高。因此即便有戶口制度，中國的大城市還是越來越大。城市經濟發展順暢，就業崗位增加，就需要人來就職，城市人口就會增加。
如果堅決要控制人口，須下決心放緩經濟建設，才能控制工作崗位和人口的增加。現在中國很多超大城市在考慮「減量」，就是減少人口。我不看好這個想法。城市的問題不是人口多少的問題，不需要靠減量來解決。城市規劃就是怎樣在不能控制人口增長的情況下，找出合理、科學、優美的解決方案。
問：劉太格在2016年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曾以炒飯和西餐為比喻，「中國城市規劃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區。我的做法是炒飯，馬鈴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飯，一個綜合性功能的環境。」對於這個比喻，柯煥章有何想法？劉太格是否仍抱持相同意見？
柯：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前幾十年，城市規劃很大程度上是做空間布局規劃，總體規劃層面主要是功能分區的布局規劃，就如劉先生的形象比喻——「做西餐」。
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出現了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科技園區、高教園區等新形勢。起初我們用原來的規劃思路和方法，做了一些功能單一的產業園區規劃，後來發現這類功能單一的產業園區不能適應園區運營和發展的需要，意識到必須是綜合配套，設施比較齊全的復合功能區，而且應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如劉先生比喻的「炒飯」。期間我們諮詢過一些國外專家，包括劉先生給了我們很多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