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个黄皮白心的国家。
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环太平洋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又称“经济北约”，是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相比于世界贸易组织（WTO），TPP从传统、单一、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成为现代、广义、综合的贸易协定，除经济元素以外还包含了许多非经济元素，成员国不仅受到贸易机制的制约，更要受到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生态环境、商业模式和公众评判等制约。
作为西方国家对“自由贸易”的全新注解，TPP是整体、多层次发展的自由贸易新模式。
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4），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并采取开放态度，对外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
随后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相继加入，成员国最终拓展到12个。
在WTO和APEC已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TPP的出现显得画蛇添足。不过从中国始终被排除在外的情况来看， TPP更像是西方国家刻意孤立中国的小团体，目的就是不带中国玩。而新加坡作为TPP的发起国之一，此刻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而又陌生。
毕竟这个名副其实的华人国家，一直以来都奔跑在反华的道路上。
作为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我国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随后大量华人背井离乡甚至定居海外，而东南亚作为距离中原最近的板块，也是海外华人落脚甚至定居的首选之地。
不过，虽然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海外移民历史源远流长，但华人作为外来族群，相比于特别能生娃的土著居民终归是少数族裔。再加上华人虽然吃苦耐劳，但团结度不高，从政意愿普遍薄弱，更有西方殖民者有意离间华人与土著族裔的关系的因素，所以华人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更缺乏话语权，这是有钱无权的华人总是被针对的重要因素，层出不穷的反华排华事件更凸显了这一群体的尴尬和悲惨。
所以为了融入当地社会，很多华人罔顾中国强大才让其得到尊重的基本事实，义无反顾地走上反华道路，并通过丧心病狂的抹黑作为取悦当地主流社会的投名状。
但新加坡不同，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华人汇聚之地，时至今日华人更是占到了新加坡总人口的74%，这也意味着新加坡成为世界上除中国外唯一以华族为主的国家。
理论上说，同为炎黄子孙，中新关系应该情比金坚才是，即便不是兄弟至少也应该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但现实情况是，新加坡长期活跃在反华的舞台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给我们添堵，是我们前进路上很多麻烦的始作俑者，典型如TPP。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况，静夜史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对立面，无论站着、跪着还是趴着都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中新关系生疏甚至仇恨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新加坡因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区位成为很多华人的落地生根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区位太过优越，所以自古以来新加坡也是各方势力争相觊觎的地方。
在3世纪出现文明后，新加坡先后被室利佛逝、三佛齐、暹罗、爪哇等势力统治或侵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启幕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走上殖民扩张道路。根据“教皇子午线”划定，葡萄牙向东殖民，并成为首批“造访”新加坡的侵略者，不过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却导致了新加坡的没落。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这一事件也成为新加坡近代史开始的标志。1824年新加坡沦为英国属土后，作为自由港吸引了周边各国移民的趋之若鹜，尤其是清王朝。
彼时的英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清朝的华工无疑是重要来源，新加坡华人数量在千百年来移民的基础上再攀新高。
1826年，新加坡与马六甲合并为海峡殖民地，并在1832年成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所在地，1867年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作为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城市异军突起，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新加坡更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咽喉要地，战略价值不断提升。
二战爆发后，新加坡被日军侵占，经历了丧心病狂的折磨。二战结束后，英军卷土重来，但二战的猛烈摧残使英国戴上了战胜国的头衔却不得不面临着综合国力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窘境，在对殖民地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抗英斗争此起彼伏，并最终迫使英国殖民者给予新加坡更多的自治权。
1963年，经过全民投票，新加坡脱离英国统治并加入马来西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然而，由于新加坡交税多拨款少，是马来西亚经济大头却总被当冤大头，所以新加坡对马来西亚越来越不满。再加上一心想要建立“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华人群体以邻为壑，新加坡恰好又是以华人为主的地区，所以为了强化马来人的主体地位，尽管彼时的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已经高度发达，但依然在1965年8月9日被马来西亚毅然决然地踢出了联邦，于是被扫地出门的新加坡被迫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马来西亚华人所占总人口比例也从44%骤降到24%。
从新加坡的历史来看，这里虽然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区位得天独厚，靠收过路费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优越的区位也让新加坡富裕，也依然让新加坡被各方势力觊觎。
更可怕的是，当被马来西亚“开除国籍”后，新加坡成为真正的弹丸之地，东西南北根本没有纵深不说，连最基本的淡水供应都成问题。那么这样一个“被迫营业”的小国，在一飞冲天之前，到底该如何解决活下来的问题。
这是摆在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面前的最急迫问题，从马来西亚议会大厅的门口，在新加坡“开国大典”的演讲台上，李光耀几度落泪，他似乎并不知道这个“弃子”到底该何去何从。
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经验一再表明：在国际社会从来难以独善其身的小国想要活下去，最好的选择就是深谙“墙头草随风倒”的骑墙精神，并审时度势择强而事。
所以，李光耀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美国。
之所以不是同宗同源的中国，静夜史认为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政治上，虽然新加坡离新中国比美国更近，但实际情况却是“亲美疏华”。
新加坡自立门户的1965年，美苏争霸“激战正酣”，在剑拔弩张的冷战框架下，局部热战如火如荼。美国在韩战折戟沉沙后，为防止中南半岛“泛红”，美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将魔爪伸向了越南。
不过，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的前车之鉴，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异常敏感，地面部队说什么也不过北纬17度线，并成功地让自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
这也意味着，中美对抗的前沿，在北纬17度线，而新加坡的纬度，是北纬1度18分，空间距离越南中部近2000公里。
此时的新中国，对新加坡可谓真正的鞭长莫及。但问题是新中国的军事力量尚在越南北部，但影响力却早已覆蓋了整个东南亚，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出。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后，新中国一跃成为美苏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再加上苏联大规模的工业化支持，新中国的综合国力一鸣惊人。而新中国的复兴，严重威胁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这样的老大哥地位，这也成为中苏两国在1959年全面交恶的重要原因。
中苏交恶后，北越成为中苏对抗的主要战场，虽然在对抗美国侵略时两国依旧同仇敌忾，但为了争取北越，两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中苏两国的竞争，也让中南半岛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达到高潮。
但这对于新加坡而言却是名副其实的灾难，因为无论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都是名副其实的穆斯林国家，在种族问题上本就排外，新中国的影响力鼓舞了华人族裔的斗争，却也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随波逐流”与新中国遥相呼应，那么大概率会被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恨屋及乌”。
这是新加坡的无法承受之重，所以新加坡在新中国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的靠山有且只有一个。
虽然距离新加坡万里之遥，但美国的航母常年游弋在大洋之上，更重要的是“打狗还要看主人”，新加坡只需要报上美国的名号，就足以让蠢蠢欲动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偃旗息鼓。
相比于作为大陆强国的中国，美国作为海洋强国，“自古”以来就对经营海洋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在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大陆方向的同时，美国能为新加坡带来慈父般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协，作为美国反华的抓手，涵盖了整个东南亚，所以身为成员国的新加坡追随美国反而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
其次在经济上，新加坡腾飞美国居功至伟，且产业同新中国在本质上是竞争关系。
新加坡的一飞冲天，靠收过路费不假，但能够起步则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
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掀起第3次科技革命，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开始陆续向第三世界转移，新加坡与有荣焉。
倚靠产业和资本的引进，新加坡经济一飞冲天。再加上越南战争的刺激，新加坡迅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对于基础薄弱且劳动力密集的东方国家而言，出口加工业无疑是共同富裕的“便捷”之路，但新中国的复兴改变了这一切。
“亚洲四小龙”之后，“亚洲四小虎”之所以相对黯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中国的厚积薄发。
有赖于建国后30年的工业化积累，我们的接纳和消化能力相当强大，这意味着我们能将承接的产业“为我所用”，后进的国家当然难以复制新加坡的成功。
所以，新加坡与新中国，产业本质上是竞争关系，而两者又都同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中，所以新加坡与美国更有经济上的共鸣。
可以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天然冲突，注定了新加坡不可能与新中国亲如一家，即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输出已经成为过去式，历史记忆也难以彻底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