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新加坡被从马来西亚那边给排除出去，当时大家都普遍觉得这个小岛算是彻底完蛋了。它本身没有什么资源，也缺乏广阔的腹地，只能依靠着马六甲海峡这条航道来维持。李光耀硬着头皮把国家未来的命运当作赌注，押在了这条黄金水道上面。
他这一次的赌注确实押对了。借助转口贸易、石油炼化以及金融中心这些方面的业务，新加坡从第三世界的行列当中一下子就跨入了第一世界的阵营。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九万美元，相比之下甚至超过了美国，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富豪以及企业都把总部设置在了这里。然而，身边的朋友却越发感到焦虑。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进了银行工作，工资待遇倒也不算低，但仔细核算完收支之后，整个人就变得蔫了下来。位置好一些的组屋，他根本负担不起购房费用；位置偏远的组屋，通勤时间往往要耗费两个小时。结婚的事情一直往后拖延，生孩子的念头根本不敢有。他跟我说，他们这一代人就像是一台机器一样，一辈子都在为偿还房贷而运转。
政府出资设立了五十亿新元的创业基金以及孵化器，然而仅仅只有百分之五的应届毕业生比较认真地思考过创业这件事。究其缘由，在于一旦创业失败，想要重新回到大公司就非常困难，简历上面会留下一道难以抹除的裂痕。社会当中对于稳定的追求压倒了一切，父母也常常劝告子女要老老实实地打工。
那些外来者——外派的高管以及国际精英，把新加坡当作“成功作弊码”来看待。这里税率低、安全有保障，并且是英语环境，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够赚到钱。他们不太理解本地人为什么买不起房子，因为其自身居住的是公司所租下的豪宅。
这种割裂的感受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外国人会在上面展示金沙酒店的无边泳池，本地人则抱怨房租上涨了百分之三十。本地人学历虽然比较高，但面试的时候却输在了“不会讲故事”这个方面。我们一直以来被教育得谦虚并且踏实，然而在职场里，能说会道的人往往比踏实做事的人更加吃香。
过去十年里，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中欧班列的运量上涨了将近二十倍，中国这边修建了管道，北极航道也正式开通。马六甲海峡已经不是一条必经之路，新加坡这个“收费站”的生意变得愈发难做。虽然它仍然是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是其刚需属性已经被稀释。
内部的问题同样棘手：生育率仅为0.97，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倒数位置。年轻人养不起孩子。劳动力方面出现短缺，税基有所萎缩，养老金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政府引进了移民，但却推高了房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新加坡就像是一座精致的玻璃房，经不起什么磕碰。过去凭借稳定、规则以及过路费所构建起来的模式，正在被逐渐瓦解。大国之间的博弈迫使它选边站队，中国正在减少对新加坡转口贸易的依赖，产业链也在发生转移，马六甲海峡的价值在下降。
开国的那一代人敢于下赌注，李光耀当时赌的是新加坡能够存活下去。现如今，换一份工作要犹豫半年之久。政府发放资金补贴，也无法营造出“允许失败”的文化。冒险精神其实依靠的是社会对于失败的宽容，而并非依靠补贴。
新加坡是否能够扛得住下一轮冲击？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如果继续把稳定当作唯一的信仰，以此来框住年轻人，那么这座繁华的城市将会变成一座精致的牢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