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新加坡被從馬來西亞那邊給排除出去，當時大家都普遍覺得這個小島算是徹底完蛋了。它本身沒有什麼資源，也缺乏廣闊的腹地，只能依靠著馬六甲海峽這條航道來維持。李光耀硬著頭皮把國家未來的命運當作賭注，押在了這條黃金水道上面。
他這一次的賭注確實押對了。藉助轉口貿易、石油煉化以及金融中心這些方面的業務，新加坡從第三世界的行列當中一下子就跨入了第一世界的陣營。它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九萬美元，相比之下甚至超過了美國，全球範圍內的許多富豪以及企業都把總部設置在了這裡。然而，身邊的朋友卻越發感到焦慮。
我的一位大學同學進了銀行工作，工資待遇倒也不算低，但仔細核算完收支之後，整個人就變得蔫了下來。位置好一些的組屋，他根本負擔不起購房費用；位置偏遠的組屋，通勤時間往往要耗費兩個小時。結婚的事情一直往後拖延，生孩子的念頭根本不敢有。他跟我說，他們這一代人就像是一台機器一樣，一輩子都在為償還房貸而運轉。
政府出資設立了五十億新元的創業基金以及孵化器，然而僅僅只有百分之五的應屆畢業生比較認真地思考過創業這件事。究其緣由，在於一旦創業失敗，想要重新回到大公司就非常困難，簡歷上面會留下一道難以抹除的裂痕。社會當中對於穩定的追求壓倒了一切，父母也常常勸告子女要老老實實地打工。
那些外來者——外派的高管以及國際精英，把新加坡當作「成功作弊碼」來看待。這裡稅率低、安全有保障，並且是英語環境，只要來到這裡，就能夠賺到錢。他們不太理解本地人為什麼買不起房子，因為其自身居住的是公司所租下的豪宅。
這種割裂的感受在社交媒體上表現得相當明顯：外國人會在上面展示金沙酒店的無邊泳池，本地人則抱怨房租上漲了百分之三十。本地人學歷雖然比較高，但面試的時候卻輸在了「不會講故事」這個方面。我們一直以來被教育得謙虛並且踏實，然而在職場裡，能說會道的人往往比踏實做事的人更加吃香。
過去十年里，外部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中歐班列的運量上漲了將近二十倍，中國這邊修建了管道，北極航道也正式開通。馬六甲海峽已經不是一條必經之路，新加坡這個「收費站」的生意變得愈發難做。雖然它仍然是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但是其剛需屬性已經被稀釋。
內部的問題同樣棘手：生育率僅為0.97，在全球範圍內處於倒數位置。年輕人養不起孩子。勞動力方面出現短缺，稅基有所萎縮，養老金方面的壓力也比較大。政府引進了移民，但卻推高了房價，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新加坡就像是一座精緻的玻璃房，經不起什麼磕碰。過去憑藉穩定、規則以及過路費所構建起來的模式，正在被逐漸瓦解。大國之間的博弈迫使它選邊站隊，中國正在減少對新加坡轉口貿易的依賴，產業鏈也在發生轉移，馬六甲海峽的價值在下降。
開國的那一代人敢於下賭注，李光耀當時賭的是新加坡能夠存活下去。現如今，換一份工作要猶豫半年之久。政府發放資金補貼，也無法營造出「允許失敗」的文化。冒險精神其實依靠的是社會對於失敗的寬容，而並非依靠補貼。
新加坡是否能夠扛得住下一輪衝擊？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如果繼續把穩定當作唯一的信仰，以此來框住年輕人，那麼這座繁華的城市將會變成一座精緻的牢籠。
